2. 强调基功、注重传承
这两批学生里，最小的只有5岁，有的还尿炕呢，大的也不过十三四岁。学校除了教课，还要管理学生们的生活起居。李盛斌第一次立校办学，什么都得从头摸索着干。没有教学大纲，就按照当年富连成的来搞。
学生们一天的作息安排是：早晨五点多起床，喊嗓、练武功，拿顶、翻跟斗等。洗漱早饭后，九点钟练基本功，压腿、踢腿、下腰等，之后是排戏。午饭后休息到两点钟，下午基本是文化课，语文、数学、书法、脸谱、音乐一类。晚饭后七点钟开始学戏、排戏、上大课。
京剧学校整体上以教武戏见长，特别强调基本功和武功的训练，所有学生包括女生，都得翻跟斗，打靶子。一二年级主要练基本功、武功，多排演《泗州城》这些大武戏，通通都上去。到二年级下半学期才根据各人特点分行当，学文戏。和富连成不同的是，作为新时代的人，李盛斌也比较重视文化课教育。他要求学生一定要学好文化课，不光是提高文化素质，对理解戏中人物也有帮助。
另外，李盛斌还注意让那些梨园世家子弟尽量继承本家行当。王子成是名丑王长林之孙、王福山之子。他回忆：我们学校有七八个唱丑角儿的，大都是原来唱花脸、小生、老生后改的，唯独我上来就是三花脸。放假回北京开家长会，我妈去找校长，说我们孩子凭什么唱丑儿，家里几辈都唱丑儿，怎么到他还唱丑儿，唱别的不行啊。校长当着我的面说，就因为他家几代都是干这个的，他就得唱丑儿。现在看来，校长的意识是传承。

4. 严格要求、一视同仁
李盛斌坐科14年，为练就一身过硬的功夫是吃过大苦的。京剧演员特别是武生要想成名成家，少年吃苦是必须的。可年幼的孩童又有几个肯吃苦的，严格的约束甚至体罚就成了科班先生的必要手段。从保护青少年权益看，打骂当然不可取；但从逼人成才的角度看，也不失为一种有效方法。后来倒是不打不骂了，好角儿出得也少了。
那段科班生涯深深铭刻在李盛斌心里，他回忆说：“尽管老师们对学生十分严厉，不时罚学生以大板，甚至错误地打通堂，但他们那颗希望所有学生都能成才、都能争气的殷殷之心，即使是未成年尚不明事理的孩子也能深深体察到的。我深深地感激我的老师，对老师那种无以言状的感恩之情，伴随着我一生的舞台实践。”这种富连成情节一直萦绕着李盛斌。当然，参军受党教育多年，他不会再允许教师打骂学生，但他继承了富连成严于教育的传统。

毛宗伟回忆：校长很严格，只要是在课堂上，无论是文化课还是练功课，他都不允许学生搞小动作、交头接耳，就是耗腿也得安安静静的。大伙都怕他，他有种威严。生活中我们小孩子爱打打闹闹的，他走过来看你一眼，都老实了。教戏时他会拿个小木棍儿点拨你，但他不打学生。
王子成回忆：校长在艺术上是个很严厉的人，不少同学怕他。排练厅就在他家对面，他家有面大镜子，他在家坐着喝水就能看到排练厅。我练功爱偷油，有次早功练完前面的，到抄小翻儿时就不走了。吃早饭的时候，校长就来找我了：你今儿小翻儿怎么不翻了。我说，手腕子疼。他说：疼长麻木抽。疼就是长功呢，麻木是抽抽呢，你得练，不练不行。我们早功七点钟开始，有老师帮我们抄大跟斗，他去了，也帮着老师抄。有时候我们走虎跳（侧手翻）、打飞脚，他也去看，用教鞭点播着，矫正我们的毛病。

李盛斌给学生们抄功

一百多孩子聚在一起，调皮捣蛋的事少不了。对待调皮或者条件不好的学生，李盛斌也以长者宽仁之心待他们。徐尚宾回忆：困难时期学校去了建瓯一段时间，我们用弹弓把农民的冬瓜打得都是窟窿。第二天农民扛着冬瓜找来了，开始校长还以为是当地人来慰问呢，哪想是来告状的。结果校长把冬瓜买下来了。
学生白学河回忆：校长不许我们游泳，怕出危险。我们几个爱玩，中午跑到江里游。校长发现我们不见了，就跟到江边，把衣服都拿走了，我们几个只好光着屁股跑回来。
王子成记得一件事：学校离西湖公园近，有天下午我拿根棍儿去那玩，正好有只大猫跑过来，我一个大刀花过去，嘴里还喊着：“着”，结果把它打死了，我一看赶紧跑。第二天早晨校长把我叫到屋里：昨天武松打虎你打猫啊。我还分辩：没打死啊。校长说：人家老太太都抱着猫找来了，说光光头的京剧学校小孩把我的猫打死了，得赔5块钱。当时5块钱不是小数目，又不能报销，结果校长掏钱赔了。
孔小富是县剧团送上来的学生，各方面条件都不太好。李盛斌曾经找他谈过话，委婉地建议他选一条更适合的道路，别耽误自己。孔小富当时就哭了，说：我非常喜欢京剧。李盛斌就再也没说什么。第二天，李盛斌比平时早起半个小时，陪孔小富练打把子。李盛斌的想法是，打把子不用好嗓子，也不用翻跟斗，今后可以在舞台上给人当下手，当老师教把子功也行。后来孔小富成了二级导演。他说，李先生是校长，牺牲自己的时间，既无名又无利的，给一个弱势的人、一个无望的人以希望。他一直记着。

6. 紧跟潮流，演现代戏
从1959年以后，全身心投入到学校的李盛斌，自己已经很少演出了，而京剧学校的学生们则从1959年后开始有了登台的机会。有时在福州公演或省内巡演，更多则是去前线慰问演出，整个福建基本都跑到了，每次都是李盛斌带队。因为是小孩子演的，很讨俏，每次去慰问，部队都热情地欢迎招待他们。

李盛斌和学校学员演出后合影

经过“大跃进”和三年困难，耗尽元气的中国到1962年开始复苏。这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提阶级斗争，整个国家又开始向左的轨道疾驰。春暖先知的戏曲界率先动作起来。从1963年春天起，现代戏运动从上海发起，迅速扩展到华东其他六省。李盛斌和他的京剧学校也不是桃花源中人。
1953年，李盛斌曾有过京剧“无法表现现实”的困惑，但经过十年的风霜历练，并且有着很强党性的他，不会置身于这场现代戏运动之外的，而是让自己努力去适应，去靠拢。
毛宗伟回忆说：“校长没有排斥现代戏，他对新思想接受得很快，积极支持。”上海是现代戏的中心，李盛斌让学生们去上海戏校学演了《柜台》、《抢伞》、《审椅子》等剧目。武戏是京剧学校的特长，为了排演叫得响的武戏，学校还让学生们到部队去体验生活，向侦察连学习格斗，后来化用到一出《奇袭》的戏里。

李盛斌虽然接受了现代戏，但他还是强调要“用传统表演技巧表现现代生活”。他在1958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传统的戏曲艺术形式在群众中经了多年的考验，是群众所喜闻乐见的, 今天的群众要求在舞台上表现他们自己的斗争生活，也要求我们能够用他们已经批准了的、所熟悉的、认为美好的形式来表现。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把运用戏曲传统形式来表现现代生活当做我们重要的任务。”
李盛斌可以接受京剧的内容是新的，但坚持京剧的传统形式不能丢，再丢就不是京剧了。他力图守住京剧最后的底线。

1964年夏，新中国最大规模的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拉开帷幕。大会盛况空前，18个省、市、自治区的29个剧团上演了37个剧目。福建省缺席。这大概也刺激了李盛斌的雄心。1965年，由他任艺术顾问，学校精心排演了一出《红色少年》，讲一群用阶级斗争思想武装起来的孩子的故事。当年在华东区汇演中反响很好，准备进京演出。就在这期间，“文革”来了，李盛斌在“文革”初期遭受残酷迫害，而施以摧残之手的，正是这些“红色少年”。
从1958到1965，京剧学校办校七年，教戏百余出，排演了大量传统折子戏，培养了近200名学生，后来大部分学生被分配到福建省及地市京剧团，将京剧之花遍散在福闽大地，为福建京剧发展储备了后续力量。20世纪80年代初，由李盛斌任顾问排演的《真假美猴王》轰动全国，还被拍摄成电影。这出戏的大部分演员都是李盛斌的学生。
（未完）

校长喜欢踢足球，打乒乓球，下棋，打扑克，和我们一起玩。他早年也是很爱玩、很时尚的人。别人穿长袍时，他已经西装革履了；别人坐黄包车时，他骑一辆英国“兰令”自行车到处跑。他还组织过一支足球队，在京城小有名气。后来学校组织球类比赛时，他当裁判，嘴里还会冒出几句英语——据说是和当年的外国裁判学的。和学生们玩的时候，有时他也像孩子似的，下棋输了会不高兴，把棋盘一推——“不玩儿了！”也只有在日常生活和游戏中，还能找到一点当年李老板潇洒自如的风采。

1947年李盛斌在上海

作为一个党员，他谨守“听组织话、服从组织命令”这条线。他曾有几次机会可以调回北京、上海，但最终都服从了组织安排。
他是北京人，从小生长在北方，即使在福建安家多年，还是保留着老北京的一些生活习惯。比如爱吃炸酱面，可是福建的酱沙子太多，老伴儿李婉园用纱布就着水揉酱，把沙子沥出去才能给他做这口儿。他一直有哮喘病，福建秋冬潮湿阴冷，屋里又没有暖气，每到秋风起时，哮喘就容易发作。随着年龄的增大，他的思乡之情越来越重。李幼斌回忆说：“父亲晚年病重时曾听他在梦里说过：炒肝、卤煮火烧。”

50年代的全家福

1959年有一段时间他受中国戏校之聘，到北京教学。那段时间他给钱浩梁说了《伐子都》、《武松打虎》、《界牌关》三出戏。据说周总理看了《伐子都》，对李盛斌说：你教了一出好戏。

李盛斌教钱浩梁武松打虎
李盛斌的技艺，正需要像钱浩梁这样的青年演员中出类拔萃者去领悟、传承。己艺可传，也是艺术家最值得欣慰的事。而在福建京剧学校，他面对十几岁的毛头孩子，更多做的是开蒙的工作。李盛斌曾经苦口婆心地告诫贪玩的学生：“你们好好学，不白学，就是以后改行，有这身功夫也比别人强，你手脚灵活，头脑灵活。”这殷切的话里，透着一代大武生的无奈和寂寞。
1959年中国戏校曾提出调他过去。福建方面征求他的意见。他说：“我想回家。但福建如果需要我我就留下。”“我想回家！”这是多深的期望啊，但最终个人还是服从了组织。

五、度尽劫波
1965年10月，李盛斌辛苦培育了七年的学生们毕业了，少数尖子被分配到了省京剧团，一部分去了下面市县的剧团，乐器专业的基本上留校，总之绝大部分学生有了自己的去处。但这时的李盛斌并没有多少欣慰和自豪，更多的是迷茫。因为戏曲改革的趋向，正完全转移到以现代戏为中心，而学校过去七年主要教传统戏，今后这个学校何去何从，不知道。学校没有继续招生，但也没撤销，李盛斌和其他老师就挂在那里，观望等待。他没想到，一场灾难就要来了。

有一件事李盛斌很多年后都记得。
他回忆：有一回我的老伴给我送烟，被人看见，一把夺走，说反革命分子还抽这么好的烟。她发怒了，不顾一切地上去夺。这可不得了，“牛鬼蛇神”家属敢反抗，结果我们双双被罚跪在一条长条板凳上，从晚上九点一直跪到夜里四点。看守的人起夜看到我们还跪在那，要结束这次罚跪了。但他却不开口，而是绕到背后，用脚使劲一蹬板凳，扬长而去。我们老两口摔到地上，久久爬不起来，一直哭到天亮。

徐尚斌还记得“文革”中见到李盛斌的情形：1966年10月我从北京回到学校，校长已经被关牛棚了。我看到他唯唯诺诺、哆哆嗦嗦地在扫地，完全没有了当年的风采。我也只能是偷偷地打个招呼，不敢多说，多说对谁都不好。有时候会用眼神递交递交，算是一种心理安慰吧。
王子成和白学河1966年底回到学校时，也是看到李盛斌被关在楼下干活。当时有个看押的学生问李：你认识他们两个吗？李盛斌向他俩鞠躬，说：子成同学、学河同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