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复：【资料】推荐几篇阿炳的长文材料

三）阿炳在敌伪时期晚上为什么不从光复门进城
　 在日寇侵占无锡期间，阿炳生活上的主要来源，是依靠在通运路（俗称马路上）和北塘一带旅社中卖唱所得。每晚要到十点钟左右才能进城回家，当时的城门在傍晚七点钟便要关闭，出入城门必须持日本宪兵队发出的特别通告证才得通行，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只要听到阿炳琴声，守城门的日本兵便会开一条门缝让阿炳进城，有时阿炳为日兵奏一二段乐曲作为答谢，用单弦拉出一些声音，阿炳随口说一句“谢谢东洋先生”，凭这一点有些人便说阿炳是“汉奸”、“没有骨气”，这也是无锡人对阿炳有争议的问题之一。其实这只是阿炳为了生计，为了回家的权宜之计，守门日兵也有同情阿炳才放他入城，这无可厚非。阿炳今天晚上口称“谢谢东洋先生”，明天便在“三圣阁”前大骂“东洋赤佬”了。
　 奇怪的是阿炳不论是在马路上，还是在北塘卖唱，只从老北门进城，从不走光复门这条近路。据阿炳讲：进光复门必须要路经盛巷硝皮巷口，那里有一家日本人的下等妓院“大和家慰安所”，如果遇到醉酒的日本人，要他硬拉一段，那会很惹麻烦，他是不愿再干的，所以他宁可多走一段路从老北门进城。

如果在正常情况下，阿炳生活虽苦一些,还能过得去,如果城内出了枪杀敌伪人员等事端,那么便要关城门,这样阿炳便断了生活上的主要来源,这时便会和董催娣二人到东大街口“喜福里”饭店，老板李喜福知道来意便会免费供应饭食，帮助阿炳度难关。
　 阿炳虽然经济困窘,但是他并不是像叫花子一样衣衫褴褛,即使是打着补丁的长衫,也是干干净净的。阿炳也并非叫花子一样身上脏兮兮,而是很注意卫生的，因为他几乎可以随时到“混堂”里汰浴。阿炳每天卖唱回家，总是晚上九、十点钟了，他就到崇安寺公园路上的“升泉”浴室去，这个时候浴客们都回家了，是“收汤”时间了，他一个瞎子倒正好能定定心心进去洗。这时候，董催娣就拿着胡琴琵琶等乐器先回家，因为这些不能碰到浴室里的水汽的，而浴室的堂倌会搀扶阿炳一把。阿炳的浴资，是记在“大纶柏记估衣铺”的老板沈柏根的帐上的（这家店的伙计洗澡也是记在老板帐上的），他也是阿炳卖唱的主顾之一，对阿炳也不错。所以，阿炳三日两头就能洗澡，而不用担心浴资的开销。

（七）　阿炳没有“挚友”，只有“知音”
　 据我所知，阿炳由于他的特殊身分——既是一个多才多艺、身怀绝技的民间音乐家，同时也是一个穷困潦倒、迹近乞丐的卖唱者，所以和他打交道的人虽多，他却没有一位“挚友”，只有“知音”。
阿炳的知音，据我了解，抗日战争前有杨荫浏。杨早年与阿炳的交往，主要是切磋各种乐曲的技艺，所以杨对阿炳了解至深。抗战后阿炳的知音则是祝世匡，祝是祝栈弄巨商之后，资财雄厚，一生不求名利，只醉心于音乐，家中不单有名贵琵琶、三弦、琴、瑟、筝等民族乐器，更有各种高档的西洋乐器，单是进口钢琴便有三架，其中一架三角钢琴既古老又名贵，祝世匡对各种中西乐器都很精通。
　 １９３８年盛巷内有一家“俞永成烟纸店”，店主俞成志是一位评弹票友，又是一位民乐爱好者，在这家店中聚集着好几位民乐爱好者，他们经常在此集合演奏国乐，一天阿炳路过该店，听到里面乐器二胡的发音格外高亢，他听了一会便上前请教，这些演奏者对阿炳当然很熟悉，由于身份不同，在接触中保持着一些距离。当天拉二胡的正是祝世匡，他却诚心地指导阿炳，二人从此建立了密切的关系。
交往中祝的家人还反对他与形同“叫化子”的阿炳来往，但祝不顾这些，后来阿炳也指导过祝世匡二胡的弓法。阿炳和祝都有一个坏习惯，喜欢咬指甲，在弹琵琶时又不戴铜指甲，因此琵琶的音色特别厚、润。祝和阿炳的交往直到阿炳临终，阿炳在录音时所用的胡琴，也是祝世匡去中兴乐器店帮他借的。阿炳和祝世匡虽然身份地位不同，却是一对真正的知音。但祝世匡是一位不谙世事的公子哥，对阿炳生活上的困境是不会想到关心的，所以也没有给他经济上的帮助。

十）　阿炳最后卖唱到底在什么时候？
　 现在所有回忆阿炳的文章，都提到阿炳１９５０年录音时说，“已有两三年没有拉琴了”，照此推算，阿炳结束卖唱生涯应该是１９４８年。但据许墨林所编的华彦钧年谱中说：阿炳不满现实，说唱“金圆券满天飞”嘲讽国民党统治腐败。（唱词：“金圆券，满天飞，花花绿绿‘好东西’，早上可能买条牛，晚上只能买只鸡。十万金圆券，只够量升米。”——摘自无锡市史志办公室出版的《民间音乐家华彦钧》第２３６页）。
按金圆券是国民党政府在１９４８年８月１９日发行的，金圆券的崩溃出现在蒋经国上海推行限价政策失败之后的１９４８年１０月底，当时我在报馆负责经济方面的报道，对此段历史十分清楚。由此可见阿炳至少在１９４８年底还在街头卖唱，距录音时间最多只有一年半。而１９４９年的７、８月间，我们晚上乘凉时还请经过我家的阿炳演奏过乐曲，这时离１９５０年夏季录音也只有一年。
　 那时，在无锡黑市上还能买到毒品，后来人民政府加紧禁毒，彻底消灭了毒贩，街头上才不见了阿炳卖唱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