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与痛的边缘

六个梦
我的身体在音乐中兴奋无比，每一粒细胞都在以超常千倍的速度分裂，成长，衰老，死亡。
——卫慧
音乐把我卷走了，在它明亮的激流之中。
——舒婷
这个世界在音乐里变成了平面，我摸到华丽的色彩。
——棉棉
破碎的吉他声让我感觉像是在森林里迷了路。
——村上春树
有朋友问我没有了音乐你会怎么样。我说没有了音乐我会丢失５０％的快乐，音乐就算不是我生命中的最爱但起码也是次最爱。这个暑假我帮电台写稿，写那种乐评性质的东西。我一天一千字稳扎稳打不急不缓地写，写到后来让我错觉自己是个很专业的乐评人。但“错觉”就是错觉，哪怕这种错觉清晰得让人信以为真。就好像“真实的谎言”一样，管它再真实，“的”字前面的永远只能是定语，主干还是“谎言”。
所以我写的东西很可能只有我自己鼓掌，而在别人眼中就只是个狗屁。
麦田守望者·绿野仙踪
我很喜欢《麦田守望者》那本书，所以当我在音像架上看到“麦田守望者”这个乐队时我就开始冷笑，我想：一个蹩脚的九流乐队。这年头“借名气”的事件越演越烈。棉棉的《糖》掀起狂澜的时候马上就来了本绵绵的《甜》。卫慧的《上海宝贝》火了之后，马上出来卫己的《广州宝贝》。不过这个“宝贝”是个男人——实在很难想象一个男人竟然称自己为宝贝，想想就起鸡皮疙瘩。
带着坏孩子的反叛心理我把那盘叫《麦田守望者》的专辑买回了家。听了之后我知道我错了，错得离谱。
我一直在想应该如何界定他们和他们的音乐。如果硬要说他们是朋克也应该是属于后朋克的，因为他们有很多背离朋克的法则，那种被我妈称为“杀猪时的嚎叫”在他们的音乐中很少，所以最后我只能称他们为“独生物种”。
他们的风格四个字就可以概括了：低调晦暗。晦暗到了什么程度呢？如果你整日嘻嘻哈哈一副弥勒佛的样子，如果你认为这个世界美好得如同童话世界里的水晶花园，那你就听听他们吧，看看他们怎样升起落幕的悲剧。
较之他们如《ＯＫ！》、《你》等一上来就十分抢耳的歌，我更喜欢如《时间潜艇》、《英雄》等带有缓慢迷幻色彩的音乐。纯真的年代时光的河，迷离的幻境伤感的人，童年的木马夏日的雨，沉睡的英雄走错的棋。主唱萧玮用他冷漠的声音一遍又一遍地展示着这个工业时代悲哀的阴影。吉他也好鼓声也罢，一切行云流水不着痕迹，在灵感之神面前我臣服了。
有些偏执的朋克分子对“麦田守望者”不屑甚至不齿，因为他们认为麦田守望者的音乐已经不“地道”了，不“朋克”了。对此麦田守望者说：“只有朋克精神，没有朋克框架。”很对，我举双手双脚同意。
朱哲琴·七只鼓
知道朱哲琴的人不少，喜欢她的人却不多。因为她音乐中的个性太强烈了。有个性的东西会有人喜欢，但不会有太多人喜欢。这是人类社会自古沿袭下来的大悲哀。以致于“个性”被用来用去成为了伪君子口中看似夸你实则贬你的微妙词语。所以当你听到有人说你“有个性”的时候，你就该审视一下自己：是不是锋芒太露了？
我用“西藏女人”来定义朱哲琴。本来我想用“央金玛（西藏音乐诗歌艺术女神）”的，但她毕竟是人不是神。朱哲琴音乐中的西藏情结让我十分着迷。有人说青藏高原是人类童年的摇篮，因为冰期的降临，人类向低处迁移，而西藏人不肯离开高原一步，他们仪表着人类最后的坚守。我对这种坚守顶礼膜拜。
那一年／磕长头匍匐在山路／不为觐见／只为贴着你的温暖／那一世／转山转水转佛塔啊／不为修来生／只为途中与你相见。
我常常感动于这种宣言般的赤裸裸的真诚，同时为现在的年轻人感到悲哀。他们在互联网上把名字换来换去地谈恋爱，真诚早以无处可寻了。作家说：没有了真诚的爱情仅仅是色情。
接触朱哲琴的时候我念初二，身旁的人被商业流行牵着鼻子走，剩我一个人在西藏氛围中摸爬滚打垂死坚持。我对所有不喜欢朱哲琴的人嗤之以鼻正如他们对我嗤之以鼻。他们告诉我朱哲琴不漂亮不出名不会搭配衣服。我觉得他们太浅薄。我说，我就是喜欢。他们没词了，那些微妙的眼神告诉我他们认为我是不可理喻的怪物。怪物就怪物吧，美女也会爱上野兽的。我自己安慰自己：其实你是个被施了魔法的王子。
初二的暑假我到处游说人去西藏，当然结果以失败告终，并且也令别人更加坚信我的神经搭错了。
那一个暑假我闷在家里翻来覆去地想西藏。醉人的青稞酒温暖的氆氇，闪亮的酥油灯光滑的转经筒，圣洁的菩萨虔诚的佛，怒放的格桑花飞扬的哈达，难道我们的结局只能是
我一生向你问过一次路／你一生向我挥过一次手吗？

暑假结束，我背着空书包去报名。我随心所欲地走在冒着热气的水泥马路上，听着《拉萨谣》。四十八层的广电大厦刚刚落成，公车票价涨到三块，对面走过来的女生长得不错，围着西瓜飞的苍蝇很浅薄。整个社会如流沙般变化不止，惟独我依旧固执而近乎病态地爱着西藏和那个西藏女人。
窦唯·幻听
我问别人知不知道窦唯，别人都会说：“知道，王菲的老公嘛！”这种回答实在让我哭笑不得。这是一种世俗的悲哀。同样的事情还有很多，比如“著名艺术家之子×××”，“著名烈士之女×××”等等等等。人格高尚者以此为耻，人格低下者以此为荣。北岛说：“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相信明眼人早已读出了其中的无奈和悲哀。现在暂且不谈窦唯的人格高尚与否，总之窦唯对这种现象是不满意的，这也很可能是他与王菲最后决裂的原因之一。好了，就此打住，再说下去就太八卦，与那些花边新闻记者无异了。其实我都耻于称他们为记者，人家有没有女朋友，离不离婚，买什么牌子的衣服，用什么样的马桶关他们屁事呀。如果就写出来的文字的存在价值而言，也许我比他们更像记者。
窦唯专辑的封面与歌名都很具有诱惑力。封面大多是氤氲模糊的水墨画，色彩一定要暗，感觉一定要幻。很多时候画面的内涵都是由买者的主观意愿决定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歌名曾让我痴迷得近乎中毒，一些很朴素很民族的东西被单独提出来之后，其内在的张力排山倒海。如：《荡空山》，《山河水》，《三月春天》，《出游》，《幻听》，《竹叶青》，《序·玉楼春·临江仙》……
窦唯的音乐应该是属于夜晚的。我喜欢关掉所有的灯，拉上窗帘，然后抱着腿静静地听，然后我会想起“天籁低回”这个词语。窦唯的音乐给人一种春末夏初的味道，湿漉漉的，光滑而精致，清淡之中春草发芽，伤花怒放。
窦唯对音乐很执著甚至固执。他认为歌词无足轻重，所以从《山河水》开始他一点一点蜕变，到《幻听》时，歌词已经退化为音乐的一部分了，同鼓声、琴声、吉他声一样。他甚至使用自己造的字以便营造更多的意象。这正应了崔健的话：“语言到头来都是障碍。”这种勇气令我折服。
我的同学有种奇怪的理论：喜欢王菲的人就不会喜欢窦唯，反之亦然。这叫什么理论呀？也许你称它为理论它自己都不好意思。
我喜欢窦唯，也喜欢王菲。矛盾在哪里？我看不出。
王菲·当时的月亮
太过商业化的东西我不喜欢，人也好歌也好电影也好，因为喜欢的人多，人一多身价就掉了。“物以稀为贵”嘛。幽兰绽空谷，雪莲傲山巅；狗尾巴草到处都是，却没有人把它插在花瓶里。
但王菲是个例外。例外的意思通常就是独特。王菲的唱功不容置疑，一首普通的《红豆》也可以唱成传世经典。她的音色本来很清丽，但却常常唱出慵懒的感觉，迷迷糊糊地拉着你走遍尘世。说她小女人也好新人类也罢，她既然能在商业化音乐中异军突起，成为我的“例外”，那她就自然有成为例外的条件。
至于那条件是什么就不是我所能讲得清楚的。
佛曰：不可说，不可说。
朴树·那些花儿
一个可怜的孩子，我只能这样定义朴树。说这话让人觉得好像我是个饱经风雨洞穿世事的得道高僧。天知道我比朴树小多少。
朴树不太懂得人情世故，有点像桃花源里的人。对着照相机不懂得摆ＰＯＳＥ，唱歌不带动作，上台领奖不懂得要感谢公司，说声“谢谢大家”就下去了。孩子啊孩子！
朴树的歌很内敛，同时又有向外突围的趋势。他的声音纯粹就是一个大男孩嗓音，没有受过任何专业的训练，我甚至可以听出他有些地方气息错了。但这种原始朴实的声音常常给我质朴而厚重的感动。
朴树说他有点自闭，他更喜欢唱而不喜欢说。他觉得音乐亲热而人群冷漠动物善良人类危险。他用长发遮住眼睛是为了“不把这世界看得太清楚”。他是为一些人一些事而不是为自己生活，“艰难而感动，幸福并且疼痛”。

我听朴树的时候会想起村上春树。也许是因为他们都一直在讲述“伤感而优美的青春，多情而孤独的年代”吧，只不过一个以音乐为载体，一个以文字为路径。
朴树的音乐底蕴就是孤独，彻头彻尾的孤独。这种孤独不是末日后一个人站在荒凉的大地上仰望大得吓人的月亮时的孤独，而是站在像鱼一样穿梭不息的人群中间茫然四顾的孤独。前者是绝望，后者是残忍的绝望。
我想起一篇超短篇小说：世界末日后惟一活下来的人独自坐在房间里，这时突然响起了敲门声。我常常在想，当敲门声响起的时候那个人应该是什么样的心情呢？是恐惧？是困惑？是欣喜？或许都是，或许都不是。我觉得那个人就是朴树，孤独地守护着地球，所以他对外界才会有那么强烈的抗拒。
朴树歌声中与生俱来的无助感是学也学不来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郭富城翻唱他的《旅途》。尽管郭富城也许唱得比朴树纯熟，ＭＴＶ拍得更精致，但始终没有朴树的厚重撞击力。再加上那些我不喜欢的商业运作，一句话：没感觉就是没感觉。
朴树的歌里面《那些花儿》是我最喜欢的。我的一个笔友说歌里明媚的笑声和水流声让他觉得自己老了，那是挡也挡不住的怀旧感觉，是对纯真年代的一次回望。
有些故事还没讲完那就算了吧／那些心情在岁月中已经难辨真假／如今这里荒草丛生没有了鲜花／好在曾经拥有你们的春秋和冬夏／那片笑声让我想起我的那些花／在我生命每个角落静静为我开着／我曾以为我会永远守在她身旁／如今我们已经离去在人海茫茫……
花儿·幸福的旁边
花儿的崛起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因为他们是中国第一支未成年乐队。“未成年”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他们是和我们一样大的愣头青，他们也要面对父母的唠叨作业的压力高考的威胁，他们是《美国丽人》里莱斯特说的“ｔｙｐｉｃａｌｔｅｅｎａｇｅｒ（典型少年）”：“ａｎｇｒｙｉｎｓｅｃｕｒｅｃｏｎｆｕｓｅｄ（愤怒、缺乏安全感、迷惘）”
中国是不乏摇滚乐的，不论“质”如何，反正“量”是达到了。特别是近几年，乐队和乐手就像少女脸上的青春豆一般层出不穷。老的少的有希望的没出路的伤感的兴奋的低调的愤怒的，如：新裤子、陈底里、玩笑、苍蝇、暗室等等。以至于中国商业流行歌手在专辑成功之后会自豪地说：“我让香港和台湾的人们知道了大陆并不是只有摇滚乐。”
一般来说，走到了巅峰之后就难有什么突破了，随便你朝哪个方向走都是“下坡路”，无一例外地走向死亡，明智之举是激流勇退，但结果一样，只不过是形式华美一点的死。比如唐朝吧，六年前《梦回唐朝》把中国的摇滚乐推向了极至，极至意味着无法超越，无法超越就意味着死亡。六年后《演义》的推出正式宣告了他们的死亡，人们整整六年的期盼其实只是一种“死缓”。
有了上面的一大堆废话之后也许你就会问：“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答案是因为他们年轻。天不怕地不怕的年轻冲动，神采飞扬的少年激情。
大张伟是个大天才，是块大金子。很多时候都是我要用一张稿纸才能写出来的内心感受他三两句就唱出来了。
花儿专辑里的“开场白”写得很好，允许我“借用”一下：
他们是“花儿”因此急着长大急着开放，他们所关注的是“放学”之后怎么快乐地打发时光，一起唱歌还是上街转转，零花钱冰激凌还是留着买打口带。他们偶尔也会伤感，因为青春期综合症正在学校里蔓延；他们偶尔也会幻想，因为书上说明天是美好的；他们偶尔也会问一些愚蠢的问题，因为生活和老师教的并不太一样。他们不知道在接受访问时感谢公司，不知道在直播时不能随便批评自己不喜欢的音乐，甚至不知道在大明星面前要假装恭敬。他们在时代的浪尖上无忧无虑地看着卡通片吃着零食，时刻准备着扮演新时代的主人。
杂志上说那些成名已久的乐评家在听过这张专辑后难以组织原本得心应手的词汇，而词穷地说出一句“太好了”。我对花儿的评价也是“太好了”。（这里隐藏着一种“我也是成名已久的乐评家”的阿Ｑ精神，我发现我不但善于自我批评还善于自我标榜。）
完结篇
六个梦做完了，黄粱六梦之后我仍然是一个普通的高中生，为生活为考试忙得头皮发麻。我为我自己鼓掌因为我年轻因为我幸福（尽管很多时候我在抱怨生活的无奈与无聊）。
很喜欢《幸福的旁边》：
现实有现实的空间／梦想并不容易实现／醒来时才突然发现／自己一直都在幸福的旁边。
要理想不要幻想，要激情不要矫情。凡事知足常乐。

可现在我知道自己完蛋了。我是真的完了蛋了。
我文科全年级二十一名，理科二十二名，势均力敌，不分上下。本来我很知足，我也应该知足，因为用老师的话来说就是“二中前一百五十名就能上重点，前三十名则是重点中的重点”。但现在我却有点希望自己是小Ａ那样的——文科方面是聪明绝顶的诸葛亮，理科方面却是扶也扶不起的阿斗。那我就可以屁颠屁颠地头也不回地奔文科去了。
但问题在于理科就像我的右手，文科就像我的左手。我吃饭写字用右手，但翻书打牌却习惯用左手。
生存还是死亡是哈姆雷特的问题。
现在左手还是右手却是我的问题。
班主任走进教室，周围开始安静下来。她说她要谈谈文理分科的事儿。我以为她会像往常一样告诉我们二中的文科没有理科好；我以为她会像往常一样劝我们都选理科以便留在本班；我以为她会像往常一样告诉我们二中的文科生就像玻璃窗上的苍蝇，前途是光明的但道路是没有的。但“我以为”仅仅是“我以为”，而且我以为的通常都不会正确。
她告诉我们学校答应给我们年级的文科生配最好的老师，所以想读文科的人请放心地去。
这是个致命的诱惑，我觉得心中的天平有点倾斜了。
讲完之后老师笑容满面地问我们：“你们是读文还是读理呀？”我的感觉像是她在问我：“你是砍左手还是砍右手啊？”在我还没有做出选择之前全班就已用响亮的声音回答：“理——科——”
我看到老师笑得很满意。
当众人散去的时候，我轻手轻脚地走上讲台，向老师说我要一张文科填报表。尽管她很诧异但她仍什么也没问就给了我一张。我趁机问她：“老师，我是适合读理还是读文？”老师说：“你很特别，我觉得你文理都合适。但你读文也许走不了读理那么好的学校。”既然老师都这样说了我还能怎样呢？我乖乖地退下来，心中的天平重新倾斜回来。
我拖着大包小包的行李出了校门。我忽然想起原来高三一个学生说的话：
“天这样东西么是专门让人担心刮风下雨以及会不会塌下来的，地这样东西么是专门让人害怕地震岩浆以及会不会裂开来的，时间这样东西么是专门让人觉得对不起自己对不起国家对不起全宇宙的，高考这样东西么是专门考验我们是不是会疯掉的，分科这样东西么是让我们知道从小接受的‘全面发展’教育是根本错误的。”
我伞也不打地走在雨中，很是悲壮。
天气热得简直不像话。温度越高物质越不稳定，化学如此，思维如此，心情如此，此原理放诸四海而皆准。我像只郁闷的猫在客厅里来回游荡，一边看着坏掉的空调一边望着左右手不住叹气。
热。烦。又热又烦。
隔壁那个刚考上高中乐得要死的女生正在学林晓培歇斯底里地叫“烦啦！我烦啦！”我有点同情她。现在就烦了，烦的日子还在后头呢！

我望着手中的文科填报表不知是否应该下手。我妈说我一天起码问三十次“左手还是右手”，我觉得自己很有哈姆雷特的味道。
７月３日放假，７月１０日返校选文理科，我有七天的时间可以考虑左右手的问题。但现在已经７月７日了，我的时间不多了，在这种非常条件下，我不可能“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但不是只有我一个人烦，我安慰自己，高三的学生今天开始上考场拼命了。
文科表上一共有四栏：家长意见，班主任意见，学校意见，最后才是自己选择文科的理由。于是我发现自己的意愿被摆在无足轻重的地位。发现这一点时我惊诧不已，我还一直傻傻地以为念书是个人的事儿呢！
于是我很听话地去问我的家人，从父母一直问到爷爷奶奶再到表哥表妹，结果每个人都斩钉截铁地从嘴里蹦出两字儿：理科。我心中的天平大大地倾斜。
我想到打电话问小Ａ。我打电话到小Ａ家去结果家里没人，我又打小Ａ的手机结果他在上课，他说晚上来找你好不好？我说好。
小Ａ并不是在自己上课，而是上课教别人。他为一家电脑公司对客户进行初级培训，待遇挺不错的，公司甚至给他配了手机。他已经拿到了全国计算机操作高级证书。在这方面我认为他是个人才，而他认为自己是个天才。他说自己干那份工作实在有点大材小用。我对他的自信佩服得五体投地。小Ａ的人生格言是：人就活这一次，理应活得飞扬跋扈。
小Ａ晚上来找我的时候我正在看《焦点访谈》，他说出去走走？我说好。
大街上的霓虹已经升起来，整个城市显出一份与白天截然相反的味道，地面仍然发烫，空气却开始降温。
小Ａ说你理科那么好为什么要读文科？
我说因为我想念中文系。
小Ａ说你知不知道现在选中文系被认为是走投无路的选择？
我说我知道但我就是想念中文系。
小Ａ说我知道你写一手好文章，但有没有哪所大学会因为你发表的十几篇文章而收你呢？天底下写文章的人不是一个也不是两个。广告牌掉下来砸死十个人，九个都会写文章。
我说是啊天底下写好文章的人不要太多哦，我算什么东西。
于是天平严重倾斜，大势已去，我的左手回天乏术。
回到家，我告诉父母我决定了：我读理科。父母立刻露出一副“早该如此”的表情。而我自己却没有那种终于做出决定如释重负般的高兴。
没有人是被砍掉了左手还会高兴的。
决定做出之后我开始疯狂地看小说，说是为了补偿也好最后的晚餐也罢总之我看得昏天黑地。这样的结果并没有“让我一次爱个够”，然后转身“走得头也不回”，相反我越陷越深不可自拔，我发现我永远也无法放弃我心爱的写作，也无法松手放开我心爱的中文系，我的左手握着文学，就像乞丐握着最后的铜板舍不得松手。
于是凌晨五点我悄悄起床，像个贼一样在自己的屋里填好了文科表。我趴在写字台上一笔一划写得很虔诚，当我写完的时候一缕霞光照进来，照着我的左手。很温暖。
我父母肯定无法相信我就这么随随便便地在没有找准目标的情况下把我的未来扔了出去，而且是瞒着他们扔出去的。我想他们知道了一定会很伤心。我有很重的负罪感。
同时我又安慰自己：你是独立的你很有主见你真棒。但我做梦的时候又有人对我说：你是盲目的你不孝顺你真笨。心中的天平剧烈地晃动，一会儿这边加上几个砝码，一会儿那边搁上几个重物。我不断地做出决定又不断地把它们否决。我熬夜看一本本的财经杂志，也熬夜算一道道的物理习题，直到最后我把自己搞得很憔悴，直到最后我不得不一遍又一遍地对自己说：相信自己，不要动摇，顶住压力，天打雷劈导弹炸，是人是妖都放马过来吧！
７月９日的晚上我很早就倒在了床上。我在黑暗里睁着眼睛死活睡不着。我安慰自己：没关系没关系，明天一切就定下来了，今晚好好睡，今晚好好睡。
７月９日，高三的学生都考完了，他们应该在狂欢了吧？为什么周围这么静呢？他们是在沉默中爆发了还是灭亡了？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明天我必须做个决定。
伟人说：自己的命运由自己掌握。这话没错。可在我双手掌握命运的同时它们又被别人的双手所掌握着。脑子里的问号像赶集的人流似地挤出来。
砍掉左手还是砍掉右手？
左手还是右手？
左手？右手？
……
７月１０日。早上八点，我静静地坐在桌旁喝牛奶。母亲问我：决定选理科了？我在喉咙里不置可否地应了一声。我下定决心，如果这次文科考进了全年级前１５名就选文。
我到学校的时候同学基本上都来齐了，我发现除了我之外没有人把分科当回事。我问了十个人，十个人理所当然地告诉我“理呀”，没有一个人选文。没有一个人。
成绩单发下来了，我看到文科名次下面写着“１８”。我的头都大了。按理说我应该放弃，可我不甘心。
老师收文科表的时候只有小Ａ一个人走上去。那张表格被我死死地捏在手里，我想坦然地走上讲台交给老师，但我发现自己站不起来。我就那么定定地坐着，直到老师说“放学”，直到同学全部走完。
我看到了我的软弱与无力。
南半球的蝴蝶扇动一下翅膀就可能在北半球引发一场台风。可是任我挥断了胳膊踢断了双腿楼房也不会掉下一块砖来。掉下一块砖多好啊，砸在我头上多好啊，那我就可以顺顺利利地去见马克思了。
我看到了我被禁锢的自由。
有个故事说鸡的寿命本应该是七年，但机械化饲养的“肉鸡”七个星期就被杀了。它们的一生只见到两次太阳：一次是刚出生（还不一定），另一次就是从鸡场到“刑场”，而且吊挂着双脚，鸡头在下，眼睛里充着血，看着这个颠倒的世界。我不知道自己的眼睛有没有充血，但我眼中的世界的确是颠倒的世界。
我看到了我的中文系。
它现在在对我挥手说再见了。通向中文系的大门缓缓关上，就像紫禁城的城门一样缓缓关闭，带着历史的凝重把美丽的斜阳就那么关在了门外。

突然间雷声轰鸣，大雨降下来。不过既不温柔也不缠绵，雨点是向下砸的。
我像七天前那样冲进雨里，同时我想到了张国荣的《左右手》。
“从那天起我恋上我左手，从那天起我讨厌我右手。”
我把文科表丢掉了，我满以为它会借风起飞，结果它一下就掉到了地面，然后迅速地被雨水浸透了。纸上的黑色钢笔字迹渐渐变得模糊，最终消失干净。原来“白纸黑字”也不一定就是不可更改的东西。我确定自己发现了什么但我说不清楚，我为我说不清楚的什么感到悲哀。
我确定自己流泪了，但我分不清脸上哪些是雨水哪些是泪水。
不知是那天雨特别大还是我走得特别慢，总之我回家后就发烧了。睡了两天后我才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医院的床上打点滴。床边围着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一大家人。我告诉他们我选的是理科。我希望像电视剧里演的那样他们抹着眼泪说：“孩子，你别读理了，你选文吧！”然而他们却告诉我：你的选择是对的。
于是我悲哀地发现电视剧真的不能同生活划上等号，尽管我一千一万个希望它能像真的生活一样。
胸腔中那块小东西这次碎得更加彻底。我隐约地看到我心爱的中文系在天边向我微笑，然后就头也不回地走掉了。
我很难过，我躲在被单里悄悄地为我的左手默哀。
上课没多久我就发现生物老师真是个人才，他花了三分钟的时间就从草履虫的细胞膜讲到了寒武纪时期地球上的三叶虫是如何的嚣张。我想他上上辈子一定是个周游列国的大说客，而这辈子做这个小小城市里小小中学的小小生物老师真是被埋没了。不过他好像是很满足的样子。
自从我生物考了个很辉煌的成绩之后他对我莫名微笑的次数日渐增多，当然这并没有使我产生什么特别的认识，除了知道他有一口整齐的白牙齿。其实那次生物考试有太多的不确定性因素掺和了进来，太多太多的不确定最终确定了我的辉煌。回想起来，生物考试的小小辉煌其实是在我前面五科全部考砸之后破釜沉舟的背水一战，所谓的哀兵必胜所谓的豁出去了。但这一切生物老师是不知道的。所以他才会对我充满信心而且异常快乐。无知者不仅无畏而且无忧。无知多好。
生物老师对我说：你是适合学生物的。这句话在我听来就像是在说“你是超人”一样。这样的话谁信？反正我不信。我对穿着白大褂拿着试管看着显微镜的生活历来就是敬而远之。与其研究什么高分子什么ＤＮＡ我不如去做法医，可以在死人身上左拉一道口子右刺几个洞，最后让坏人得到惩罚还好人一个清白，但无辜的是死者。法医的工作有点像“鞭尸”。我这样告诉小Ａ。小Ａ听后马上从我旁边跳开，在离我两米的地方上下打量我，最后一字一顿地说：你、不、正、常！我说这么久你才发现你的反应够迟钝的。
但面对生物老师的热情我多少得有些回应。于是我在生物晚自习上捧本厚得足够砸死人的参考书跑上讲台，然后努力让自己的眼神充满求知的欲望。既让老师开心又减轻我的负罪感，这种事情我做。
老师讲到寒武纪的时候我莫名兴奋，我想我是爱上这三个字了。但我少得可怜的地理知识仅仅让我知道这是几亿年前古生代的第一个纪。但我高一的时候地理知识是相当好的，我不要太好哦！毕业会考的时候我地理拿了Ａ，并且让身边的几个对我而言是陌生人的学生也拿了Ａ。我觉得我挺大方的。
而我现在只知道在寒武纪之前或者之后有个大冰期，地球变成个美丽的冰晶球，到处是
大块大块的冰，到处是嗖嗖地刺骨的风。
所有的生物全部死亡或者蛰伏。
就像现在的高二三班。
期中考试班上的同学全面败北，失败得史无前例。我们班是全校惟一的一个市先进班集体，但这次的成绩让所有的老师不仅大跌眼镜而且跌碎眼镜。从我在年级狂跌三十名但在班上还算“下降幅度中等者”上就可以看出其惨烈程度非同一般。
班主任说我们失败是因为我们骄傲。政治老师说是我们不够重视。英语老师说因为我们死板不会变通。数学老师说我们浮躁。物理老师说我们粗心。等等等等。八科老师走马灯一样转过之后我们发现原来自己如此地千疮百孔，于是夹起尾巴做人。
夹起尾巴做人。我第Ｎ遍地告诉自己。但不知是我没有尾巴或者我的尾巴太长了，总之夹起尾巴做人对我来说其困难程度相当于一道五星级的物理题。所以我冒着晚自习迟到的危险出校去买王菲的新专辑。
买回来之后我发现第一首歌就叫《寒武纪》，于是我大叹值得值得死都值得。
专辑里对寒武纪的解释颇有点搞笑：寒武纪，宇宙洪荒古生代，天地初开第一纪，那时候恐龙还没来得及与三叶虫相遇唱游，海藻跟大地纠缠了八千万年，天荒地老，由寒武纪开始。尽管整张专辑都是由林夕作词，但我依然有点不相信上面一段话出自林夕之手。林夕的词要么迷幻要么凄美要么无聊（多数情况下是前两种，所以林夕是我很喜欢的词人），但绝不会搞笑。要林夕搞笑就像是要周星驰去演《活着》一样——不过他多半会演成《死了》，笑死的。
不过现在班上很少有人笑了，因为要夹起尾巴做人。班主任以教室为圆心做全方位的侦察，每个窗户下都闪烁过老师敏锐而极具洞察力的目光，不过我们尾巴夹得很紧，所以老师的目光一天比一天明亮。甚至在被理科生认为是用来补充睡眠的政治课上也有理科尖子动用他们无坚不摧的理性思维去和老师争辩一些关于马克思的问题。小Ａ说这是理科班的奇迹。我们说其实班主任具有００７所需要的全部条件。
所有的一切排成排，高考排在第一个，友情爱情七情八情统统排后面。老师说这天经地义，父母说这理所当然，我们说那好吧好吧。其实人是很容易妥协的，有时甚至不用压力。时光如洪水猛兽一样席卷一切，手中留下的是一些看似实在其实犹如空气一样抓也抓不住的东西，比如硫酸比如二次函数比如能量守恒。至于指缝中溜走的是什么没人去想也没人敢想。心里悬得慌。
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美好年代过去了，我们都是走钢索的人。

试卷好像一夜之间变多了，如雪花一样一片一片在教室里飞舞。开始还有人问哪儿来那么多试卷啊，后来也没人问了，习惯性地抓过来就做。老师曾经说过：到了高三如果你一见到试卷就拿过来做的话那说明你进入状态了。现在想想我们是提前进入状态了。渐渐地人也变得有些麻木，只记得有天化学老师说拿出我们这个星期发的第二十四张卷子。听了让人想自杀。
时间依旧流转街市依旧太平。但平静的表象催生底层的暗涌，沉默的中心孕育惊世的爆发。爆发的中心是大黄和财神。听人说他们“在班主任的帮助下认识到自己更适合读文科而决定转班”。谁都知道这是班主任优化班级结构的第一步。大黄和财神决定转班的那天我和他们一起吃饭。吃完饭我们三个人倒在床上看窗外的天幕一秒暗过一秒。大黄说初中毕业的时候老师每天都对我说你要加油争取考个好的学校，结果我他妈的真的就考进来了，但现在除了班主任之外没有老师知道我的名字。财神说初中毕业我考体育特招生的时候老师早上五点就起床陪我练习，那叫温暖，但现在我和老师擦肩而过他们都不会认出我是他们的学生。大黄说要是有来生我一定从高一就死命地学。财神说要是有来生我从初中就死命地学，他妈的不就是把自己弄得只会做题弄得傻掉吗，谁不会啊。我说如果来生还要这么学的话那我就不要来生了。说完之后我们三个就傻掉了，没人说话。后来财神对我说：小子你以后想我了就呼我，他妈的就是我在火车上我也跳下来找你。我说你放心好了我专等你上了火车之后呼你。说完之后我觉得鼻子酸酸的。大黄说走吧去上最后一节晚自习。出寝室的时候才六点四十，可是天已经彻彻底底地黑了。路灯微弱的光芒死命地撑开一团光明，可是也被粘稠的黑夜渐渐侵蚀。我猛然想起这已经是冬天了。于是我叫他们先走我有点事。他俩一走远我的眼泪就掉了下来，我咬咬牙骂道：他妈的这叫什么事儿！然后我擦干眼泪匆匆地赶去晚自习。
后来他俩真的转到文科去了。
而我留在理科班垂死坚持。学会忍耐学会麻木学会磨掉棱角内敛光芒。学着十八岁成人仪式前所要学会的一切东西。
直到伊甸园长出第一颗菩提／我们才学会孤寂／在天鹅湖中边走边寻觅／寻觅／
最后每个人都有的结局。
我的生活开始变得像罗布泊的流沙，无数的旋涡拉扯着我向下沉。尽管我知道下一秒钟我就可能被淹没，但我无动于衷，任流沙一点一点地淹没我的脚、膝、胸、颈直至没顶。我想冰期到了我蛰伏一下也好，我的电池快用完了我要节约能量。我只要等到大地复苏时醒来，那时候一定春暖花开阳光明媚，青蛙复生美人鱼歌唱，那时候我就又可以和他们一起在晚上熄灯后挤在同一张床上听磁带，可以张开翅膀自由滑翔。
可是，可是。可是昨天生物老师满脸微笑地告诉我大冰期是出现在寒武纪之后的。于是我悲哀地发现真正的冰期原来仍在不远处等我，就像一颗温柔的地雷等待我去引爆。而现在——这个寒武纪一样的高二只是冰期前的小小寒潮。于是我开始思考冰期降临的时候是不是真的人仰马翻天崩地裂，我还可不可以坚持到冰雪消融的一天。没人知道。
而我现在只希望冰期永远都不要降临，如果一定要在这个期待上加个期限的话，我希望是一万年。

二中的校训之二：高一已经到了，高三还会远吗？据说高二的版本是：高一已经过了，高三已经来了。
我们一直有个美丽而恶毒的愿望：高三毕业后把所有的试卷来一次烈火中的永不超生。但现在它们却是我们最珍爱的宝贝，别说全部烧掉，就是少个一张半页的都会捶胸顿足痛不欲生，接着赶紧借朋友的去影印一份。因为老师长期而高频率地告诉我们：你们做的题都是经典中的经典，高考很有可能遇上。尽管我们知道这种可能性是万分之一或千万分之一或是更低，但只要有这种可能存在我们就义无返顾。我们相信这个肥皂泡般脆弱的可能，每天期望老师能金口玉言。
二中的校训之三：做一百分的习题，涨一分的高考成绩。
一到夏天学校的花就开了，开得灿烂开得夺目开得让我们想拍手唱：我们的祖国是花园，花园的花朵真鲜艳。
滨江路两旁的树木上开满了米粒大小的白花，微风一过就会有雪花似的花粒落下来，像
六月雪，我们称为“又一个夏天的冤案”。
滨江路是寝室到教室的惟一通道。有人说，如果要杀二中的学生，只要堵在滨江路，保你杀个一干二净，因为二中的逃学率为百分之零。当然，类似这样的统计还有很多，如百分之零的留级率，百分之百的毕业率，百分之百的及格率等等。就是这些百分之零和百分之百让我在一年里丢掉了全部的骄傲。
但毕竟满地的鲜花给了我们一个好心情。老师说，你们的一天是从走上一条铺满鲜花的道路开始的。我听了很受用，但小Ａ说，我们正踩着鲜花的尸体。一句话把我恶心得不行，一脚踩下去都马上提起来。
花落到地面上就变成了黄色，日复一日地提醒着敏感的我们：工业盐酸是黄色的，浓硝酸也是黄色的。小Ａ每天路过都会对我说：盐酸带黄色是因为含有三价铁离子，而浓硝酸带黄色是分解产生的二氧化氮溶于硝酸的结果。这不能怪小Ａ，他爱化学爱得要死。他曾经弯着眉毛脸上带着些许挑逗的表情阴阳怪气地对我说：“化学是我永远的爱人。”弄得我全身起鸡皮疙瘩。
由于学校的花儿们二中得了个全省绿化先进单位的称号。我并不认为这是学校的绿化工作做得好，就正如我不认为二中的高升学率不是因为教学条件好而是因为身边有无数个强劲的对手一样。学校会繁花似锦完全是因为类似新加坡的高额罚款。“摘花者罚款一百元”的白色木牌随处可见，就犹如万绿丛中的一堆白骨。“花到堪折直须折，莫到无花堪折枝”的古训在这里被驳得体无完肤。不仅不能作为摘花的理由，连平时说说也会被骂得狗血淋头。老师们对花儿近乎病态的关爱让我们一致认为他们上辈子一定是美丽的花仙子。
当我第二次看到花开的时候，我迎来了我高一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暑假。大把大把的时光从指缝中溜走，留下许多叫知识和情感的东西被紧紧地握在手里。
高一的最后一个月我过了十七岁的生日。朋友说你又长大了一岁。小Ａ说，你又老了一岁。小Ａ总是这么悲观，他始终坚信“面包落地的一面一定涂着黄油”的理论。我不想那样。不管我是长大了还是老了，也不管是快乐还是悲伤，我的高一毕竟过去了。我不想过于开心或是过于伤感，心如止水是种很好的状态，我一直在努力。
再见，我的高一。/*300*250，创建于2012-12-14*/var cpro_id = "u1161519";

我上高二了
我上高二了。一句宣言般充满激情的话被我念出了世界末日的味道，有气无力犹如临终的遗言。一分钟前老师对我说你要念出气势念出感觉要让每个人都振奋一下。现在我制造出了截然相反的效果，老师的叹气声清晰可闻。我知道她很失望我也不想让她失望，可结果是我无法控制的。就正如我不是想上复旦就上复旦的。
我上高二了。我不兴奋也不悲哀，我的心如死水。其实这就是一种莫大的悲哀，哀莫大
于心死。可是我身边的人个个都活得很滋润，成天张着嘴笑，露出一口白牙齿或黄牙齿。不会笑的也是埋头做题，一副很有理想很有追求的样子。我知道他们的生活才是我理所当然的归属，我知道没有理想和追求的人是多么地可耻，我也知道理科生不要有太多思想做好题就行。但知道仅仅就是知道而已。我知道天上有个大月亮，可我一辈子也别想上去，人类那伟大的一脚注定轮不到我去踩。
我开始念稿子。我上高二了，我很困惑。我抬头看看老师发现她也很困惑。我知道是我把她弄困惑的。在她眼里我应该是个好学生吧，应该积极向上很有主见吧。这样的学生怎么会困惑呢？于是她困惑了。
我是真的困惑。我的年龄还没有老到会矫揉造作地去玩深沉。本来我是想读文科的，但父母之命大于天，我就是死也要死在理科。所谓的气节。小Ａ读文科去了，生活得很滋润。每天轰轰烈烈光芒万丈。而我就只能在理科一点一点地被灰尘盖掉，然后被同化，被遗忘。每天研究两个球怎么相撞，看金属丢到酸里冒出的美丽气泡。
中午吃饭的时候我会让Ａ给我讲文科班的故事。我一边看着小Ａ眉飞色舞地讲他们的考题是写出红楼梦的时代背景，一边寻找着身边稀薄的空气维持呼吸。坦白地讲我向往文科生自由的生活，作为一个理科生我的修行还不够，我还没有学会看到飞来的足球就做受力分析的本领。
我上高二了，我感到很累。这时老师的目光不仅仅是困惑，还有容忍。我知道我的发言是为了让每个人受到鼓励打起精神。但我累就是累，好孩子不应该说谎，这也是老师说的。小学老师。很多人都不把小学老师当回事，叫他们“教书的”，其实高中的老师才该叫“教书的”，因为他们只是教书而已。我是累了，梦里看见无数的方程式扭着小胳膊小腿儿晃来晃去，大声吼叫“无解无解”。我是累了，抬头的时候脖子会疼，看天的时候眼睛会睁不开，我习惯黑暗中的昏黄灯光，其实我习惯的是一种歇斯底里的麻木。一切的一切以拖垮自己为目标，最后的最后大家同归于尽。我有足够的理由相信高考是上苍神明降下的双刃剑，割伤我们也刺痛师长，受益者躲在远处嘿嘿地笑。然而谁是受益者？孤独的我伫立在茫茫的尘世中，聪明的孩子提着易碎的灯笼。
我上高二了，我发现不是每次努力都会有收获，但每次收获都必须要有努力。一个不公平的不可逆转的命题。理科班仅有的几个女生用她们杨柳岸晓风残月的感性思维与男生的理性思维相抗衡，是悲壮也是悲哀。有个女生用了我两倍的时间和精力去学物理然后考了我二分之一的成绩。看到她有点泛红的眼睛我觉得高考注定要把人毁掉。
我上高二了，我发现友情变得很脆弱。友谊的玻璃瓶被放得很高且布满裂痕，一有风吹草动就摇摇欲坠。我的笔记本常常不见，我的参考书骄傲地出现在别人的桌上，被撕掉的扉页很像秋菊，讨不到一个说法。我毫不掩饰地讲出一切，向人们宣告我也可以很恶毒。我生活在这个世界也生活在这个高二，所以我知道人什么地方最不堪一击，知道怎么做也可以把别人刺得最痛。因为我们那仅存的一点点顽强抗争不肯泯灭的良知。因为我们还是孩子我们的防御能力还不够完善。我们可以把对手的分数计算得丝毫不差，可以为了比别人多做一道题而熬夜苦战。早上看到一双熬红的眼睛时，他会说，昨晚的球赛真是精彩。我们笑一笑，彼此心照不宣。我们似乎以为战胜了同学就通向了罗马，然而事实是全国皆兵，高手潜伏在不可知的远方。我们以为要找的是锁，其实我们要找的是那串丢失的钥匙。池塘边的榕树上没有知了，操场边的秋千上落满尘埃。
我上高二了，我们学会欣赏哪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最漂亮，然后为了那一张沉重的薄纸而玩命。所有的资本都是赌注，健康、爱好、休闲、友情、爱情在身后一字排开，一切代价在所不惜，来吧，我什么都可以扔出去。朋友说复旦的录取通知书像结婚证，我想说复旦我爱你请和我结婚。
我上高二了，在微微变凉的九月。阳光日渐稀薄，降温降温，原来秋天这么快就到了。
秋天已经到了，冬天还会远吗？在这个充满凉意的秋天，我站在讲台上面无表情却又感情丰富地说：我上高二了。我把一切不急不缓地讲出来，也许大家会好受也许我会好受。我讲完之后没人鼓掌，四周的呼吸变得很轻很长游移不定。有人的目光变得很亮有人的睫毛变得湿润。老师静静地靠在门边上，我看到她飘在风里的白头发。风儿轻轻吹，树叶沙沙响。我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像个乖孩子。一切的声音都退得很远，世界原来可以如此安详而美丽。阳光照进来我看到的是光明而不是入射角和反射角。空气闻起来很清新，不是氮气氧气二氧化碳。每个同学都很可爱，没人是第一名没人是第一千名。
然后一声铃响。然后一切恢复原样。
老师发下卷子，我们习惯性地收拾，习惯性地麻木。老师走出教室时回过头来说，卷子就后天交吧。我们很欣喜也很奇怪。
我上高二了，在天气慢慢变凉的秋天。
在一切似乎没有改变其实一切都已改变的生命的罅隙。

北京有个女生写篇《我是个钻进钱眼里的妞》仍然拿到了作文比赛的一等奖，而《我爱美元》的作者却被骂得狗血淋头。原来中国人的民族激情依然是汹涌澎湃的。也许作者把书名改成《我爱人民币》会少挨一点骂。
我把写好的这一段拿给夜叉看，他看完之后说原来我一直是你的偶像啊。
双子座·沉思者
很多时候我在沉思，思考这个世界，思考我的生活，想得多，做得少。但这个忙碌的城市和尘世却要求我做得多想得少。所以我很多时候都有种幻想美好现实残酷的感觉。
我随时随地都在思考，睡觉时思考，吃饭时思考，连走路也在思考，为此我常常被突如其来的汽车喇叭声吓得目瞪口呆，常常走错路，常常撞树撞人撞电杆。但我最爱思考的地方还是在车上。
我是个偏爱乘车的人。
但我不是什么车都爱往上跳，我喜欢的仅仅是那种玻璃宽大，硬座硬椅的大巴士，准确地说，我喜欢的是那种一边随着汽车上下颠簸，一边看着玻璃窗外芸芸众生奔走不息，一边思考是生存还是死亡的感觉，那时候，伤感劲儿就涌啦。
那种感觉是在小车里感觉不到的，为此母亲说我是天生的劳碌命。劳碌命就劳碌命吧，我依旧偏爱庞大的巴士。
我思考的东西很多，包括我这个年龄应该思考的和不应该思考的。我思考的东西大多与时间有关，对于时间，我敏感得如同枝繁叶茂的含羞草。我想自己很快就会进入高三，很快就会上大学，很快上大学，很快毕业，很快工作，很快结婚，很快把孩子带大，很快老了，坐着摇椅晒太阳，我的一生简单得只剩下几个“很快”。
夜叉说你上辈子一定有九个脑袋。我问他你是说我上辈子很聪明吗？夜叉说不，我是说你这辈子只有一个脑袋所以你这么笨。别人都知道要轻装上阵，你却想东想西地把一个个包袱压到肩上，把一个个解不开的死结塞到脑子里，把自己搞得那么悲观，你累不累呀？以后再想不通什么就告诉自己：这是宿命。
我的确很累，可这也是宿命吗？
桃成蹊·美丽新世界
我对桃成蹊有种依赖，我会把稿子拿到桃成蹊去写，把作业拿到桃成蹊去做，把小说拿到桃成蹊去看，夜叉说我很可能死也要到桃成蹊去死。
很多时候都是我一个人在桃成蹊里写写划划而其他人都忙着喝咖啡上网聊天谈恋爱。我是惟一一个背着书包走进桃成蹊的人。
我很爱写东西，诗，小说，日记，信及其他。我想我前世的前世一定是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帮凶，上上上辈子毁掉的文字注定要我这辈子写出来作补偿。我写东西很拼命，常会写到凌晨一点方肯罢休。熬夜伤身，我妈常常告诉我。伟人说：人们在四十岁之前拿身体去换钱，四十岁之后再拿钱去换身体。这不仅仅是个黑色幽默而已，有太多太多的人正沿着这条轨道前进。尽管我写稿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钱，但我依然可以算是这条轨道上玩命飞奔的火车头。
我对自己写的东西很自负，说孤芳自赏也行，因为老师不喜欢。我在每篇文章开头的时候我都对自己说这一定要是篇传世之作，但我天生缺乏耐性，写到后来传不传世也无所谓了，草草收场。所以我写的小说前半部分人物一个接一个层出不穷，到后来不想写了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让他们全部死掉，剩一个人来收尾就行了。写小说最大的好处就是：杀人不用偿命。
这样写出来的东西头重脚轻在所难免。夜叉读了我的小说之后问我，你写最后部分的时候是不是尿急呀？
桃成蹊的环境很中庸，不会太安静也不会太喧闹，音乐不痛不痒，灯光不明不暗，这样的环境可以给我最大的自由，我认为这是最适合我写作的美丽新世界。
双子座·迷路
我降生到这个世界十七年，有十六年在迷路。剩下的一年我停在原地思考我为什么迷路。
我想上个普通的高中，结果我被送进了省重点。
我想读文科，结果鬼使神差地进了理科

迷路。迷路。迷路。
都说是久病成医，但我足足迷路了十七年，我是久病不愈。
我一直迷路的原因恐怕得归结于我是个双子座的人，有着双重性格。我有一些朋友说我是个彻头彻尾无药可救的小疯子，而另一些朋友说我像个温文尔雅书卷气的书生。要不就是我矛盾得要死，要不就是他们辨证得要命。而我认为多半是前者。一句“我是双子座的”就可以解释很多事情，但“很多”不是“全部”。比如我做不出一道物理题我就不能说：这很正常，因为我是双子座的。
星座书上说：双子座的人永远不安分，渴望扮演不同的角色。
很对，但没人知道我想扮演什么。夜叉有句口头禅：打死我也想不到。我相信，打死再多的人都想不到。
流浪作家，小太监，乞丐。这就是我向往的人生。
一直很喜欢流浪作家身上那种若有若无的自恋气质。夜叉说“自恋”是“自信”的比较级。大凡作家都自恋，视文学的神圣如贞操。但在物质需要飞扬跋扈的年代，精神方面的执著往往退居二线。也听说过知名作家为了生计而被迫写鬼故事的。而流浪作家压根就不在乎什么钱不钱的事儿，一个旅行包，一支笔足够了。路上没钱了，在饭馆里打一阵工之后继续上路。三毛为了钱会跑到撒哈拉去？怪事！
相信小太监会令大家大跌眼镜甚至跌破眼镜吧？其实我主要是喜欢那种古代的氛围。天色微亮的时候，小太监捧着个金盆，穿过朱门红柱的走廊，步履匆匆怕金盆里的水冷了主子生气，单薄的身影荡开悬浮不动的浓雾。这是我所向往的单纯宁静的生活，没有正弦函数和全校排名。夜叉说这反映了你血液中有奴性。我不同意，其实它反映的是我对这个社会的一种畏惧，一种退让。
更彻底的退让就是当一个乞丐。因为乞丐的欲望已经降到了只剩“生存”二字。乞丐浪迹于城市的每个角落，比任何人都敏锐地观察着这个尘世。所有为名为利为权奔走的人们在他们眼里只是粉墨登场的跳梁小丑。乞丐是另一种形式的得道高僧。看破红尘得先看不起红尘。无处不在的竞争已经把人们训练成了各种各样的机器，六七岁的小孩子为上重点小学而竞争不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托儿所里也有婴儿爬行比赛。我对乞丐的感觉无法说得很清楚，一句话，就像麦田守望者唱的那样：他没钱他孤单他流浪可我喜欢。
并不是我有多高尚，多纯粹，多觉悟，我也在人流俗世中摸爬滚打垂死坚持，为将来的名、利、权头悬梁锥刺股。所以现实与理想的落差让我觉得迷失了自我迷失了路，就像王菲唱的一样：红灯绿灯红灯。
所以当我看到成龙在屋顶上大喊“我是谁”的时候，我的眼睛会有点湿。
桃成蹊·静夜思
我是个奇怪的人，从晚上八点开始我不是越来越疲倦而是越来越清醒，我想我是在美国就好了。
书上说：“在黑夜中坚持苏醒的人代表着人类灵魂最后的坚守。”我并没有那么伟大。并且我知道高中生是没有资格去坚守什么的，那不属于我们的职责范围。我们生存的全部意义就在于高考，而高考的全部意义就在于将来能生活得好一点，而生活得好一点则是为了将来能舒舒服服风风光光地死掉。
但如果我现在去死的话我依旧可以死得舒舒服服风风光光。我所需要做的惟一一件事情就是从这个窗口跳下去。我家住在第二十层楼，离地六十米，通过自由落体公式我可以计算出我在死亡之前可以享受三到四秒的飞翔感觉，然后“砰”的一声把整个城市惊醒，在万家茫然不知所措的灯光中，我在街心摊成一朵红色的玫瑰，接着在众人的尖叫声中我的灵魂微笑着升入天国，找马克思、张爱玲聊聊天。
那么我们现在这么拼死拼活地读书还有什么意义呢？我困惑。没有人给我指点。长辈们总叫我们摸着石头过河，但河水中却没有供我们摸索的石头，冷不丁还会摸到一把锋利的匕首。
星期六晚上我常把夜叉约出来，坐在天桥的栏杆上，看看车，喝喝可乐，对着路过的美女吹吹口哨，活脱脱像个痞子。痞子也是分很多种的，痞子蔡那种网络英雄注定离我们很遥远，而我们只能是那种人见人恨的学痞地痞。
在这种时候，我和夜叉往往会讨论一些沉重的话题。
也许大人们都认为“沉重”是不应该出现在我们身上的。他们认为我们永远都该阳光灿烂，永远天不怕地不怕像三毛一样大喊：远方有多远？请你告诉我。但他们永远也不知道，我们已经没有时间和心情去问这种浪漫而没有价值的问题了，如果要我们问，我们就一定会问：高考考什么？请你告诉我。
世界杯的主题曲已经被我们改成了“啊累啊累啊累”，但长辈们还是在说：“你们玩得太好了。”谎言重复一千遍也是真理，于是我们向题海更深处猛扎。
我对同桌说我除了上语数外理化之外，其余的课都在回信，这样是不是很堕落？同桌说：我除了体育课之外都在睡觉，那我堕落吗？我觉得说“是”太伤人了，说“不是”又太虚伪了，所以我只好斜四十五度晃动脑袋。我拿这个问题问夜叉，夜叉说我也常上课写信。我问，那你的成绩为什么还是那么好？问完之后我觉得这是个傻问题。并不是所有顶尖的学生都会上课认真听讲，就正如并不是所有上课认真听讲的就都是顶尖学生一样。
人和人本来就不平等。
老师和教堂里的神父都说，人世美好生命可贵，你们要相信人相信爱，没有什么错误不可原谅。
只有张爱玲说，人生是一袭华丽的袍，里面爬满了虱子。
双子座·开始
夜叉顺利地考上了他理想的大学，我目送他的火车越走越远，最终跌到地平线以下。星星很赏脸地布满夜空，为夜叉的离开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背景。夜叉走前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你要相信你的生活才刚刚开始。
回家的路上一片霓虹。我对自己说：你的生活才刚刚开始，你的未来一片光明，青蛙复生，美人鱼唱歌，王子和公主幸福地生活。
不忧愁的脸是我的少年／不诚惶的眼等岁月改变／最熟悉你我的街已是人去夕阳斜／人和人在街边道再见／是谁的声音唱我们的歌／是谁的琴弦撩我的心弦／你走后依旧的街有着青春依旧的歌／总是有人不断重演我们的事。

我依然上课，依然考试，没什么不一样。
一个星期之后，我和崇明再一次看到了叶展，当时我们清楚地看到：他在飞。
我劝了崇明很久，反反复复地说着“我们是一起到死的朋友”之类的话。当最后我准备放弃，指着他骂“你他妈的就这么一直睡吧”的时候，崇明从床上坐起来说，走吧，去找叶展。
就在我们走到叶展家楼下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叶展从阳台上坠下来。
然后就是西红柿摔到地面上的声响。
再然后就是刹车声，尖叫声，以及千千万万种复杂的声音。
叶展静静地躺在干净的水泥路面上。我看到了他苍白而冷峻的面容，他柔软的头发，他拨动吉他的修长的手指，以及，从他身下不断渗出来的血。
那一瞬间血光冲天，弥漫了整个城市。
他就像是从水泥地面长出来的一朵啼血的玫瑰，凄艳而高傲。
一记重锤打在我的胸口，我无力地靠在墙上，身子贴着墙壁下滑，整个慌乱的街开始在眼前晃荡不止。
在模糊晃荡的天光当中，我看到崇明用力地挥舞着胳膊，撕心裂肺地喊：叶展，你真他妈的笨蛋！！
１３
叶展的葬礼很冷清，只有麻雀两三只。我们无法联络到叶展的亲人，只知道他的父母住在北方。他们现在还以为自己的儿子正快乐地活在这个世上，活在南方那个不下雪的城市里。
我将那把金色的吉他和叶展的骨灰一起下葬了，我想，叶展死了之后也是离不了音乐的。我想他可以在天堂里为那些纯洁的小天使们唱歌了，和她们一起跳舞了。
墓碑上照片里的叶展依旧苍白而冷峻，目光依然闪烁着吸引人的蓝色光芒。
然而从始至终，洛神都没有出现。我没有理由怪她，在这个爱情速朽的年代，她没有义务来承担这份悲痛。
她依旧可以和这个城市里千千万万的年轻人恋爱、狂欢。叶展对于她、对于这个城市而言，就像是雨后的一道彩虹。当彩虹出现的时候，人们停下来欣赏、赞叹；当迷人的色彩最终散去的时候，人们又重新步履匆匆地开始追逐风中猎猎作响的欲望旗帜，没有人回首没有人驻足。
我和崇明去叶展家收拾留下来的东西，当我打开门的时候，我看见崇明蹲下去哭了。
屋子每一面墙壁都用红漆写满了：
崇明，对不起！昂维，对不起！
我一个人走进屋子收拾东西，我在叶展桌子上看到了他最后的笔迹：崇明，昂维，原谅我，我在天堂祝福你们。
我的眼泪最终流了下来。
叶展的死像一片温柔的颜色，像一个童话里最美好的幻觉，像黑白电影里模糊的背景音乐，四面八方包围我和崇明。我们开始用大量的时间去怀念。我们像是沿着记忆河流回游产卵的鱼，最后的挣扎总会让我们精疲力竭。
电台又多了个写稿的好手，木棉天堂又出现了新的金牌ＤＪ，金牌乐手。
我，崇明，叶展，我们开始被这个城市遗忘。
１４
母亲又升职了。我不知道这是她的第几次升职，也不知道她究竟要升到多高的位置，我只知道她兴奋地对我说你又要转学了。我将去那个春天也会下雪的北方城市。
我提着一些衣服和一大箱子书和ＣＤ站到了门口。我对崇明说，你得好好活着。
崇明拍拍我的肩膀说，放心，只要我还能写出东西来，我就会好好地活着。
我说，放屁，你给我听好了，就是你写不出东西了，你也得给我好好地活着。
说完我转身，义无返顾地走了。
飞机起飞时加速的眩晕让我很难受。我目不转睛地看着这个我深爱并将我遗忘的都市渐渐消失。
１５
新的学校让我更加沉默，更加孤独，孤独地看着时光从头顶飞过，投下深邃而寂寞的暗影。
顶尖的成绩和黑暗阴郁的性格让我成为同学和老师眼中的异数。我不屑与那些成绩与我不相上下的人说话。因为我不想成为一个开口硫酸闭口查理定律的笨蛋。
于是我更加依恋我的笔，更依恋我深爱的文字。但我那些精致凄艳的午夜灵感却被学校晚上的熄灯制度全部封杀。我每晚坐在黑暗中，感受着自己的手指握笔的快乐，但手指的灵性一点一点流失，终于有一天，灵感再也不肯降临，我知道，我的手死掉了。
于是我发疯地看书。我带来的书全部堆在床上。很可笑，这个全国有名的学校寝室里竟然没有书架。不过，和书睡在一起的感觉不算太坏。
这些书有很多是崇明喜欢的诗集，里面的空白处写满了崇明突然闪现的灵感。
我给崇明写了很多的信，可是他一封也没有回，只有洛神的一封信，信中说：她和崇明恋爱了。
这儿的生活像是一潭散发腥味的污泥。沉闷，恶心，浑浊，压抑，像是头顶扣了个烂西瓜。每个人都像是丑陋的软体动物，贴在泥上向前爬行，为一场无意义却有价值的赛跑你争我夺，弄出沉闷而黏腻的声音，像水牛把蹄从污泥中拔出来的声音一样。
时间像猫爪落地一般无声无息地不停转动，花开了又谢，窗开了又关，春夏秋冬一次又一次涅，我一天天长大，一天天变老，日复一日地伤春悲秋。
当我最终拿到那所著名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时，我妈很是高兴。我知道，我应该回到南方那个不下雪的城市去。
１６
我再一次走在了这条街上，这条我熟悉而深深依恋的繁华长街。两边是美丽的法国梧桐，每片叶子都像是飞扬的绿色手掌，向我问候。
我拖着沉重的行李站在了崇明的门口。我想象着他阔别整整一年的苍白的面孔，惊讶的神情，凌乱的房间。我敲开了门，一个满头银发的老太太开了门，我看到了整洁的房间，接着看到了崇明。
崇明的遗像挂在墙上，笑容清澈可是落寂。
崇明是吃安眠药死的，他死的时候脸上都是安静的笑容。老太太对我说。我孙子总是一个安静的人。
我问，崇明为什么要自杀。老太太轻轻地摇头。

无觉的意识欣赏着
星期一到星期四，每天的跨度都是几年，而星期四到星期五却只有一年，高一到高二。我不知道是时间过得越来越慢还是我的生命开始变成一种毫无生气的停滞。不得而知。
我选的是理科，遵从父命，很有悲壮的色彩，因为我牺牲掉了自己的意志。其实我对文科的生活充满向往，那才是我理所当然的归属。理科生要有心如止水的修行，我还不够。我还惦记着外面花花世界的美丽与眩目，我是个贪恋红尘的人。小Ａ是我的朋友，他在全家反对的情况下依然投奔文科去了。我很佩服他，自己的命运自己掌握历来就是一种壮举。而我不行。
中午的时候我会去找小Ａ吃饭，听他给我讲他们的考试题目是写出《红楼梦》的背景。我一边幻想那本来就应该属于我的生活一边努力地寻找周围稀薄的空气维持呼吸。小Ａ看着我的时候充满了可怜的神色，我默不作声。
理科生要拥有无与伦比的神经质而我还欠缺。我不会对飞过来的足球做出受力分析然后想象它的轨迹，我不会看见池塘里冒出气泡就研究那是空气还是甲烷，我也不会对楼房做出完美的对角线。我不会但我的同学会，这就是差距。
历史、政治课没有人会上了，老师在上面象征性地随便讲讲，我们在下面随便听听。每个人的手上都是一本理科资料，充满哲理的故事和悲壮的历史无法打动他们，理性的神经坚不可摧。我觉得这一切很没有道理，我望着老师的眼睛很虔诚，但他却没有与我呼应的激情。最后我只好放弃，人人做题的大环境让我放弃了历史和政治。有时候人是很容易妥协的。
星期六文字从我的指尖以鲜血的
形式流出，我听到它们落到
纸上发出钻石般的声响
我爱上了文字，这是一个理科生不可饶恕的错误。学校图书馆的小说很少有人借，小说区域常常只有我一个人在转悠，而参考书之类的早就被翻得不成样子了。这是所重理轻文的学校。
重理轻文的学校里的一个理科生爱上了文学，这与天方夜谭一样不能让人相信。我是个理科生，我不需要多么敏锐的洞察力，我不需要多么漂亮的文笔，我只要学会分析两个球怎么相撞，金属掉在酸里会怎样冒气泡就可以了。看来我是出轨了。
我也写点东西，但写出来的东西都有点阴冷潮湿的味道，像黑暗角落里长出的青苔。其实我希望自己写出来的东西能阳光灿烂朝气蓬勃，然而我做不到。我总是以一副无关痛痒麻木不仁的口气诉说我想要呈现的故事，尽管很多时候我是在讲自己。朋友说，你怎么讲到自己也是平静的语气好像在讲别人的故事一样？我说我也不知道。老师说，你要煽情一点再煽情一点，那才能感动别人。我说感动自己就好了为什么要感动别人。
我常常读安妮宝贝式的尖锐颓废的文字，一直读到它们把我刺得很痛，以此来证明自己并不麻木，所谓的以毒攻毒。
老师说你的那些比喻句不要用在作文里，我说好的；老师说这种开头和结尾的方式你要背下来，我说好的；老师说这个大作家的生辰年月你要背下来，我说好的，尽管我很茫然究竟重要的是作家的人还是作家的作品。
老师说得越多我越茫然，真是黑色的讽刺。
星期天我老了，老得失去了
记忆与想象力，我感觉我是在
一刹那间就衰老的
有个网络写手说，我们都生活在习惯里，我们今天这样活着是因为我们昨天这样活着；而昨天这样活着是因为前天这样活着。弗洛伊德说：这是死之本能。
可我是活在光速里的，星期一我还在艰难地说我要那个红苹果，而星期六我就可以写出青苔一样的文字了。我不想这样飞速地生活飞速地变老，我希望时间用万分之一的速度缓缓流过，我希望看到一滴眼泪在慢镜头处理下坠落绽放出美丽颜色，然而拿遥控器的人始终把手指停在“快放”键上。
席慕容问：当生命的影像用快速放映之后，我们还有没有勇气再去继续眼前这用每分每秒缓慢地展现出来的旅程？我也在找答案并且找得很辛苦。
本来我以为我的生命已经够短了——一个星期，只有一个星期——现在我发现其实我的生命可以更短，五千字而已，五千字，我生命的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