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侠
陈家洛作为金庸塑造的第一个侠客形象，种种迹象表明金庸曾想把他塑造成一个完美的大侠士、大英雄。
显赫的家世、尊隆的地位、文武全才的本领、琴棋皆通的才艺、潇洒儒雅的外表……金庸把所能给的外部的条件全都给了陈家洛，但他偏偏“不争气”，未能成为一个大英雄。
失败的原因在于他作为一个主人公，却没有多少能反映其英雄的性格与能力的典型的情节，而其在霍青桐面前表现出来的懦弱却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与其说陈家洛是个江湖侠士，不如说他是一个书生。我们在他身更多的看到的是书卷气。书生从政，最大的问题就是幼稚，好幻想，于是轻信乾隆，于是书生意气，大闹皇宫，结果便是爱侣远逝，结果便是损兵折将，兄弟惨死。
争议最大的莫过于他把香香公主送给乾隆。这恰恰表现了他在政治上的幼稚。不能否认他在送香香公主走的时候肯定是肝肠寸断，但我们站在另一个角度来看，就不难发现他的可悲与可怜。他在送香香公主走时，是否会有自我牺牲的殉道者的崇高感和悲壮感？也许金庸在写他时想把他写成一个为了国家民族和所谓的事业献出自己一切的英难，但相反的是，如果在此以前，陈家洛因缺少让我们真正心仪敬佩的地方而只是一个普通的反清领袖的话，那么现在他的人生就有一个败笔。无论他的事业是如何的崇高，但把一个纯洁美丽的姑娘作为一件交易品这本身就是不那么光彩的事。霸王别姬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情深意重的英难的项羽，杨过断肠崖一跃让我们心中永远留存着痴心不改的神雕侠。萧峰为了一个不熟识阿朱而不顾自己的生命，不管什么道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行为更让我们觉得他是个英雄。就算香香公主香魂不逝，乾隆也因此反清，重建了汉家王朝，但这会成为一个永久的耻辱刻在我们的心中。
天尽头，何处有香丘？香香公主终未掉于污淖中。陈家洛那没有尊重他人人权，也抛弃自己尊严的行为标志着他异化成了政治的附属，和理想的工具。
陈家洛只是金庸初涉武侠时，根据自己最基本的最直观的理想塑造的侠客形象，金庸像绝大多数中国人一样，受传统思想影响最深的是儒家思想，但由于思考上的不成熟，这个侠士形象塑造得不成功，不仅成了是儒家思想的殉道者，也成了金庸的笔下的牺牲品。
金庸接着塑造袁承志这一形象，但也因《碧血剑》是金庸的早期作品，小说手法的运用还未熟练，所以袁承志的人物形象还不是很鲜明：说其敦厚，又时有滑稽的表现；说其机智，又未见其韦小宝的狡猾、令狐冲的洒脱、杨过的机灵……我们无法归纳出袁承志的性格特征(另外一个人物夏雪宜的性格到鲜明得很)，但其也体现出金庸对侠的初步认识，为国为民，扶危济困。一些儒家的思家的基本特征在袁身上已具备。可能金庸在写《碧血剑》的时候还未明确地建立自己的侠文化体系，只是凭着自己的直观的感受写的——金庸的最基本的最根深蒂固的当是儒家思想。《射雕英雄传》的问世标志着金庸小说艺术已臻成熟，郭靖侠之大者的形象也同时植根于读者的心中。憨厚、诚朴、先国后家(连报仇都是如此，不要说其他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等儒家思想在郭靖思想的鲜明的体现。最后出现的陈近南则把儒家思想所有的基本特征全概括进去了，包括缺点。陈近南不仅爱国，而且忠君；郭靖却只爱国，不忠君。(在《神雕侠侣》中有一段郭靖斥责南宋朝廷的慷慨陈词。)
三个人的结局，也体现了金庸的对儒家思想的不同思考。袁承志最后赴海外，体现了儒家“兼济”与“独善”、“大济苍生”与“击壤自欢”相辅相承的观念，这也是普通人都能认同思想，也是最常见的想法。而郭靖则表现了儒家对生死观的思考。《论语》在论及如何使社会安定、
民众乐业时，没有请任何神来帮忙，而只是把注意力集中在人力的范围内，甚至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尽人事而随天命。郭靖死守襄阳，是完美的儒家理想人格的必然选择。陈近南最后死于陈克爽之手，表现了金庸对儒侠的一种否定，尤其是对儒家思想中忠君一部分的彻底的否定。陈近南不能不说是一个人才，但是在《鹿鼎记》中我们没有看到他有什么真正的作为。他一生忙碌奔波，但事业无所成就，最后却死在自己为之卖命的主子手里，这不能不说是对儒侠的一种讽刺。
陈家洛是儒侠的徇道者。
袁承志是儒侠的序曲。
郭靖是儒侠的赞歌。
陈近南是儒侠的挽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