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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至过后的第二个星期，他们把我送去了乡下姥姥家。
姥姥家在一个名叫槐莽村的小村子里，村子离县城有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山坳子里的一个地方，比较闭塞也比较落后。至今村里的用水都是靠地下井打的，有灯有广播有电视，但电脑只有村长家里摆了一台，还是586的。
村里种着很多槐树，还有一些开满了白色花朵的不知名大树，几乎每家每户都种了，他们把这种花采下来晒干了和红薯拌在一起熬粥，很香很甜，还有一种非常绵实的口感。第一天到姥姥家时，她就给我熬了这种粥吃，我坐在她家堂屋门槛上吃着粥，看着院子里那棵不知道多少岁的大槐树，风透过树叶吹进院子里，虽然没有空调，但我觉得很凉快。
我叫红夜，今年十六岁，高一辍学，是个哑巴。
据说我爸是个考古学家，妈妈说，在我出生那年，他跟人到外地出差的时候失踪了，十六年始终没有回来过。去年妈妈生病，也走了。二叔收留了我，二婶于是很不开心，一年里她一直在跟二叔吵，吵得天翻地覆。
半个月前，她吵着吵着突然离家出走了。二叔在房间里抽了一整天的烟，之后，他出来找到了我，拉着我的手，摸着我的头，轻轻对我道：“小夜，搬去姥姥家住成不？叔对不起你…”
姥姥家房子很大，里三间外三间，这么大一栋屋子在我来之前，一直只有她一个人住。堂屋正中央的八仙桌上放着姥爷的遗像，很年轻，戴着30年代的法兰克帽子，身上却不伦不类地穿着件长褂。姥姥说姥爷是个做学问的人，但身体一直都很不好，所以在我妈两岁时他就走了。我妈遗传了他的体质，现在她的相片就摆在姥爷遗像的右边，看上去和姥爷的岁数差不多大。
左边摆着我爸爸的照片，我用手势询问姥姥，为什么把爸爸的照片也供在桌上，那不是供去世的人用的吗？她费半天劲儿看明白之后，叹了口气，对我道：“人都不见了十六年，如果活着早就回来了，不是吗？”
我摇头，固执地把爸爸的照片取下来。她也没有坚持，只又朝我看了看，轻轻摇头道：“也不聋，也没什么病，这孩子怎么就会是个哑巴呢……”
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是个哑巴。
妈妈说，我刚出生时哭声是很亮的，一点儿也没看出哑的征兆，可是眼看着一点点到了能说话的年龄了，却迟迟没有开口，只有急了才咿咿呀呀叫上两声，那时候，她才开始慢慢接受一个现实——我是个哑巴。
也许正因为是天生的残疾，所以我的其他感官都特别灵敏，因为我可以听到以及看到一些别人听不见看不到的东西。但我很难描述那些东西到底是什么，有时候听起来或者看起来像人，有时候也可能是一缕烟，有时候是某种动物……它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出现在我眼前，我能看到它们、听到它们，甚至碰触到它们，但就是永远无法将它们告诉给我周围的人。
妈妈说，失去一些必然会得到一些，这是规律。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就是我的得到和失去，如果可以的话，我还是更希望自己能开口说话。
姥姥是村里的医生，替人看病不要钱，随便给些吃的用的就行，所以虽然她没有行医执照，来找她看病的人还是很多。其实，姥姥从来没有念过正规的医科学校。妈妈说，姥爷才是真正科班出身的正牌医生，在他还是少年的时候，他曾出过洋留过学，回来后开了家诊所。后来娶了姥姥，姥姥就成了他的助手，每天帮着他号号脉问问诊，大约姥姥的医术就是在那个时候潜移默化学来的。
姥爷去世后很长一段时间，村里的医生总是换来换去的，来一个走一个，走一个再请来一个。到后来就彻底没了医生，那些有学问的都上县城里去了，谁愿意守着这块小地方年复一年过着平静如死水的日子。但总得有人治病吧，于是姥姥接替了姥爷的位子，做起了村里仅有的医生。
每当姥姥出门替人看病的时候，我就会在这套大房子里转转，替她做些整理工作。姥姥保存着很多姥爷留下来的书，有深奥的医书，也有一些《山海经》之类奇奇怪怪的杂谈，有些旧得连纸都烂了，没保存好，怪可惜的。我将它们全都收拾在一口大箱子里，留着以后没事的时候可以翻翻看看。
转得累了，就坐在客堂门口发发呆。
村里地方大，人口少，姥姥家房子的位置尤其偏僻，周围不是山就是田，隔着农田勉强可以看到远处几排农屋在田埂边立着，所以这样的大热天里除了几条野狗，路上几乎见不到人。因而也就不能像过去在家里时那样，没事做的时候趴在窗口看看周围人来人往打发时间，这附近的邻居只有一户，跟姥姥家隔着个院子，是一栋比姥姥的房子看上去还要古老的宅子。
那宅子里种了很多树，密密麻麻的枝叶从墙头上钻出来，覆盖了大片的院子。院子里从没见有人进出过，也从不见姥姥或者其他人进去串门，似乎里头没人住，不过到了晚上透过房间的窗，可以隐隐看到隔壁房子里的灯光。光总是固定地从一个房间里透出来，那房间的窗帘总是拉着的，即便是这样炎热的夏季。
夏至过后的第二个星期，他们把我送去了乡下姥姥家。
姥姥家在一个名叫槐莽村的小村子里，村子离县城有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山坳子里的一个地方，比较闭塞也比较落后。至今村里的用水都是靠地下井打的，有灯有广播有电视，但电脑只有村长家里摆了一台，还是586的。
村里种着很多槐树，还有一些开满了白色花朵的不知名大树，几乎每家每户都种了，他们把这种花采下来晒干了和红薯拌在一起熬粥，很香很甜，还有一种非常绵实的口感。第一天到姥姥家时，她就给我熬了这种粥吃，我坐在她家堂屋门槛上吃着粥，看着院子里那棵不知道多少岁的大槐树，风透过树叶吹进院子里，虽然没有空调，但我觉得很凉快。
我叫红夜，今年十六岁，高一辍学，是个哑巴。
据说我爸是个考古学家，妈妈说，在我出生那年，他跟人到外地出差的时候失踪了，十六年始终没有回来过。去年妈妈生病，也走了。二叔收留了我，二婶于是很不开心，一年里她一直在跟二叔吵，吵得天翻地覆。
半个月前，她吵着吵着突然离家出走了。二叔在房间里抽了一整天的烟，之后，他出来找到了我，拉着我的手，摸着我的头，轻轻对我道：“小夜，搬去姥姥家住成不？叔对不起你…”
姥姥家房子很大，里三间外三间，这么大一栋屋子在我来之前，一直只有她一个人住。堂屋正中央的八仙桌上放着姥爷的遗像，很年轻，戴着30年代的法兰克帽子，身上却不伦不类地穿着件长褂。姥姥说姥爷是个做学问的人，但身体一直都很不好，所以在我妈两岁时他就走了。我妈遗传了他的体质，现在她的相片就摆在姥爷遗像的右边，看上去和姥爷的岁数差不多大。
左边摆着我爸爸的照片，我用手势询问姥姥，为什么把爸爸的照片也供在桌上，那不是供去世的人用的吗？她费半天劲儿看明白之后，叹了口气，对我道：“人都不见了十六年，如果活着早就回来了，不是吗？”
我摇头，固执地把爸爸的照片取下来。她也没有坚持，只又朝我看了看，轻轻摇头道：“也不聋，也没什么病，这孩子怎么就会是个哑巴呢……”
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是个哑巴。
妈妈说，我刚出生时哭声是很亮的，一点儿也没看出哑的征兆，可是眼看着一点点到了能说话的年龄了，却迟迟没有开口，只有急了才咿咿呀呀叫上两声，那时候，她才开始慢慢接受一个现实——我是个哑巴。
也许正因为是天生的残疾，所以我的其他感官都特别灵敏，因为我可以听到以及看到一些别人听不见看不到的东西。但我很难描述那些东西到底是什么，有时候听起来或者看起来像人，有时候也可能是一缕烟，有时候是某种动物……它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出现在我眼前，我能看到它们、听到它们，甚至碰触到它们，但就是永远无法将它们告诉给我周围的人。
妈妈说，失去一些必然会得到一些，这是规律。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就是我的得到和失去，如果可以的话，我还是更希望自己能开口说话。
姥姥是村里的医生，替人看病不要钱，随便给些吃的用的就行，所以虽然她没有行医执照，来找她看病的人还是很多。其实，姥姥从来没有念过正规的医科学校。妈妈说，姥爷才是真正科班出身的正牌医生，在他还是少年的时候，他曾出过洋留过学，回来后开了家诊所。后来娶了姥姥，姥姥就成了他的助手，每天帮着他号号脉问问诊，大约姥姥的医术就是在那个时候潜移默化学来的。
姥爷去世后很长一段时间，村里的医生总是换来换去的，来一个走一个，走一个再请来一个。到后来就彻底没了医生，那些有学问的都上县城里去了，谁愿意守着这块小地方年复一年过着平静如死水的日子。但总得有人治病吧，于是姥姥接替了姥爷的位子，做起了村里仅有的医生。
每当姥姥出门替人看病的时候，我就会在这套大房子里转转，替她做些整理工作。姥姥保存着很多姥爷留下来的书，有深奥的医书，也有一些《山海经》之类奇奇怪怪的杂谈，有些旧得连纸都烂了，没保存好，怪可惜的。我将它们全都收拾在一口大箱子里，留着以后没事的时候可以翻翻看看。
转得累了，就坐在客堂门口发发呆。
村里地方大，人口少，姥姥家房子的位置尤其偏僻，周围不是山就是田，隔着农田勉强可以看到远处几排农屋在田埂边立着，所以这样的大热天里除了几条野狗，路上几乎见不到人。因而也就不能像过去在家里时那样，没事做的时候趴在窗口看看周围人来人往打发时间，这附近的邻居只有一户，跟姥姥家隔着个院子，是一栋比姥姥的房子看上去还要古老的宅子。
那宅子里种了很多树，密密麻麻的枝叶从墙头上钻出来，覆盖了大片的院子。院子里从没见有人进出过，也从不见姥姥或者其他人进去串门，似乎里头没人住，不过到了晚上透过房间的窗，可以隐隐看到隔壁房子里的灯光。光总是固定地从一个房间里透出来，那房间的窗帘总是拉着的，即便是这样炎热的夏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