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不了图，右键坏了

感觉亲爱的安德烈写的挺好， o(*￣▽￣*)ブ随手发发

from：认识一个十八岁的人。
我离开欧洲的时候，安德烈十四岁。当我结束台北市政府的工作，重新有时间过日子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十八岁的青年，一百八十四公分高，有了驾照，可以进出酒吧，是高校学生了。脸上早没有了可爱的“婴儿肥”，线条菱角分明，眼神宁静深沉，透着一种独立的距离，手里拿着红酒杯，坐在桌子的那一端，有一点“冷”的看着你。

这么多的信件，来自不同的年龄层，我才知道，多少父母和儿女同出一时却无话可谈，他们深爱彼此却互不相识，他们向往接触却找不到桥梁，渴望表达却没有语言，我们的通信，仿佛黑夜海上的旗语，被其他漂流不安、寻找港湾的船只看见了。

from：十八岁那年
　十八岁的我知道些什么？不知道些什么？
我住在一个海边的渔村里，渔村只有一条窄窄马路；上班上课的时候，客运巴士、摩托车、脚踏车、买菜的手推车横七竖八地把马路塞得水泄不通，之后就安静下来，老黄狗睡在路中间，箱子里的母猪也挨挨挤挤带着一堆小猪出来溜达。海风吹的椰子树的阔叶刷刷作响。海水的盐分掺杂在图里，所以，椰子树的树干底部裹着一层白盐。
　我不知道什么叫高速公路。二十三岁时到了洛杉矶，在驶出机场的大道上，我发现，对面来车那一列全是明晃晃的白灯，而自己这条线道上看出去，全是车的尾灯，一溜红灯。怎么会这样整齐？我大大地吃惊。二十三岁的我，还习惯人车杂沓、鸡鸭争道的马路概念。

　我不知道什么叫下水道。台风往往在黑夜来袭，海啸同时发作，海水像一锅突然打翻了的汤，滚滚向村落卷来。天亮时，一片汪洋，锅碗瓢盆、竹凳竹床漂浮到大庙前，鱼塭里养着的鱼虾也游上了大街。过几天水退了，人们撩起裤脚清理门前的阴沟。自沟里挖出油黑黏腻的烂泥，烂泥里拌着死鸡死狗死鱼的尸体。整条街飘着腐臭腥味。然后太阳出来了，制热毒辣的阳光照在开肠破肚的阴沟上。
　我没有进过音乐厅或美术馆。唯一与“艺术”有关的经验就是庙前酬神的歌仔戏。老人坐在凳子上扇扇子，小孩在庙埕上追打，中年的渔民成群的蹲在地上抽烟，音乐被劣质的扩音器无限放大。
　渔村唯一的电影院里，偶尔有一场歌星演唱。电影院里永远有一股尿臊，糅着人体酸酸的汗味，电风扇嘎嘎地响着，孩子踢着椅背，歌星不断地说黄色笑话，卖力地唱。下面的群众是不是就喊，扭啊扭啊，脱啊脱啊

　那个“愚昧无知”的乡村对于我，究竟是一种剥夺还是给予？亲爱的安德烈，十八岁离开了渔村，三十年之后我才忽然明白了一件事，明白了我和这个渔村的关系。
　离开了渔村，走到世界的天涯海角，再往后的悠悠岁月里，我看见权力的更迭和黑白是非的颠倒，目睹帝国的瓦解、围墙的崩塌，更参与决定城邦的兴衰。当价值这东西被颠覆、被渗透、被构建、被解构、被谎言撑托的理直气壮、事理难分的地步时，我会想到渔村的人：在后台把婴儿搂在怀里偷偷喂奶的歌仔戏花旦、把女儿卖到“菜店”的阿婆、那死在海上不见尸骨的渔民、老是多给一块糖的杂货店老板、骑车出去为孩子借学费而被火车撞死的乡下警察、每天黄昏到海滩上去看一眼大陆的老兵、笑得特别开畅却又哭得特别伤心的阿美族女人…这些人，以最原始最真实的面貌存在我心里，使我清醒，仿佛是锚，牢牢定住我的价值。

　你们这一代简直就是大海里鲜艳多姿的热带鱼啊。但是我思索的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你们这一代“定锚”的价值是什么？终极的关怀是什么？你，和那个甘肃来的疲惫不堪的少女之间，有没有一种关连？我的安德烈，你认为美丽的热带鱼游泳也要在乎方向吗？或者，你要挑衅说，这是一个无谓的问题，因为热带鱼只为自己而活？

from：为谁加油？
　我的“冷”来自哪里？老实说，安德烈，作为这个历史坐标点上的台湾人，“民族主义”使我反胃—不管它是谁的民族主义。你知道，一个被长年过度灌食某种饲料的人，见到饲料都想吐。我们都被灌得撑了，被剥脱的，就是一份本来可以自自然然、单单纯纯的乡土之爱，纯洁而珍贵的群体归属感。它一经操弄就会变形。

from：对玫瑰花的反抗
　譬如你说你特别看重你和朋友同侪想厮守相消磨的时光。我不反对。人生，其实像一条从宽阔的平原走进森林的路。在平原上同伴可以结伙而行，欢乐地前推后挤、相濡以沫；一旦进入森林，草丛和荆棘挡路，情形就变了，各人专心走各人的路，寻找各人的方向。那推推挤挤同唱同乐的群体情感，那无忧无虑无猜忌的同侪深情，在人的一生中也只有少年期有。离开这段纯洁而明亮的阶段，路其实可能愈走与孤独。你将被家庭羁绊，被责任捆绑，被自己的野心套牢，被人生的复杂和矛盾压抑，你往丛林深处走去，愈走愈深，不复再有阳光似的伙伴。到了熟透的年龄，即使在群众的怀抱中，你都可能觉得寂寞无比。
　“少年清狂”，安德烈，是可以的。

　可是你十八岁了，那么自己为自己负责吧。

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