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举高墌得胜后本欲乘势进取长安, 未及行而病死。长安之危才得缓解。
唐军高墌败绩, 旧史归咎于刘、殷二人。然旧史记事, 于帝王多曲笔回护, 真相隐晦。阅史者皆知, 李世民是靠冒险发动“ 玄武门事变” , 杀兄逼父而登上帝位的。但后来他却威令史臣以“ 周公诛管蔡” 来讳饰之。圣旨如此, 史臣谁敢拂逆龙鳞。但细读唐史, 并不难发现其中.龃龉之处。《旧唐书》薛举传云刘、殷请于世民而后陈兵应敌, 刘、殷本传则云二人擅自出军争利。
罪责究系于谁? 遗人千古疑窦。高墌之役时, 李世民年仅22岁。而刘文静51岁, 殷峤亦届中年, 都当胸有城府处事沉稳之年。且二人皆先以文职仕隋, 绝非浮浅狂躁之辈。史载刘文静尤长于谋略, 自跟随李氏父子晋阳起兵后曾屡膺重任而不辱使命, 加之他又看重功名禄位, 岂能不晓兵败身危之累。又史载刘、殷二人自高墌回京后即被除名, 但未及三月, 二人又随世民出征, 并以功恢复官爵。自古军令如山。奉王命出征之师, 进退攻守之令当从主将出。在唐初削平割据统一天下的战争中, 秦王屡屡率师出征, 律军甚严。在第二次高墌之役、讨平晋北刘武周、
攻克洛阳王世充时, 一旦计谋决定, 辄下令军中“ 敢言者斩! ” 姑依旧史记载, 秦王其时确属患病,然尚在军中, 既能告诫刘文静等不宜出战, 却缘何不能下令“ 擅自出战者斩” 呢? 同是记载
军旅征战, 于胜败功过之处, 避重趋轻, 婉词推诱, 贞观吏臣下笔何其含糊! 且李世民每临战必身先士率, 亲陷敌阵。讨平刘武周时, 曾二日不食, 三日不解甲, 仍率军奋击, 并曰“ 吾竭忠拘国, 岂顾身乎I ” 可见恃勇斗狠乃其一贯战斗作风, 何独高墌之役因病而致军令不肃, 与之迥然相异?再者疟疾( 打摆子) 为急性传染病, 媒介是蚊子, 途径是饮食消化和血液循环系统。此病多发于夏秋, 高墌之役在7 月, 史臣所云可谓不谬。然其时大军出征, 食宿供备俱差, 为何军中唯主帅一人患病而他人无恙乎? 此为史臣修撰之疏漏抑或讳饰之未周邪?对旧史将高墌之败归罪于刘、殷二人, 史学家吕思勉、汪羲两先生皆指其为“ 讳饰之词” 。此役唐军损兵折将可谓惨败, 为秦王唐初征战所仅有。故贞观史臣一尊旨托词讳饰, 归咎于作古的刘文静( 6 1 9 年被李渊所杀)、殷峤( 6 21 年病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