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朝名臣言行录》载：
皇佑二年，吴中大饥，殍殣枕路。时范文正公领浙西，发粟及募民存饷，为术甚备。吴人喜竞渡，好为佛事。公乃纵民竞渡，太守日出宴于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游。又召诸佛寺主首，谕之曰：“饥嵗工价至贱，可以大兴土木之役。”于是诸寺工作鼎兴。又新敖仓吏舍，日役千夫。监司奏劾杭州不恤荒政，嬉游不节，及公私兴造，伤耗民力。公乃自条叙所以宴游及兴造，皆欲发有余之财以惠贫者，贸易饮食、工技服力之人，仰食於公私者，日无虑数万人，荒政之施，莫此为大。是嵗，两浙惟杭州晏然，民不流徙，皆公之惠也。岁饥发司农之粟，募民兴利，近岁遂著为令。既已恤饥，因之以成就民利，此先王之美泽也。
通过刺激内需的方式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从而提高中下层民众的收入，乃今日发展经济之基本手段，不意文正公亦尝用之，而宋世至于“著为令”。此种方式固可收“成就民利”之效，然是否合乎道义呢？想听听诸位吧友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