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侃先生是我国近代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并且在经学、文学、哲学各方面也有独到的见解和卓异的成绩。先生学术远绍汉、唐，近承乾、嘉，而又不受其局囿。在文字、音韵、训诂各方面蔚然成一家言。在近代学术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并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与章太炎、刘师培两先生齐名，被称为“国学大师”，为学界所推重。他离开我们已经近五十年了，由于先生生平除所发表的文章和诗词外，其他专著不多，解放后在党的关怀下，重印了先生的《论学杂著》和《文心雕龙札记》，于是先生精博的学术，始流布渐广，但使人仅能窥豹一斑。我在五十年前，曾前后六年间从先生求学，为跟随先生最久又得到器重的学生之一。今年是先生逝世四十六周年，我怀着崇敬的心情，追思往昔。
黄先生一生治学的严谨精神和系统的治学方法，虽然早略为学界所共知，而语焉不详，今就我从先生治学和我本身感受，综括介绍如下。
1.首先以关心国家命运作为出发点，并把这一精神贯彻到学术研究上去。
黄侃先生早年曾亲自投入于反清的革命运动中，受清廷缉捕而避难于日本。后来虽然逐渐离开政治活动而专事学术的研究和教学，但一直关心着国家的命运。他认为治学是“存种姓，卫国族”的手段。人类的一切学问都应当以“正德、利用、厚生”为目的，因此，做学问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后世开太平。”他认为今日国家，第一应当保全匡廓；今日学术，第一应当保全本来。研究学术不是为研究而研究，而是为了国计民生的利益。这正是黄先生治学的根本目的。
2.笃学而不趋新、征实而不蹈虚。
黄先生治学从不轻易疑古，太炎先生称赞他“说经独本汉唐传、注、正义，读之数周。……自清末迄今几四十岁，学者好为傀异，又过于明、清间，故季刚所守，视惠氏弥笃焉。独取注疏，所谓犹愈于野者也。”我们知道，清代乾嘉以来，随着中国语言文字之学研究水平的提高，也出现了少数对典籍随意破字，滥指音转的不严谨作风的现象。（如朴学大师俞樾就不免随意破字的毛病，不及孙诒让严谨，何况其他学者。）清末经今文派的学者多善附会。以《说文》中“朋”、“凤”同字而说“有朋自远方来”为“有凤”来者，有之；以《庄子》中“在宥”为“自由”一声之转者，有之。到了胡适提倡“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唯心主义治学方法以后，这种现象就更为严重了。以《说文》中“禹”训为虫而考证大禹为一条虫者，有之；以“墨”、“蛮”一声之转、“翟”、“狄”音近通假而考证“墨翟”即 “蛮狄”实即印度人或阿拉伯人者，有之。在这种风气中，黄先生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卓然不惑，起到了“障百川而东之，挽狂澜于既倒”的作用。黄先生自己曾说：“熟读注疏，推导汉诂，正为臆说穿凿者太众，思欲遏止其流。”他非常推崇段玉裁与王念孙二人，他认为段氏《说文注》用力至深，凡唐以前书皆见之。王氏《广雅疏证》为研治训诂入手之书。其书征引故训，求其通彻，不独合于古音，并求合于等韵，可谓毫发无遗憾。他批评近人治学之病有三：一是郢书燕说之病，一是辽东白豕之病，一是妄谈火浣之病。近人对于古说一切怀疑，独不自疑其怀疑的根据，可为浩叹。他曾说：“清师治经之劬劳，诚予吾侪以莫大之益，惟或琐碎而无精微，宏通而蔑弃师法，考据而成臆说，辩驳而徒长浮词，意有汉人所讥章句之儒之病。然则吾侪所务，必在去繁就简，去妄存真。果能如此用心，则旧说有不可不存，而孔、陆、贾、扬之疏，未可见束高阁。”“今日籀读古书，当潜心考察文义而不必骤言通假，当精心玩索全书，而不可断取单辞。旧解虽不可尽信，而无条条逊于后师之理。廓然大公，心如明镜。然后可以通古今之邮，息汉宋之诤。”“学问文章，当以四海为量，以千载为心，以高明广大为贵。”
今天我们翻阅先生的著作与札记，就会感到他的精神无处不在。他对前人的驳正，几乎条条闪烁着不可磨灭的光辉。事实上他治音韵、文字、训诂，已经是开创了一条新路，在乾嘉学人治学的基础上达到了一条新的高度。他在《后汉书论赞书后》中说：“师古而不为所役，趣新而不畔其规。”这两句是对他这种精神最准确的概括。
3.治学先从继承入手。
重视师承，这是我国的学术传统。但黄先生同一切有为的学者一样，他既从老师那里继承了已有的成果和治学方法，又在这个基础上努力向前探索。因此可以说，在这方面他是我国古代，特别是清代朴学传统的优秀继承者。
黄侃先生自一九零七年从章太炎先生游，二十余年间执弟子礼始终甚恭敬，临终前犹连连自言“垂老无成、辜奉明恩。”他师事章先生，有议及章先生者必盛气争之。师事刘师培先生，直至晚年，言及必称先生，但他没来墨守师说，对章先生有过具体的批评。如他对章先生的《文始》中有不少问题，他不同意，曾对学生说，《文始》中十分之四可以商榷。对《新方言》亦有不同意见。而对刘师培之附“洪宪”，尤不以为然。
他对学生常常以司马迁及《论语》中的话“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多闻阙疑、慎言其余。”作勉励和告戒。
4.扎硬寨、打死仗。
黄侃先生治学精研，所治经、史、语言文字诸书皆反复数十过。其熟习程度至能举其篇、页、行数，十九无差误。对《说文》、《广韵》两书时不离手，尝读孙诒让《周礼正义》，自限一百八十日读完，凡遇其中有须计算的地方，无不一一列算式加以推算验证。读完后，曾作“学经己病二毛催”一绝句以纪其事，其谦逊有如此者。又见先生读《清史稿》，全书一百册，从头到尾，都一卷一卷地详加圈点。他对于随便翻翻，点读数篇辄止者称为“杀书头”，他临终前犹勉力圈完《唐文释》。这就可见他做工夫的精神，绝不似实用主义者那样为写作一文只翻所需的材料，而不一字一句地读透会通全书的义理。这就是他治学的态度，也正是大师所以成为大师的成功秘诀。
他读书一定要动笔或加批语。现在看到他存下的批点过的书有百余种，（中华书局印行的《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曾报导过）集录下来，一定对后学启发不少。他批过《文选》，他的学生曾传抄过。所批郝懿行的《尔雅义疏》，几乎等于替郝氏改文。《说文》也批得密密麻麻。《广韵》也是如此。这三部分整理出来就是三部很可传世的名著。他又批过《资治通鉴》，顾颉刚在主持二十四史断句时，曾通过齐燕铭同志在陆宗达处借去一部分采入标点本。
5.淹博古今、谨严自守。
《颜氏家训》中说：“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黄先生虽然学识精博，无书不读，但谨于立说，自言要五十岁后方始著书。可惜他还未满五十周岁时，病酒中毒，溘然而逝。太炎先生甚为惋惜。因他早年谢世，未能为后人留下更多的著作，但他平生治学的很多优点却留下来了。他常说：“学问之道有五：一曰，不欺人；二曰，不知者不道；三曰，不背所本；四曰，为后世负责；五曰，不窃。”他批评某些初学者之病，“一曰，急于救解；二曰，急于著书；三曰，不能阙疑；四曰，不能服善。”主张治学“当谨于语言。”考据之学有三要点：一曰，不可臆说；一曰，不用单文；一曰，不可武断。他之推崇汉儒，原因之一即“汉学之所以可畏，在不放松一字。”
6.疑事毋质、质而勿有。
这两句话，他常常向学生说。他始终能以愚自处，他说中国学问如仰山铸铜，煮海为盐，终无止境。作为一个学者，当日日有所知，也当日日有所不知。当时我们接触过的老师，有的每每说我今天有所发明，沾沾自喜。其实这位老师少所见，多所怪。其所谓发明，未必是发明。这就比黄先生的见地差得远了。
在我接触他的年代，他对他的旧作如《文心雕龙札记》、《音略》之类都认为非他笃意之作。他对于自己的疏失，那怕是一个句读问题，只要点错了，就即时改正，对学生也不隐讳。他案头总放着一把剪刀和一根压尺，以便随时改正圈书之误，用压尺压在页内，再用剪刀刮磨。所以他经常教导学生们要“疑事无质、质而勿有。”苏州朱季海兄曾告诉一件事，即是先生的学生龙榆生，在敌伪时期，在南京，买到过先生藏书《新唐书》一部，圈点到底，中有断句错处，不只用纸贴补过。足见先生读书，首先在断句方面大下功夫，其有纠正处，亦见到先生体会文义之深。今榆生已早下世，不及再晤，未审此书尚留人间否，为了怃然久之。
7.对学生要求严格、勖勉备至。
五十年前，我在南京始从黄先生学，先生以为可教，遂ｘù＠⑴勉备至，启迪甚殷。首先告戒我要打好基本功，不要骛外，要耐心于久坐下苦功。让我先在一年内圈读完《十三经》，此后又增加至二十六种，并要我三十岁以前读完唐以前的典籍。有了这样的基本功夫，再研究任何门类的中国学问，就容易多了。先生告戒我三十岁以前不要轻易在报刊上发表文字。我严格地遵守先生的教导，以积累自己的知识为先务。记得在一九三二年，我方开始读萧子显的《南齐书》，读到卷四十一的《张融列传》中的《海赋》，便读不下去，我去向先生请教。先生立即为我把这篇赋断了句，并指出其难解之处，如“使天形寅内敷、情敷外寅者，言之业也”句，校出天为夫误，两寅字为演误，正因史避梁武嫌名的原故，其他订正处不少。后来友人王仲荦同志便把这些校正了的误处采入所校点的《南齐书》之内，对一般读者明白文义大有好处，先生之嘉惠后学为不浅矣。当我在一九三一年随从先生避寇北上。与先生同住北京前外上巷上四条时，适闻父丧之讯，不能即归，哀恸无已。先生因以所批郝懿行《尔雅义疏》一书命我移录，我朝夕从事，历时五月方了。每卷末都特记年月，以示不忘。我在移录时得到许多启发，不独专治训诂而已。后于一九三四年，在南京，先生又命我过录清十三家校本《经典释文》，其书批注，朱墨烂然，我亦一点一画，照样过录，经半年之久方始蒇事，以呈先生审阅。先生＠⑵ 检后，并在封面题了如下的一段话：
刘履芬过录众家本，比孙毓修据叶写本参校段、臧诸人校本所作校勘记尤详密。乙亥七月六日，孟伦携其所迻录刘本就予覆勘，因翻孙记乃知刘本之佳。予与孟伦殷勤誊写，功不唐捐也。量守 居士书。由此可见先生对学生要求之严，一刻也不放松。
我所见到的先生读过的书近百部，都是从头圈到底，有的并作了详细的批识，无处不见先生用功之苦。先生常对我讲，顾炎武的话“著书必前之所未尝有，后之所不可无。”先生正是这样作的。当时有很多学者，或率意诡更旧文，牵强附会，或如顾炎武所讥本无心得，“不能开山采铜，而但剪碎古钱，成为新币。”但黄先生每作一文，论一事，无不思理深细，多见道之言，绝不人云亦云，随波逐流。而我能受教于黄先生这样渊博精审而又严谨的学者大师，渍染既久，获益匪浅，是极为幸运的事情，这对我此后的治学始终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因此，现在每当自己在工作中作出一点成绩来时，不时引起我怀想我尊敬的本师——黄侃先生。
黄先生一生治学的严谨精神和系统的治学方法，虽然早略为学界所共知，而语焉不详，今就我从先生治学和我本身感受，综括介绍如下。
1.首先以关心国家命运作为出发点，并把这一精神贯彻到学术研究上去。
黄侃先生早年曾亲自投入于反清的革命运动中，受清廷缉捕而避难于日本。后来虽然逐渐离开政治活动而专事学术的研究和教学，但一直关心着国家的命运。他认为治学是“存种姓，卫国族”的手段。人类的一切学问都应当以“正德、利用、厚生”为目的，因此，做学问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后世开太平。”他认为今日国家，第一应当保全匡廓；今日学术，第一应当保全本来。研究学术不是为研究而研究，而是为了国计民生的利益。这正是黄先生治学的根本目的。
2.笃学而不趋新、征实而不蹈虚。
黄先生治学从不轻易疑古，太炎先生称赞他“说经独本汉唐传、注、正义，读之数周。……自清末迄今几四十岁，学者好为傀异，又过于明、清间，故季刚所守，视惠氏弥笃焉。独取注疏，所谓犹愈于野者也。”我们知道，清代乾嘉以来，随着中国语言文字之学研究水平的提高，也出现了少数对典籍随意破字，滥指音转的不严谨作风的现象。（如朴学大师俞樾就不免随意破字的毛病，不及孙诒让严谨，何况其他学者。）清末经今文派的学者多善附会。以《说文》中“朋”、“凤”同字而说“有朋自远方来”为“有凤”来者，有之；以《庄子》中“在宥”为“自由”一声之转者，有之。到了胡适提倡“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唯心主义治学方法以后，这种现象就更为严重了。以《说文》中“禹”训为虫而考证大禹为一条虫者，有之；以“墨”、“蛮”一声之转、“翟”、“狄”音近通假而考证“墨翟”即 “蛮狄”实即印度人或阿拉伯人者，有之。在这种风气中，黄先生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卓然不惑，起到了“障百川而东之，挽狂澜于既倒”的作用。黄先生自己曾说：“熟读注疏，推导汉诂，正为臆说穿凿者太众，思欲遏止其流。”他非常推崇段玉裁与王念孙二人，他认为段氏《说文注》用力至深，凡唐以前书皆见之。王氏《广雅疏证》为研治训诂入手之书。其书征引故训，求其通彻，不独合于古音，并求合于等韵，可谓毫发无遗憾。他批评近人治学之病有三：一是郢书燕说之病，一是辽东白豕之病，一是妄谈火浣之病。近人对于古说一切怀疑，独不自疑其怀疑的根据，可为浩叹。他曾说：“清师治经之劬劳，诚予吾侪以莫大之益，惟或琐碎而无精微，宏通而蔑弃师法，考据而成臆说，辩驳而徒长浮词，意有汉人所讥章句之儒之病。然则吾侪所务，必在去繁就简，去妄存真。果能如此用心，则旧说有不可不存，而孔、陆、贾、扬之疏，未可见束高阁。”“今日籀读古书，当潜心考察文义而不必骤言通假，当精心玩索全书，而不可断取单辞。旧解虽不可尽信，而无条条逊于后师之理。廓然大公，心如明镜。然后可以通古今之邮，息汉宋之诤。”“学问文章，当以四海为量，以千载为心，以高明广大为贵。”
今天我们翻阅先生的著作与札记，就会感到他的精神无处不在。他对前人的驳正，几乎条条闪烁着不可磨灭的光辉。事实上他治音韵、文字、训诂，已经是开创了一条新路，在乾嘉学人治学的基础上达到了一条新的高度。他在《后汉书论赞书后》中说：“师古而不为所役，趣新而不畔其规。”这两句是对他这种精神最准确的概括。
3.治学先从继承入手。
重视师承，这是我国的学术传统。但黄先生同一切有为的学者一样，他既从老师那里继承了已有的成果和治学方法，又在这个基础上努力向前探索。因此可以说，在这方面他是我国古代，特别是清代朴学传统的优秀继承者。
黄侃先生自一九零七年从章太炎先生游，二十余年间执弟子礼始终甚恭敬，临终前犹连连自言“垂老无成、辜奉明恩。”他师事章先生，有议及章先生者必盛气争之。师事刘师培先生，直至晚年，言及必称先生，但他没来墨守师说，对章先生有过具体的批评。如他对章先生的《文始》中有不少问题，他不同意，曾对学生说，《文始》中十分之四可以商榷。对《新方言》亦有不同意见。而对刘师培之附“洪宪”，尤不以为然。
他对学生常常以司马迁及《论语》中的话“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多闻阙疑、慎言其余。”作勉励和告戒。
4.扎硬寨、打死仗。
黄侃先生治学精研，所治经、史、语言文字诸书皆反复数十过。其熟习程度至能举其篇、页、行数，十九无差误。对《说文》、《广韵》两书时不离手，尝读孙诒让《周礼正义》，自限一百八十日读完，凡遇其中有须计算的地方，无不一一列算式加以推算验证。读完后，曾作“学经己病二毛催”一绝句以纪其事，其谦逊有如此者。又见先生读《清史稿》，全书一百册，从头到尾，都一卷一卷地详加圈点。他对于随便翻翻，点读数篇辄止者称为“杀书头”，他临终前犹勉力圈完《唐文释》。这就可见他做工夫的精神，绝不似实用主义者那样为写作一文只翻所需的材料，而不一字一句地读透会通全书的义理。这就是他治学的态度，也正是大师所以成为大师的成功秘诀。
他读书一定要动笔或加批语。现在看到他存下的批点过的书有百余种，（中华书局印行的《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曾报导过）集录下来，一定对后学启发不少。他批过《文选》，他的学生曾传抄过。所批郝懿行的《尔雅义疏》，几乎等于替郝氏改文。《说文》也批得密密麻麻。《广韵》也是如此。这三部分整理出来就是三部很可传世的名著。他又批过《资治通鉴》，顾颉刚在主持二十四史断句时，曾通过齐燕铭同志在陆宗达处借去一部分采入标点本。
5.淹博古今、谨严自守。
《颜氏家训》中说：“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黄先生虽然学识精博，无书不读，但谨于立说，自言要五十岁后方始著书。可惜他还未满五十周岁时，病酒中毒，溘然而逝。太炎先生甚为惋惜。因他早年谢世，未能为后人留下更多的著作，但他平生治学的很多优点却留下来了。他常说：“学问之道有五：一曰，不欺人；二曰，不知者不道；三曰，不背所本；四曰，为后世负责；五曰，不窃。”他批评某些初学者之病，“一曰，急于救解；二曰，急于著书；三曰，不能阙疑；四曰，不能服善。”主张治学“当谨于语言。”考据之学有三要点：一曰，不可臆说；一曰，不用单文；一曰，不可武断。他之推崇汉儒，原因之一即“汉学之所以可畏，在不放松一字。”
6.疑事毋质、质而勿有。
这两句话，他常常向学生说。他始终能以愚自处，他说中国学问如仰山铸铜，煮海为盐，终无止境。作为一个学者，当日日有所知，也当日日有所不知。当时我们接触过的老师，有的每每说我今天有所发明，沾沾自喜。其实这位老师少所见，多所怪。其所谓发明，未必是发明。这就比黄先生的见地差得远了。
在我接触他的年代，他对他的旧作如《文心雕龙札记》、《音略》之类都认为非他笃意之作。他对于自己的疏失，那怕是一个句读问题，只要点错了，就即时改正，对学生也不隐讳。他案头总放着一把剪刀和一根压尺，以便随时改正圈书之误，用压尺压在页内，再用剪刀刮磨。所以他经常教导学生们要“疑事无质、质而勿有。”苏州朱季海兄曾告诉一件事，即是先生的学生龙榆生，在敌伪时期，在南京，买到过先生藏书《新唐书》一部，圈点到底，中有断句错处，不只用纸贴补过。足见先生读书，首先在断句方面大下功夫，其有纠正处，亦见到先生体会文义之深。今榆生已早下世，不及再晤，未审此书尚留人间否，为了怃然久之。
7.对学生要求严格、勖勉备至。
五十年前，我在南京始从黄先生学，先生以为可教，遂ｘù＠⑴勉备至，启迪甚殷。首先告戒我要打好基本功，不要骛外，要耐心于久坐下苦功。让我先在一年内圈读完《十三经》，此后又增加至二十六种，并要我三十岁以前读完唐以前的典籍。有了这样的基本功夫，再研究任何门类的中国学问，就容易多了。先生告戒我三十岁以前不要轻易在报刊上发表文字。我严格地遵守先生的教导，以积累自己的知识为先务。记得在一九三二年，我方开始读萧子显的《南齐书》，读到卷四十一的《张融列传》中的《海赋》，便读不下去，我去向先生请教。先生立即为我把这篇赋断了句，并指出其难解之处，如“使天形寅内敷、情敷外寅者，言之业也”句，校出天为夫误，两寅字为演误，正因史避梁武嫌名的原故，其他订正处不少。后来友人王仲荦同志便把这些校正了的误处采入所校点的《南齐书》之内，对一般读者明白文义大有好处，先生之嘉惠后学为不浅矣。当我在一九三一年随从先生避寇北上。与先生同住北京前外上巷上四条时，适闻父丧之讯，不能即归，哀恸无已。先生因以所批郝懿行《尔雅义疏》一书命我移录，我朝夕从事，历时五月方了。每卷末都特记年月，以示不忘。我在移录时得到许多启发，不独专治训诂而已。后于一九三四年，在南京，先生又命我过录清十三家校本《经典释文》，其书批注，朱墨烂然，我亦一点一画，照样过录，经半年之久方始蒇事，以呈先生审阅。先生＠⑵ 检后，并在封面题了如下的一段话：
刘履芬过录众家本，比孙毓修据叶写本参校段、臧诸人校本所作校勘记尤详密。乙亥七月六日，孟伦携其所迻录刘本就予覆勘，因翻孙记乃知刘本之佳。予与孟伦殷勤誊写，功不唐捐也。量守 居士书。由此可见先生对学生要求之严，一刻也不放松。
我所见到的先生读过的书近百部，都是从头圈到底，有的并作了详细的批识，无处不见先生用功之苦。先生常对我讲，顾炎武的话“著书必前之所未尝有，后之所不可无。”先生正是这样作的。当时有很多学者，或率意诡更旧文，牵强附会，或如顾炎武所讥本无心得，“不能开山采铜，而但剪碎古钱，成为新币。”但黄先生每作一文，论一事，无不思理深细，多见道之言，绝不人云亦云，随波逐流。而我能受教于黄先生这样渊博精审而又严谨的学者大师，渍染既久，获益匪浅，是极为幸运的事情，这对我此后的治学始终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因此，现在每当自己在工作中作出一点成绩来时，不时引起我怀想我尊敬的本师——黄侃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