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朝阳 搜狐创始人

我到美国考取的奖学金项目是由李政道发起的，这个项目每年从中国招100个学生到美国去学习。考这个项目的时候，全国各大学筛选出来700个人参加考试，清华送出一个有25人参加的代表队。说实话，所有能来参加考试的人其实都是各学校的尖子，几乎每个人都有远大的抱负，想拿到诺贝尔奖、想当物理大师的比比皆是，每个人都特别狂。而且在应考阶段，主考方面把大家放在一起，一天24小时让他们在各个方面进行较量，这就把学习变成了一场非常艰苦的心理搏斗。

这个项目最终的录取人数为100人，所有这700名学生都经过了严格的三天考试。那次清华有8个人考上这个项目，我就是其中的一个。这场竞争给我留下的印象之深，至今都让我觉得有一种"曾经沧海难为水"的感觉。事实的确如此，现在经常有人问我："在面对风险投资时心理压力能不能承受？"我则回答："这些压力比起我在清华参加考试的时候的压力要小得多。"

那时候我正十八九岁，在这样的年纪就必须面对这种竞争，对人的心理折磨是很厉害的。所以我从那时候起就开始冬泳，当时自认为是锻炼身体，现在仔细想想那实际上是在进行一种自我虐待，是想通过一种非常艰苦的过程来向自己证明自身的坚强。

这场竞争最终把我带到了美国。

我靠着这个奖学金项目到美国之后，辗转进入了麻省理工学院搞凝聚态物理。现在想想其实我挺为自己觉得幸运的。麻省理工学院本身的校风非常务实，我从这种务实的校风里体会到不少正确做事的方法。

1993年年底我拿到博士学位，这时候的我已经开始对物理以外的很多事情感兴趣起来。那时候华尔街的人认为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都很聪明，尤其是学物理和学数学的，所以他们的人愿意到我们学校来招人，我的很多同学都因为这个原因到华尔街当股票分析员去了。

但是我当时觉得在美国呆了这么长时间，最能发挥我作用的是必须做一些跟中国有点关系的事情，不然我跟美国人比起来几乎可以说没有什么特长。经过仔细为自己分析，我觉得对当时的我来说，最直接的一条路就是留在麻省理工学院做跟中国相关的事情。那时候我的导师已被提升为副校长了，而且我们学校也真的有和中国发展一些关系的设想，校方就任命我来做这些事情。在行政上，校方把我放在一个叫做企业关系部的部门里面，专门负责跟中国方面的联络事务。其实，这个职位等于是为我这样一个人凭空创造出来的。

从此我在这个职位上开始了完全与物理无关的工作，更多的是跟别人吃饭，做国际关系，在学校里接待中国来访的官员，也安排校方领导到中国访问。

我明白我当时所做的事情使得我在这个社会所受到的重视程度跟我想得到的重视程度根本不相符，所以我一直觉得特别迷惘，不明白自己的人生为什么这么艰难，自己为什么生活得这么痛苦。但是，每当我回到国内的时候，我就能感受到一种非常明显的理直气壮。真的，那时候在国内遇到的任何人，我觉得他们都活得那么理直气壮，哪怕他们是在跟人吵架。而我在美国见到的华人，不管他是做什么的，哪怕是高级教授，都给我一种疲弱无力的感觉，我相信这是长期客居他乡给人造成的外在精神缺憾。

我同样观察到在北京的美国人也一样给人这种感受。也就是说我在北京看到的美国人和在美国看到的美国人感觉是不一样的。在北京看到的美国人大多也给人疲弱、苍白的感觉，而在美国看到的美国人都显得生活很充实、很忙碌的样子。

所以，这个问题不是华人在美国有没有受到歧视的问题，而是你究竟有没有主流文化的感觉。你不在主流文化里面，你的生活中必定缺乏营养。我常常这样觉得：任何离开从小长大的环境到另外一个文化圈子里面去的人，都不太可能在新文化圈子里融入主流文化，哪怕这个人外语讲得再好。

这些思考让我得出的体会是：如果我跟美国人之间想达成类似中国人之间的那种"一回生二回熟"的信任，以求谋得一些商业利益，可能需要很长时间。

这让我觉得作为一个在自己文化圈中运作的人可以利用的社会资源特别特别多。这样的一种思考贯穿了我整个1994、1995年反复回国的过程，我越来越觉得自己只有回到国内才能做出更大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