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1013
《出方记》
妻年来多病，故近用心于仲景师《伤寒杂病论》。其因运动过度，汗出过多，饮食节制甚，身体透支也，先为自汗出，复见头痛、口干口苦，烦燥，断之为阴阳俱虚之证，便试用甘草干姜汤以复其阳，并配以红景天、丹参以通其血脉，下午服之，立见功效，晚饭后口干之症已消，睡前告知竟亦不觉头痛矣。余喜甚而笑曰：‘’非我之功，乃仲师治君也‘’。因属首例，特以志之。
20141026
太阳中风，因自信身体自愈机能而未予置理，积久而成伤寒，病入里矣，头痛发热，眼鼻如有火喷，夜不成寐，次日昏昏然，并有喉干喘咳诸症，强打精神回乡祭祖，难受之极。申时归家，迷糊中治以麻黄汤方，覆取汗出，伴有筋络跳动感，气血加速并冲击脑际，余置疼感于不顾，但放任其自然运行，俄顷，已全身释然，神清气爽，沐浴后便可静心读书矣，竟无失眠后之委靡不振，益信仲师设方之神。中药之神效如斯，未之见也，因思今人之用药，配伍繁杂，少则七八味，多则十数味，其效果反不彰显，何故？药性相违相抵也。不若仲师设方之简约，对病因病机之体察入微也，对症用药，虽简而其效立见也。

中医四大经典之一的《伤寒论》书中所载方剂剂量的讨论,主要围绕张仲景时代的一两到底相当几克的核心问题，归根到底是为了提高临床疗效。　　经方剂量一两折算，有的依据临床用药经验和一般用药剂量，但经不起出土实物及历代文献的考证；有的以神农秤为依据，将其1两折合为1—2克间，亦无出土文物可证，日本汉方学家常用此剂量，在我国则应用较少。目前，临床上据经方剂量一两等于现代重量3克应用。　　之所以会出现目前的换算，主要与历史上4位有影响的医家有关：　　梁代陶弘景《本草经集注》云：“古秤惟有铢两而无分名，今则以十黍为一铢……”然《汉书·律历志》明确规定：“千二百黍重十二铢”，即一百黍为一铢。陶弘景可能将“十黍为一累，十累为一铢”的汉制错简或错写为“十黍为一铢”，实为后世曲解《伤寒论》药物剂量之肇始。　　孙思邈在《千金方》中转载了陶弘景的错误论述，虽提出疑问，但未纠正，仅加注文：“此则神农之秤也。吴人以贰两为壹两，今依肆分为壹两秤为定。”　　明代李时珍更是在《本草纲目》中明确写出“今古异制，古之一两，今用一钱可也。”　　汪昂《汤头歌诀》亦有“大约古用一两，今用一钱足矣。”　　原国家计量局编的《中国古代度量衡图集》中“光和大司农铜权”（中国历史博物馆藏）被认为是推算汉制的权威标准。此权铸于光和二年闰月廿三日，光和二年为公元179年，与张仲景为同年代。从权上铭文可知，此权为当时中央政府为统一全国衡器而颁布的标准。铜权，按秦汉密制的单位量值和权的量级程序，此权当为12斤权，标准重量当为2996克。每斤是2996÷12≈249．7(克)。按照这个重量来折合，1两应该是249．7÷16≈15．6(克)。据此东汉l两合今之15.625克。　　可以说，导致汉以后至今与东汉时期药量相差悬殊的原因错在陶弘景，疑在孙思邈，定在李时珍，传在汪昂。　　来源:人民日报 郝万山：汉代的一两等于现在的多少克?我在这里顺便要说，汉代一两等于多少克？等于15.625 克，汉代的一两等于现在的15.625 克，汉代的一斤等于现在的250 克，怎么知道的，看文物啊。我们北京历史博物馆就藏着一个汉代的铜权，那是张仲景在世的时候，当时汉代的国家的农业部叫做司农铜权，按照当时的权的系列，它应当是重 12 斤，我们今天拿了一约，除以 12，等于 250 克，所以汉代的一斤就是 250 克，汉代的斤和两的进位是16 进制，16 两等于1斤，所以它的一两等于15.625 克，我们为了换算方便，就是汉代的一两是15克。 对大青龙汤来说，它的剂量是几次的治疗量呢？我们看服法，“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取微似汗”，是三次治疗量，吃了一次以后，出了汗，后面的药就不要吃了，这样的话，麻黄用了六两，一次的量是多少呢？30 克，麻黄一次的量是30 克，桂枝用了二两，一次的量是 10 克，甘草二两，一次的量是10 克，杏仁 40 枚，我上午说了 10 枚杏仁大约是4 克，现在40 枚大约是16 克，16 除以3，5 克的杏仁，生姜 3 两，一次15 克，一次治疗量是 15 克，大枣 10 枚，这是三次量，一次量大概是 3枚吧，“石膏如鸡子大”。 我们今天的杂交鸡的鸡蛋很大，有的大的鸡蛋有60 克左右，汉代没有杂交鸡，鸡蛋都是那小小的笨蛋，苯鸡的蛋，土鸡的蛋，在台湾叫土鸡，在我们大陆叫笨鸡，笨鸡下的蛋就叫笨蛋。这个笨蛋很小，一个也就30 克左右，所以这里的石膏用的量并不大，那么大一块儿石膏，也就是三四十克吧，分三次来吃，那一次就10 克左右，石膏用的量不多，麻黄的量远远大于石膏的量，所以它是以寒邪闭郁肌表为主，寒大于热，加一点石膏来清里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