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才算隐士
“出家是不是逃避社会责任？”这个问题曾一再被提起。要回答这个问题，或许先要厘清出家的概念。有一学者最近在博客上提出“不要让妻子出家，要让尼姑出嫁”的骇人之论，严肃一点的说法是“让僧侣成为一种职业，而不是一种生活方式”。
如果出家真的仅仅是一种职业，那自然谈不上“逃避社会责任”，而只能讨论社会是否需要这种职业。所以问题其实是：“一种离开世俗的生活是否是逃避社会责任？”
美国汉学家比尔-波特在其著作《空谷幽兰———寻找当代中国隐士》一书中说，他常对美国人介绍，中国的隐士很像研究生，他们在攻读他们精神觉醒的“博士学位”。很多人在寺庵、道观、儒家书院、大学乃至家里获得精神觉醒的“学士”，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去攻读“博士”。
这样的“博士”自然并不仅仅限于皈依fo教的出家人，道教出家人、儒家知识分子，都曾是中国隐士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传说中的许由开始，中国的隐士传统就没有中断过。一方面，他们远离世俗，以寻求精神觉醒，并保护传统不受破坏，另一方面，他们所探求的和保存的又能回馈社会。
《空谷幽兰》一书中的“隐士”译自英文“hemit”。该书的策划编辑张顺平回忆说，在翻译过程中有友人提出这种质疑，认为中国传统说的“士”是指儒家知识分子，用来指fo道隐修者并不合适。而他的看法是，hemit也许翻译成“隐修者”更合适，但在“传统———并不限于儒家传统———的修行者”这个意义上也完全可以称为“隐士”。
“儒家也好，fo、道也好，他们都是中国文化的传承者和实践者，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在修行，这就是隐士。”他对记者说。
在中国大陆，我们所能发现的隐士还是以fo道出家人为多。到底怎样才算是隐士，或者说出家人如何处理隐居和服务社会的关系？不同的人有不尽相同的理解。
在终南山一座茅蓬隐居的正明法师认为，隐居就要真正做到一衣一钵，身无长物，自耕自食。他觉得现在许多茅蓬也不像茅蓬了。因为怕慕名而来的访客，他要求记者不要透露其茅蓬的所在。
而登觉法师则认为，二者都是需要的，要根据每个人的因缘去具体处理。他基本上是隔一段时间隐修几个月，然后出来传法和处理教务。
“但是我们任何时候都需要出家人，这样才能把真正的fo法传承下去。”他对记者说。
北京白云观管委会主任李信军道长则用道教的一句箴言回答记者：“事来则应，事去则静。”
比尔.波特在书中写道：“中国人一直很崇敬隐士，没有人曾经对此作出解释，也没有人要去解释。”
中央财经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包胜勇博士认为，中国文化传统在上个世纪发生了断裂，儒家、fo教、道教都遭到了破坏。现在社会在努力重塑文化共同体，但是从文化角度说，fo教保存的更好一些。
“就现实来看，fo教可以说是传统文化最大的活载体。”他说：“比较一下毗邻的雍和宫和孔庙的繁华程度，就看得很明显。”
对于那些选择了隐逸生活的人们来说，他们“生活在别处”的人生选择受到了尊重。而至于这种载体如何才能更好地为重塑文化传统、促进社会和谐服务，也许是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终南山的隐士们

深读
隐逸文化的根脉
躲进fo的屋檐下
中国自古多有隐逸之士，古有许由、巢父、伯夷、叔齐，今有李叔同(弘一法师)、明海、顾城，他们成为中国古、近代社会一道独特的风景。
隐逸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现象。从西周初年建立一直绵延到晚清的宗法制度和君主专制，是隐逸的社会政治土壤。从文化渊源上说，支撑中国文化的儒释道三家都有归隐的理想，孔子在理论上也主张“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道家主张“道法自然”，追求“小国寡民”，庄子自己就做了隐士?fo家则是最纯粹的弃绝红尘之隐。
随着文化的发展，隐逸渐成一种自我的价值选择和追求，在这种追求中，中国古代的文人为此创造了一个充满诗情画意、超越世俗的精神境界和人生理想，使之成为对后代人充满感召力的审美理想。
现代工商业社会交通和通讯的发达，加上中国近现代的历史原因，使传统的隐士近乎绝迹，“隐”起来越来越难了。而隐逸的理想并没有就此断绝。
丰子恺曾经总结，人的生活可以分为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物质生活是衣食，精神生活是文学艺术，灵魂生活就是宗教。李叔同是沿着这个楼梯一层层走上去的。但是宗教的门槛并没有那么高，尤其fo教，度一切众生，因此，还有很多人更愿意到fo的屋檐下避雨。
大多人只看到fo的仪式
1990年，我国当代著名朦胧诗人顾城在新西兰激流岛隐居?毕业于北京大学的明海、中国科学少年班的“天才”宁铂、歌手李娜，直到“林妹妹”……这个名单可以列得很长，人们隐逸的愿望并没在现代社会中湮没。面对商品经济发达的现代社会，失去了农业经济的自给自足，当隐居山林变得越来越不可能，今人更多地选择了宗教。
古代隐士的理想之所终南山，现在除了寺庙中的出家人，还有少数居住在简陋茅蓬的隐修者，还有一批住在山上的人，他们或是大学生，或是知识分子，总之是对宗教感兴趣的人，他们相约到山上住几天，或可称宗教几日游。
近期一本流行书叫做《莲花次第开放》，此书作者程然身为居士，多次去终南山，她说看到很多人烧香求fo，但大多没有看到fo的智慧，只看到了fo的仪式，因此才会有对陈晓旭的谣传。
来源：新闻午报

中国古代隐士之十种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陈传席先生，把中国古代隐士分为十种。
　　完全归隐：归于此类的隐士是真正意义上的归隐，他们与为仕而隐完全没有干系，即使有时机有环境有条件，甚至朝廷派人来多次延请，他们也拒不出仕，如晋宋间的宗炳、元代的吴镇等。
仕而后隐：这种类型的隐士在中国古代很多，当过官，因为对官场不满而解冠归去。这其中，名气最大的是陶渊明，其隐逸的名气甚至超过其诗名。但陈传席认为在陶渊明归隐之后就变成“真隐”了。
　　半仕半隐：此类人先是做官，但后来不愿做了，但辞官又无保于生计，于是虽做官，却不问政事，过着实际的隐居生活，虽然不具有隐士的名分，但却有隐逸思想，如唐之王维。
　　忽仕忽隐：如元明之交的王蒙、明末董其昌，均是先做官，然后又隐居，待朝廷征召或形势有利，又复出仕，之后再归去。陈传席先生评价这种人不果断，拖泥带水，并说王蒙创造了拖泥带水皴，董其昌的画用笔含糊不清，太暗而不明，就和他们的性格有关。
　　隐于庙堂:这类隐士，虽然做官，但不执着于政事，陈传席评价之为随波逐流，明哲保身，对国家危害最大。
　　似隐实假:如明代隐士陈继儒，虽不做官，但好和官家打交道，有人写诗讥笑他“翩翩一只云间鹤，飞去飞来宰相家”。
　　名隐实官:如南朝齐梁时陶弘景，人称陶隐士，虽然隐居山中，朝中大事还向他请教，被称为“山中宰相”。这种隐士实际上不具隐士思想，他不做官只是为了更自由而已。
　　以隐求仕：通过隐逸来博得名声引起朝廷的关注，然后出仕，即所谓的“终南捷径”。如唐代的卢藏用在考中进士后，先去长安南的终南山隐居，等待朝廷征召，后来果然以高士被聘，授官左拾遗，他曾对友人指着终南山说：“此中大有嘉处。”
　　无奈而隐：此类人实际上最热心于时局，如明末清初的顾炎武、黄宗羲等人，他们“隐居”只是为了表示不与清王朝合作，实际上从事最激烈的反清斗争。这一批人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隐士。
　　真隐而仕：此类隐士在隐居时基本上都是真隐，但当时机来临时就出山，没有时机就隐下去。如殷商时伊尹、元末的刘基，名气最大的是诸葛亮。 ★
　　(本文根据陈传席先生《隐士和隐士文化问题》整理而成)

“隐士”就是隐居不仕之士。首先是“士”，即知识分子，否则就无所谓隐居。不仕，不出名，终身在乡村为农民，或遁迹江湖经商，或居于岩穴砍柴。历代都有无数隐居的人，皆不可称为隐士。《辞海》释“隐士”是“隐居不仕的人”，没有强调“士”，实在是不精确。《南史·隐逸》云：隐士“须含贞养素，文以艺业。不尔，则与夫樵者在山，何殊异也。”而且一般的“士”隐居怕也不足称为“隐士”，须是有名的“士”，即“贤者”，《易》曰：“天地闭，贤人隐。”又曰：“遁世无闷。”又曰：“高尚其事。”……是“贤人隐”而不是一般人隐。质言之，即有才能、有学问、能够做官而不去做官也不作此努力的人，才叫“隐士”。《南史·隐逸》谓其“皆用宇宙而成心，借风云以为气”。因而“隐士”不是一般的人。
　　《孟子·滕文公下》中所称的“处士”（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也就是隐士，指的是有才有德而隐居不仕的人。但这个“处士”，是指从来未做过官的人。先官后隐如陶渊明也叫隐士，却不能叫“处士”。
　　旧时认为隐居的人不求官，不求名，不求利。《旧唐书·隐逸》称“所高者独行”，“所重者逃名”。《易·蛊》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隐居求高，即是人品高尚的人，所以“隐士”又叫“高士”。江苏常熟至今尚保存元代大画家隐士黄公望的墓，墓道石碑即刻“黄高士墓”。元代另一位大画家倪云林也被人称为“倪高士”。晋宋时戴逵和他的儿子戴勃、戴颙都是著名的大画家、大雕塑家、大音乐家，他们都隐居不仕，所以《历代名画记》称之“一门隐遁，高风振于晋宋”。戴氏父子是大艺术家，然而传记不列入“文苑”，也不列入“艺术”，却列入“隐逸”，是因其有才艺才被称为“隐士”，因其“隐”，方有“高风”。《史记》中记古人语“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看来隐士是立了“德”，所以正史皆为隐士立传。但德在何处？却是值得研究的。
　　比如严光，拒绝了汉武帝的亲自征召和封赏，而隐居富春江。范仲淹《严先生祠堂记》中说：“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据说这“风”，原写作“德”。在范眼中，严光之德崇高如山。而南宋诗人杨万里就在《读〈严子陵传〉》一诗中说：“客星何补汉中兴？空有清风冷似冰。早遣阿瞒移汉鼎，人间何处有严陵!”朱元璋说的更是击中要害，他在《严光论》一文中说：“汉之严光，当国家中兴之初，民生凋敝，人才寡少，为君者虑，恐德薄才疏，致民生之受患，礼贤之心甚切，是致严光、周党于朝。何期至而大礼茫然无所知，故纵之，飘然而往。却仍凄岩滨水以为自乐。……假使赤眉、王郎、刘盆子等辈混淆未定之时，则光钓于何处？当时挈家草莽，求食顾命之不暇，安得优游乐钓欤？……朕观当时之罪人，罪人大者莫过严光、周党之徒。”（见《留青日札》卷十一《子陵耕钓处》附)朱元璋虽是大老粗，又是暴君，但他这段话却有值得思考的内容：隐居的人德就高吗？
　　实际上，从来隐士，大抵可以分为十种：其一是真隐、全隐，如晋宋间的宗炳、元代的吴镇等，从来不去做官，皇帝下令征召也不去，而且也不和官方打交道。其二是先官后隐，如陶渊明。陶是著名隐士，传列《晋书》、《宋书》、《南史》三史中的“隐逸”，其实他不是一个纯粹的隐士，他当过官，因对官场不满才隐居。明代的沈周，一天官未当过，传列入《隐逸》。而他的学生文徵明，只在京城当了一年翰林，然后便安心隐居至死，但其传就未被列入《隐逸》而列入《文苑》。陶渊明也是先官后隐，但其“隐”的名气太大，超过其诗名，不过陶渊明后来是真隐了。像陶渊明这样先官后隐的隐士较多。其三是半官半隐，如王维，开始做官，后来害怕了，但如辞官隐居又没有薪水，生活没有保障，于是虽做官，而不问政事，实际上过着隐居生活。这类人从名分上不能算做隐士，但有隐逸思想。有隐逸思想表现在意识形态上是相同的。其四是忽官忽隐，如元末明初时王蒙、明末董其昌，做了几年官，又去隐居，朝廷征召，或形势有利，又出来做官，做了一阵子官又回去隐居。这种人不果断，拖泥带水，王蒙创造了拖泥带水皴，董其昌的画用笔含糊不清，太暗而不明，就和他们的性格有关。其五是隐于朝。这种人身为官但思想已隐，做官不问政事，“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随波逐流，明哲保身。这种人对国家损害最大。其六是假隐，如明代陈继儒，虽不做官，但好和官家打交道，有人写诗讥笑他“翩翩一只云间鹤，飞去飞来宰相家”。其七是名隐实官，如南朝齐梁时陶弘景，人称陶隐士，虽然隐居山中，朝中大事还向他请教，被称为“山中宰相”。这种人身为隐士，实际上不具隐士思想，他不做官只是为了更自由而已。其八是以隐求高官，如唐代的卢藏用。刘肃《大唐新语·隐逸》记，卢藏用考中进士，先去长安南的终南山隐居，等待朝廷征召，后来果然以高士被聘，授官左拾遗。后来，另一隐士司马承祯亦被征召而坚持不仕，欲归山，卢藏用送之，指着终南山云：“此中大有嘉处。”这就是“终南捷径”。用这种隐居手段以求高官者，实非真正的隐士。其九是不得已而隐，实际上从事最热心的政治，如明末清初的顾炎武、黄宗羲等，他们“隐居”只是为了表示不与清王朝合作，实际上从事最激烈的反清斗争。石溪也如此，他反清失败后，为了逃避迫害，隐于禅，但他终生都忠于明王朝，终生反清，情绪十分激烈，一直没能静下来。这一批人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隐士。其十是先隐居，基本上是真隐，但等待时机，等到时机就出山，等不到就隐下去。如殷商时伊尹、汉末诸葛亮、元末的刘基等。其次还有一种不得已的隐者，如明末清初的弘仁，早年攻举业，明清易祚之际，他奋起反清，失败后不得已而隐，但后来一变在思想上真的隐了。只要思想上真的隐了，在意识形态上表现出来的都是以“淡”、“柔”、“远”为宗的。
　　隐士在每一个时代的情况都不同，但总的来说，还有一个时代性的问题。谈起历史，“安史之乱”可以作为封建社会的一个转折点。“安史之乱”前，封建社会蒸蒸日上；之后，每况愈下。时代对知识分子有一定影响，而知识分子对时代的影响更大。因为任何时代，社会的实际领导阶层只能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凝聚起来，一齐为国家着想，国家就有希望，否则便会相反。从群体上看，唐代之前，知识分子都能为国家着想。汉代马援那句名言：“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何能卧床上在儿女子手中邪？”（《后汉书·马援传》)激励无数志士仁人为国捐躯。唐代的知识分子们“不求生入塞，只当死报君”，“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要得此生长报国，何需先入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唐朝的君臣们共同努力，拧成一股绳，使国家强大起来。宋朝的知识分子也还是好的，虽然没有唐代知识分子那样报国心切，而且也有一部分人颓废，但大多数知识分子尚能为国忧虑。北宋的知识分子“进亦忧，退亦忧”，“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南宋的知识分子“一身报国有万死”，“位卑未肯忘忧国”。南宋早期有岳飞、陈东为国事努力，中期有陆游、辛弃疾等诗人拼搏于抗金第一线，晚期还有文天祥、张世杰、陆秀夫等为国捐躯。而且厓山、海陵山的抗元军民们是集体牺牲，无一叛降，这是何等的气概，元以后便没有了。

东晋大诗人陶渊明有“千古隐逸诗人”之称，他虽没有以“招隐”为题的诗篇，但他的诗却达到了“隐逸诗”的巅峰。最有名的当然要数那篇题为《饮酒》第五的诗：“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这样的“隐逸诗”，真是到了超凡脱俗的地步。和“隐逸诗”同时，流行起来的还有山水诗，这也是“隐逸文化”的一个表现。
山水诗和“隐逸诗”可说是孪生姐妹。要隐逸，就必然会得意于丘中，倘佯于林泉，这必然会拥抱山川、赞美山川，吟哦之间，形成寄情于景、借景抒情的山水诗。和前朝山水不同的是，六朝的山水诗，更多一分超然物外的意境和逍遥自适的心情，诗风则更加轻灵飘逸，文笔则更加婉约隽永。有人认为，六朝诗风过于浮靡，这如果是指部分诗作，特别是后期的某些所有的诗都归结为浮靡，是失之偏颇的。有人喜欢把六朝的诗同汉赋相比，认为后者气势雄浑，而前者则纤巧有余，凝重不足。这是一个审美取向的问题。犹之听惯了黄钟大吕声响的人，往往会不喜欢丝竹轻音。其实，汉赋也好，六朝诗作也好；黄钟大吕也好，丝竹轻音也好，凡是优秀的，都有其美学价值，而不能用一根尺子来衡量。拿六朝的山水诗来说，就不乏佳作。像左思的诗句“未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谢灵运的诗句“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和“望山白云里，望水平原外”；谢的诗句“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等等，其意境之美，可和盛唐的山水诗相媲美。钟嵘的《诗品》，对谢诗的评价是：“一章之中，自有玉石”；“奇章秀句，往往警遒”。清代的王夫之在讲到谢的诗时说“‘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隐然一含情凝眺之人，呼之欲出。从此写景，乃为活景，故人胸中无丘壑，眼底无性情，虽读尽天下书，不能道一句。”说得很中肯。当然，六朝的诗作包括山水诗，也有平庸的，也有一味堆砌辞藻而流于浮靡的。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所批评的“鬻声钓世”、“yin丽烦滥”，就是指的这种文风。
　　总之，一个时代的文风、文韵，受当时的影响很大。六朝是如此，其他时代不也是这样吗？

有关隐匿，近年来还产生了一个新的说法，叫“大隐隐于网”。互联网产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其发展之迅猛，完全可以用“洪流滚滚，势不可当”来形容。正像一位美国学者讲的那样：“无数的人被卷入到这场数字化革命中来，它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有关统计显示，目前我国的网民差不多有一亿人，大约占总人口的十五分之一。以这个比例来算，西安的网民大约有四十多万。当然，随着计算机硬、软件的不断更新和宽带网的普及，这个数字会还不断地增长。西安的大专院校多，科研机构多，文化人多，网民自然也就多。
沉浸于网络中的人们和我们上面谈到的几种隐者，尤其是终南山隐者相比，有近似之处，如独处、隐姓埋名、和少数“高人”交流思想心得等。但仔细考察，两者有明显的不同：前述隐者追求的是一个“静”：环境幽静，生活平静，心灵宁静，在静中净化，在静中升华；网络中人很难摆脱一个“动”：手动眼动，怦然心动，甚至蠢蠢欲动，付之行动，至于心灵能否净化，灵魂能否升华，就万树千花，因人而异了。西安目前上网热聊的网民每天不少于万人，其中绝大多数是四十岁以上的中年人，至于聊天的目的，寻钱觅财者有之，探花问柳者有之，交友征婚者有之，宣泄不满者有之，排遣寂寞者有之……看来，网聊具有“心理按摩”和“精神鸦片”的双重作用。一些心理学家则忧心忡忡地指出，长期沉迷网络易患心理问题，因为网络具有虚拟性，面对荧屏，手持鼠标，似乎什么都可以做，但回到现实又是另一回事，这容易让人感到失望，产生心理压力，导致一些反常的，甚至极端的行为发生。这便与我们讲的隐，背道而驰，不可同日而语了。

道是“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寥寥20字道尽尘世寂寞。作为一个隐士探寻者，美国汉学家比尔·波特（Bill·Porter)自然读过唐朝隐者的这首诗，他挑了个与这首诗有异曲同工之妙的词来命名自己的书——《空谷幽兰》。
　　幽静，高洁，芬芳。这正是对他书中所记述的隐士们的最佳写照。“……有的人什么都不想要，而只想过一种简单的生活：在云中，在松下，在尘廛外，靠着月光、芋头和大麻过活。除了山之外，他们所需不多：一些泥土，几把茅草，一块瓜田，数株茶树，一篱菊花，风雨晦冥之时的片刻小憩。”
　　这其实也是中国数千年文学上许多流派不约而同推崇的隐者生活状态，但在现如今的主流社会已经几乎被遗忘。借助一个外国人的笔，接触到久违而又熟悉的隐士文化，心绪不免些说不出的复杂。而对波特自己来说，这其实是一次在异邦寻求共鸣的旅行。他自小也喜欢独处凝思，察觉到自己与万物同在。1970年代，他在台湾寺庙里隐居了三年，每日诵经、听钟、素食、读书。随后他抓起行囊，邀约一位摄影师，迈入了他所打听到的隐士聚居地——秦岭的终南山脉。他对那些选择荒野、放弃文明的人，充满了好奇与向往。

　　隐士们都在山里。波特从《诗经》、《楚辞》、《山海经》等典籍中多方考证到，终南山是隐士们最初始的隐居地，是他们的宗教起源所在。“终南”二字的词源是“月亮山”，人们希望在终南山，得以接近月亮的神德和它的力量根源。
　　在终南山，波特遇见很多隐士。他们有fo教徒，也有道教徒；有和尚和道士，也有尼姑和道姑；大部分上了年纪，但也有很多年轻人。“他们都很清贫，但是他们的微笑，使我们觉得自己遇见了中国最幸福、最有智慧的人。”
　　确实，波特所探访的隐者们并非简单且怡然自得地生活在群山深处，他们有的研fo理、有人修道学，他们的隐居更有一种使命意味：承载中国文化最古老的价值观，探求宗教中返朴归真的智慧。
　　山是用来割断欲念的利器。隐士们不谙世事，茶饭简单，衣衫褴褛。他们不觉得幸福，但也不觉得苦。他们追求的是修行的过程，追求一种需要发生在尘世外、远山中的彻悟。
　　大多数隐士都只隐居几个月或几年，当他们认为自己已经有所领悟，就会下山，回到道观或者寺庙里，恢复正常的生活。但也有许多人，长期居住在远山深处，倾其一生在世界最远处思考，和生活，思考本身就是生活。
　　修行法门·智慧
　　在古代，隐士就是萨满和神、草药师和外科医生、冥阳之事的行家。他们的世界要比被墙围住了的城市世界大得多。在各种各样的传说里，中国的隐士通常被描绘成救人于苦难的世外高人。
　　“真的有人更愿意选择荒野，而不是文明。”波特赞叹说。事实上，有的人是自己挑选，有的人则是被选中。波特遇见的一位性空和尚毕业于北大，在美国、加拿大和欧洲从事贸易数年后偶然到一座寺庙参观并留宿，当夜，观世音出现在他梦里传法。天明之后，他把朋友打发回程，自己留了下来。寺庙里的女居士告诉波特，性空是个活fo，他出家后的两年里治好了5000多人的疾病。
　　但并非所有人都像性空一般幸运，能获得法门真知并弘扬和谐。跟众多隐者交谈之后，波特的结论是，fo、道教或是任何一种事关信仰的东西，其传承与光大更多地需要依赖于生活在山谷茅蓬或岩洞里的比丘或比丘尼。“回顾fo教2500年的历史，我没有发现任何一位大师不是先经过一段隐居生活而开悟的。”
　　比起在凡尘里诵经度日的同道，隐士们显然更为隐忍、坚持，不盲目，不依赖，更有清醒的自知——“你是和尚，不意味着你就是佛”。

　　在华山这样已被彻底商业化的山谷里，能找到的只剩隐士们的遗踪。莲花峰翠云观里的道士，每天得耗费比修行更大的精力服从道教协会的调派和接待游客。真心修为的道士只能搬离到更偏僻清静的地方去。至于另一旅游胜地少林寺，则被隐居修行的fo学同道们视为贪图享乐的地方。
　　在修行者们自己看来，修道的人很多，真修道的却非常少，成功的人更是少之又少。那些已经接近真理的修行者们说，“只要你不受欲望的困扰，只要你的心不受妄想左右，那么你是出家人还是在家人，根本没有什么区别。一旦你的心很清静，你就能理解业。”“业”是隐士们那种化机巧为无心的智慧的代称。
　　数千年至今，终南山始终是亘古不变的隐居热地。“现在这么多出家人仍然来终南山的原因是，这里还很容易找到一个隐居的地方。” 丛林不割下，诚然无法建造繁华。但当城市化倒逼自然，吞噬山野，吞噬森林，逼得隐士们再无处藏身，那可能再也没办法根据野山里的炊烟找到他们。
　　五台山的老和尚跟波特说，中国当然还有隐士。但是当你遇到他们的时候，你认不出他们；除非他们愿意让你找到，否则你就找不到。也许一个隐士刚刚与你擦肩。在尘廛里，在那些胭脂色的香槟色的触手可及的人间烟火里，追求独立于世的幽兰般的芬芳，未尝不是一种修行。

泰让桥下，胥江江水一流两千五百年。吴地文化是由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隐士泰伯建立的。自此苏州便开始了一个一脉相承的隐士传统。千年之后，它隐然成为了这个庞大国家文化构架的一个特力独行的支撑点。拙政园、沧浪亭、狮子林……苏州园林成为了历代隐者“大隐隐于市”的最好佐证。
　　而在股市全线飘红，房地产凯歌高奏的今天，个人社会财富已经成为对其个人价值，成功定义的通俗标准界定，但总有人在内心之中自问：这是我要的生活吗？也许在繁杂的物质生活中，我们缺少的正是一种隐士态度……
　　■一代宗师归隐中国“太庙”
　　“太湖的庙港，简称不就是‘太庙’吗？”
　　这恐怕是南怀瑾先生关于选择在苏州太湖建造“太湖大学堂”，选择在吴江庙港作为他人生归宿最精妙的解释了。
　　2007 年5月20日中午，记者从苏州驱车去吴江庙港，去拜访这座还在修建中的中国“太庙”。
　　车过庙港大桥，远远地便看到几座与众不同的建筑。下桥右拐，不用多久，果然就是太湖大学堂了。记者注意到大门右侧排列的合作单位，人民、复旦……从国内一流大学到国外知名学术机构，的确有中国“太庙”的气派。
　　在专人引领下，记者步入学堂，一眼望去着实诧异。和庄严沉重的大门形成对比的是，这哪里是个学堂，分明是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的农家呀？
　　路边是普通的竹制篱笆，一片桃树林外，一群悠闲的白鹅自在地散着步，远处有星星点点的小水洼，再远处就是太湖大堤了。走在这样的世外桃源里，人的心情立刻舒畅了许多，带路人半开玩笑地说：“这里本就是神仙居住之地，当初建学堂勘探地形的时候，飞机仪器到了这里就失灵了。”
　　学堂极大，经介绍足有300亩。目前建成的是主楼和讲堂，一片中国风格里似乎还夹杂着法国气息，而楼前的草坪则被修剪成太极的模样。据说所有建筑风格均出自于南怀瑾先生自己的创意。学堂是2000年开始动工的，填土、修路、造桥、种树……足足6年，才构成了今天的风景。
　　而上个世纪，这里仅仅是一个临近太湖的小水塘。1999年，南老一个在吴江投资的学生邀请他来庙港。在太湖大堤上走了一圈后，老先生突然心生久留之意：如果将来在这里骑着小骡子，读书修行……
　　让他最终下定决心归隐庙港的，还流传着另一个逸闻，当时的吴江市委书记是汝留根，他拜望南老时，递出的名片让老先生惊呼：你不是要我永远留在这里吗？
　　在主楼前，南怀瑾先生的秘书马宏达先生接待了我们，并且告诉了我们一个消息：老先生今天恰好不在。
　　对于这样的结果，我们遗憾而又理解，老先生或许不在，或许清修。但正如一个真正隐士的作派，南怀瑾这个名字大半个世纪鲜有和记者采访联系在一起，老先生也曾明确表示，不接受任何采访。
　　“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千百年来，寻隐者不遇或者是一个最遗憾但却最有诗意的结局。

邢小利君，近日兴致勃发，向我大谈寒山诗僧。寒山生于盛唐，过去人们很少说及这位隐逸大师，邢君说他是美国上世纪六十年代嬉皮士们所推崇的祖师爷呢！寒山也真是奇异，才高八斗，却屡试不中，也有说因相貌丑陋，不为时用，于是毅然入山，大获喜悦。居于浙江天台山中，与诗僧拾得交和酬唱。没想到千年之后，竟流芳至美国，“寒山子”三字被印在美国青年的T恤上，成为时尚。寒山喜欢写五言诗，其诗清奇雅致，富于禅意机锋。三字诗写得明白晓畅，调皮活泼，俊逸洒脱，诗中意蕴深厚，令人难忘：我居山，勿人识。白云中，常寂寂。/寒山深，称我心。纯白石，勿黄金。泉声响，抚伯琴。有子期，辨此音。/重岩中，足清风。扇不摇，凉冷通。明月照，白云笼。独自坐，一老翁。我们仿fo在白云缭绕之中，隐约瞥见一长髯老翁，独坐岩石上，闭目凝神，倾听着泉声和山风。
??独处是隐士的精神丹炉，独处中，体尝山水之美丽，倾听山风之絮语。独处中，更能了解自己，看清世间本相，更多一分智慧。比尔·波特，我开头提到的这位汉学家，他遍访终南山隐士之后，深有感慨：“人从独处中可以变得更有智慧、更为仁慈，这是我遇到中国隐士后让我吃惊的事。他们是我见过的最幸福、最和善的人。在美国，隐士只是那些喜欢自个儿待着的人，往往都有点儿神经质。但是，在中国，我发现隐士往往是社会的精华，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追寻并找到生活中“独处”的乐趣，这不是离群索居，而是为了更深的觉悟和仁慈，与大家更为和谐地相处。
??隐逸文化的传承中，画家是一个方面军，他们隐于山林，朝夕与鸟兽为伴，亦可称其为山林画家，构成了和庙堂画家的有趣映对。终南山里，就有着江文湛、张杲、樊洲等。这些高士，亦昭示着一种精神，一种静默拒绝，在拒绝中，显示别一种价值，开辟别一种空间。这样的空间亦被庙堂权力所挤压。画家的修持亦是憬悟，独向群山，孤影山道，沉入山水，亦当体悟万千世界。当你身历尘世、磨难重重，当你穿过自己的人生迷雾，一步一步开悟生命大道之日，你就会对一株古木、一只小鸟，也充满敬虔，你会在与之凝视中，彻悟天地万物之深远浩渺，获得心灵的解放和精神的抚慰。
－－－－－－－－－－－法学家王小能我确实在电视上看到过，近几年真是没再看到了。天才少年以前也听说过，原来他们都出家了啊！佩服他们为了追求世间真相而所做的努力，fo法正是靠着这些千千万万的人才能得以传承发扬下去的。

终南山属秦岭山脉的一段，西起宝鸡市眉县、东至西安市蓝田县。“天下修道，终南为冠”，终南山自古以来就是著名的修道胜地，它既是佛教的策源地也是道教的发祥地，不少高僧大德，多聚于此。相传姜子牙、陶渊明、王维等历史名人都曾隐居于此。

终南山的主峰位于长安区境内，海拔2604米。对联：“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中的南山指的就是此山。图为2009年11月20日,终南山翠华山（终南山的一部分），一处修行人居住的屋舍（也是一座小庙）位于大山深处。终南山里隐藏着不少小庙、道观和茅棚，不少人居于其中苦修参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