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4 鲍信逃亡
大概在董卓进京后的28-29日之间，各本史书上均记载了同一件事。《魏书》（陈志《鲍勋传》裴注引）说：鲍信至兖州泰山郡征兵千余人，再返回雒阳，25日何进被害时，鲍信至成皋县（桥瑁军驻地）。鲍信进雒阳城时，董卓也刚到【《魏书》：（鲍信）还到成皋而（何）进已遇害。信至京师，董卓亦始到。】。
鲍信认为董卓必为祸害，于是向袁绍提议将董卓除掉，而袁绍“畏”董卓，不敢动。鲍信见计不成，便返回泰山郡，继续招兵买马，队伍壮大到“徒众二万，骑七百，辎重五千余乘”。
结合前文分析的内容，从这里可以解读出来新的信息：
在28-29日，袁绍并不是真的“畏”董卓，而是朝政为叔父袁隗所掌控，袁绍不想破坏汝南袁氏的政治布局罢了。
至于鲍信为何没有选择如吴匡、张辽那样归附董卓，以求自保，而是选择离开，原因就是：
① 鲍信献计之时可能并未看清楚局势，作为何进幕僚以为袁绍仍然是盟友，等遭到袁绍拒绝之后，鲍信才发现董卓原来是汝南袁氏的同党；
② 此事如韩约献计给何进，何进不从，韩约也赶紧离开雒阳一样（见2.3何进的政治眼光）。鲍信若不走，日后走漏了风声，自己被出卖也未可知。
③ 鲍信离京后，执意反董，其心态应该是出自于“对袁隗的愤恨”及“对何进的报恩”。
我来脑补一下鲍信的心理活动：我们大将军府一大帮人为何进策划铲除宦官，这两个月来在内如履薄冰，在外风餐露宿。结果现在何进死了，我们这帮人没有得到封赏，却让汝南袁氏得了便宜，现在还把军权分给外来的董卓，我们不服！
桥瑁在政变前后，史书上并无记载。我们可以通过鲍信途径“成皋县”这个细节，我们可以大胆推测：鲍信率军离开雒阳后，应该有和桥瑁串通过的，两人均返回兖州，策划并实施“反董”计划。
纵观史书，鲍信才是名符其实的第一个扛起“反董”大旗的人，鲍信和桥瑁才是“反董”事业的先驱。袁纪载荀彧说是曹操“首倡义兵”，只可能是勉励称赞之辞，并非历史真相。

3.3 废立前后
综合前文看来，董卓从28日进京，随后迁为司空，然后在袁隗的帮助下打击异己，掌控了雒阳的大部分军权。30日，董卓想废掉刘辨，拥立刘协为帝。这是一件破坏力巨大的政治运动，远胜于前几天剿灭宦官的那场政变。对于满朝文武来说，又要选择站队了。
3.3.1 废立动机
话说坐上司空之位不满三天的董卓，敢冒天下大不韪，决意玩废立，其动机究竟如何？
最早记载“董卓废立动机”的史料应该是《献帝纪》（陈志《董卓传》裴注引），大意是说：董卓迎驾时，与刘辨对话，刘辨词不达意，而刘协则能把政变前后经历说清楚，于是董卓认为刘协比刘辨能干，所以才有了废立的念头【（董）卓与帝（刘辩）语，语不可了。乃更与陈留王（刘协）语，问祸乱由起；王答，自初至终，无所遗失。卓大喜，乃有废立意。】。
这个故事被袁宏采纳入《后汉纪》（见卷25），范晔在其《后汉书▪董卓传》中也将此事继承，并添加上另外一条理由：刘协是董太皇太后抚养长大的，董卓又自认为自己是董太皇太后的族人，所以才有了废立的念头【且（刘协）为董太后所养，（董）卓自以与太后同族，有废立意。】。很多写手都是照着这段史料去写“董卓废立动机”，我们来看看到底是不是这么回事。
先看籍贯。董太后是冀州河间国人【范书《皇后纪下》：孝仁董皇后讳某，河间人。】，董卓是凉州陇西郡临洮县人，论其出生地也是在豫州颍川郡纶氏县，范晔说董卓“自以与太后同族”，感情董卓这个亲戚攀得真够远的啊！
再说，董卓认为刘协比刘辩聪明，所以才有废立之意。这就奇怪了，外戚不都是喜欢“贪孩童以久其政”嘛？当然玩“废立”，借口必然是说：“为了国家未来，需要挑选聪明的皇帝”，《献帝纪》以刘协为传主，以此彰显“刘协聪明”自然无妨，而袁弘、范晔舍本求末，竟然认为董卓是以刘协聪明而遂有废立之意，难道这是称赞“董卓是大汉忠臣，真心实意为了大汉的未来着想”么？
显然，史书上解释的动机说太“书面化”，脱离了政治活动的利益本质，这是不现实的。
当董卓当上司空时，朝廷之中能干政的只有何太后、太傅袁隗、司空董卓三人而已（司徒职位空缺，太尉刘虞远在幽州）。刘辩是何氏集团的血脉，何氏集团随着何进和何苗的丧命而衰落，袁隗和董卓是抱团的，他们为了进一步掌控朝政，废掉刘辩的同时也是废掉何太后，以达到全盘掌控朝政的目的，这才符合自身的政治利益。

3.3.2 袁绍逃亡
刘协为董太皇太后抚养长大，故称“董侯”，董卓攀个“五百年前是一家”的亲戚显得他无耻倒也不奇怪。董卓图谋废立后，应该是先找袁绍来商量的。
30日，董卓找袁绍商讨废立之事。一共有五处史料记载了这件事，按成书先后顺序分别是王粲《英雄记》（范书《袁绍传》李贤注引）、陈寿《三国志·袁绍传》、袁晔《献帝春秋》（陈志《袁绍传》裴注引）、袁宏《后汉纪·卷25》、范晔《后汉书·袁绍传》。我们一一分析。
首先，很多人写这段事，都把情景塑造成“董卓与袁绍两人密谈”，实际上，按《英雄记》记载，袁绍横刀作揖而出时，“坐中惊愕”，这说明当时还是有其他人在场的，至少算是个小型会议。
再看两人的谈话内容，陈寿写的是：袁绍假装同意，推辞说：“这是大事，我回去要跟太傅（叔父袁隗）商议一下。”董卓补充道：“（刘协也是）刘氏的子孙，不用再去商议的！”袁绍也不回话，横刀长揖而去【陈志《袁绍传》：（袁）绍伪许之，曰：“此大事，出当与太傅议。”（董）卓曰：“刘氏种不足复遗。”绍不应，横刀长揖而去。】。
而袁晔《献帝春秋》描写这段事时，两人的谈话内容就“详实”多了，成了两人吵架的场面。
董卓说：“皇帝冲暗，非万乘之主。陈留王（刘协）犹胜，今欲立之。人有少智，大或痴，亦知复何如，为当且尔；卿不见灵帝（刘宏）乎？念此令人愤毒！”
袁绍说：“汉家君天下四百许年，恩泽深渥，兆民戴之来久。今帝（刘辨）虽幼冲，未有不善宣闻天下，公欲废适立庶，恐众不从公议也。”——这里，袁绍没有“伪许之”。
董卓骂道：“竖子！天下事岂不决我？我今为之，谁敢不从？尔谓董卓刀为不利乎！”——董卓见袁绍反对，破口大骂，并威胁袁绍。
袁绍不甘示弱，反诘道：“天下健者，岂唯董公？”然后，横刀作揖而出。——这段内容又被袁纪、范书继承，故从略。
裴松之评价这段史料写道：（袁）绍于时与（董）卓未构嫌隙，故卓与之咨谋。若但以言议不同，便骂为竖子，而有推刃之心，及绍复答，屈强为甚，卓又安能容忍而不加害乎？且如绍此言，进非亮正，退违诡逊，而显其竞爽之旨，以触哮阚之锋，有志功业者，理岂然哉！此语，妄之甚矣。
裴松之作注时，对袁晔抱怨颇多，于此又责难其文伪妄。我的观点是：一码归一码，写的不合逻辑自然可以批，如果是为了批袁晔而批《献帝春秋》，这样的作注动机就偏颇了。
卢弼在《三国志集解》中批注此文时引郝经的意见：时卓暴戾，气凌一时，决计废立而绍忤之，故致忿骂。绍亦一时之杰，揖之而去，亦其宜也。是不为妄。卢弼自己也发表见解：竖子之语，正类犷悍武夫所言。《英雄记》言“卓新至，见绍大家，故不敢害”，可释松之之疑。这是公允的观点。
虽然我对“董卓见谈不拢就骂人，就要动刀子”的情形也抱有怀疑，但在没有足够史料推翻的情况下，这里还是选择可信（通鉴亦从之）。
不论过程是“和平”还是“吵架”，结果就是董卓和袁绍谈崩了。董卓再去找袁隗商议，袁隗则同意废立【《袁纪▪卷25》：（董）卓以废帝议示太傅袁隗，（袁）隗报如议。】。

袁绍为什么要逃走？千百年来，后世史家的解读都是围绕着“反董”这个话题，却忽略了太傅袁隗。在废立这个问题上，董卓能绕开袁隗，喧宾夺主决定废立吗？
显然不能！袁绍临走前，留下托辞，说去找袁隗商量，可见，袁隗是有权力的参与决策的。
如果袁隗是反对废立的，袁绍的下一步就是和叔父联手将董卓罢免除去，28-30日，董卓虽然有兵权，但仍然在朝廷没有政治基础。
最终袁绍选择了逃亡，这必然是袁隗同意董卓的废立计划，袁绍见叔父如此重用董卓，甚至违背少壮派的士人的政治愿望，正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
袁绍的出逃表面上是抗议董卓的废立计划，实际上更是与叔父袁隗在政治道路上的决裂。
下面介绍一些细节：
① 袁绍出去后，就把司隶校尉的符节挂在上东门上，但是带走了“司隶校尉印绶”，然后往冀州方向逃亡。因此之后，董卓任命袁绍为渤海郡太守时，袁绍还兼任“司隶校尉”【范书《袁绍传》：（袁）绍犹称兼司隶】，董卓也只能迁就不究。直到次年（190年）袁绍起兵反董后，董卓才考虑新的司隶校尉人选【范书《盖勋传》：（董）卓问司徒王允曰：“欲得快司隶校尉，谁可作者？”】。
② 袁绍出逃时是一个人。见陈志《袁绍传》，沮授对袁绍说：“……值废立之际，则忠义奋发；单骑出奔，则董卓怀怖……”。
③ 随后追随袁绍而去的有逢纪、许攸。见《英雄记》（范书《荀彧传》李贤注引及陈志《袁绍传》裴注引）：初，（袁）绍去董卓，与许攸及（逢）纪俱诣冀州。逢纪在政变之前乃何进幕僚，且是冀州魏郡人，由此可见，逢纪也是出逃返乡，与袁绍同谋反董。许攸则是袁绍在雒阳隐居时便结交的死党。在中平五年（188年），许攸与冀州刺史王芬谋划政变未遂，至本年复出也是为了帮助袁绍反董。
④ 袁绍的籍贯是豫州汝南郡汝阳县，却北奔冀州；此后出逃的曹操、袁术也均未返回原籍，而是分别在陈留郡、南阳郡起兵。众所周知，曹操是在陈留郡仰仗太守张邈及本地名士卫兹的资助，而袁术和袁绍的原因在史书上却未说明。
大家想想看，二袁若逃至生疏之地，仅凭赤手空拳又如何能招来兵马反董？显然二袁均应和曹操一样，能在南阳或冀州当地有所能依仗的朋友。袁绍的人脉圈中，在冀州的大概只有逢纪了。那么我们也可以推测：逢纪是给袁绍指明方向的谋士，所以《英雄记》（陈志《袁绍传》裴注引）说袁绍“以（逢）纪聪达有计策，甚亲信之，与共举事。”

接着再说说，董卓的话中提到的“伊尹废太甲”和“霍光废刘贺”这两件事。
伊尹是商朝开国重臣，辅佐成汤取得天下，后担任太甲（成汤之孙）的老师。太甲继位后，不守法纪，伊尹劝阻无效，就干脆联合其他大臣将其废黜，幽禁在桐宫。
伊尹摄政三年后，太甲悔过自新，伊尹才将王位重新还给太甲（另按《竹书纪年》载“太甲刺杀伊尹夺权”事，本文不取。再者，此时《竹书纪年》尚未出土。）。
霍光则是西汉王朝时的权臣。汉昭帝刘弗陵驾崩时，霍光时任大将军，因为刘弗陵无子嗣继承帝位，便迎昌邑王刘贺登基为帝。
可是刘贺只当了二十七天皇帝，又被霍光为首的群臣以品德问题（淫乱无道）废黜。
当时，霍光把群臣招来商议废立大事，群臣吓得无人敢应，大司农田延年（霍光故吏，死党）则离席上前，手按剑柄，说到：“群臣后应者，臣请剑斩之。”于是乎，大家都同意废黜刘贺。
伊尹和霍光的故事，与董卓时的废立情况不尽相同，但唯一的共同点，就是董卓咬定：刘辨也是和太甲、刘贺一样是品德低劣，不能胜任帝位之人。
董卓弄权也是照搬霍光的模式，可惜此时的他在朝中无人声援，只好亲自分别饰演两个角色（霍光+田延年），用武力吓阻群臣，甚是滑稽。
而霍光+田延年合作弄权，确实成功吓阻了群臣，当场没有出现反对的声音，不至于场面出现混乱尴尬的局面；而东汉时的卢植不畏生死，挺身而出，一身正气！
卢植反驳的理由也很到位，他坚持认为刘辨“富于春秋，行无失德”，并不能和太甲、刘贺相提并论。因为从根本上否定了董卓想效仿伊霍的行事理由，所以把董卓气的“罢座”。
《献帝纪》（陈志《董卓传》裴注引）及范书《卢植传》均说董卓执意想诛杀卢植，幸亏蔡邕和彭伯求情，董卓才打消了这个念头。范晔当是采信《献帝纪》的内容，《三国演义》也采用了这则史料，并设计剧情，先后安排了丁原、卢植、袁绍三人反对董卓。
因为《三国演义》的影响力巨大，迄今有很多人都以为董卓是在讨论废立的现场发飙要诛杀卢植。实际上“董卓欲杀卢植”和“蔡邕求情”并不是同一天发生的事，至少有十多天的时间间隔。
这求得真相的方法是从蔡邕的履历考据而出的。

附 蔡邕履历考
蔡邕和彭伯为何要为卢植求情？彭伯与卢植的交情在史书上没有记载，而蔡邕和卢植则是有交情的记载。
当年（178年），蔡邕被判流放并州朔方郡时，只有卢植上书为其求情，所以这次卢植得罪董卓，蔡邕则为卢植求情【范书《卢植传》：（卢）植素善蔡邕，邕前徙朔方，植独上书请之。邕时见亲于（董）卓，故往请植事。】。
这里要讨论的重点，是范书《蔡邕传》中的一个让人感到疑惑的地方：按照本传行文顺序，蔡邕似乎是从避难的吴地直接被董卓征入朝廷的。这可能吗？
这个问题，应该有前辈史家注意到过，但考据涉入不深。据闻现代台湾学者施之勉做《后汉书集解补》为此做了考据，可惜我无缘拜读，所以还是自己来动手吧。
按照中平元年（184年）三月，党锢解除时，大批获罪的士人均返回原籍（如张俭是返回原籍隐居），或者入朝为官。以蔡邕才学出众，天下闻名，不应例外，范书《蔡邕传》却只字不提，违背常理。
《袁纪·卷24》则提到一件事，说朱儁率军攻打宛城黄巾时，蔡邕是以议郎的身份随军；再有宛城久攻不破，于是朱儁登高观察城内动静，胸有成竹的回头对蔡邕说出对策【（朱）儁登土山望之，顾谓（蔡）邕曰】。周天游对此作注：不及蔡邕。且邕传亦不载此事，疑其有误。
同样的故事情节，到了范书《朱儁传》，则是“（朱）儁登土山望之，顾谓张超曰”。这里，范晔认为袁宏写错了，应是张超，而不是蔡邕；范晔也未写蔡邕此时在朱儁的军中。
另外在范书《边让传》中也提到一件事——蔡邕向大将军何进推荐提拔边让，原文为：“议郎蔡邕深敬之（边让），以为让宜处高任，乃荐于何进”。
边让是在中平年间（184-189年）被大将军何进征入大将军府的，这则史料似乎可以证明：蔡邕在中平年间（184-189年）有入朝担任议郎。

依我看来，最重要的史料还是应以《蔡中郎（蔡邕）文集》、《全后汉文》（69-80卷）中辑录的蔡邕所作的文章（碑文）为依据。
在上述史料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平年间（184-189年）病故的朝廷高官、亲属、名士的碑文，竟然多为蔡邕所做。
如184年逝世的桥玄（范书《桥玄传》载桥玄于183年去世，而碑文两篇并载为184年去世）、袁隗夫人马氏；185年逝世的刘宽、杨赐、范冉；186年逝世的陈寔。
袁隗在初平元年（190年）三月被董卓杀害，蔡邕为袁氏亲属做碑文必然不会晚于此时。以此推测：这些碑文也有可能在189.9-190.2之间（加上一个闰十二月，共七个月时间）所做，但更多可能是在中平年间（184-189年）所做。
也就是说：蔡邕在中平年间（184-189年）就已经重返雒阳（及中原地区）政治圈，但没有担任要职（有可能担任一段时期的议郎）。
范书《蔡邕传》说董卓进京后，征辟蔡邕入朝，蔡邕“称疾不就”，董卓又“切敕州郡举（蔡）邕诣府”，如此看来，董卓进京时，蔡邕确实是在老家，并不在朝廷。
回到“董卓欲杀卢植”这个话题上来，我们知道，“卢植抗辩”之时为八月三十日，以范书《蔡邕传》的记载，当天蔡邕根本就不在朝廷啊，所以说：“董卓欲杀卢植”和“蔡邕求情”绝不是同一天发生的事情。

有人会质疑：会不会是范书《蔡邕传》写错了？或许是：董卓进京时，蔡邕确实是在朝廷为官的呢？
我们来看蔡邕本人在其奏章《表太尉董公可相国》（见《全后汉文·卷71》及《蔡中郎文集·卷8》，后简称“表相国章”）中自称“新来入朝”，以此可印证，范书《蔡邕传》并未写错：董卓进京时，蔡邕确实不在朝廷为官。
董卓担任司空的时间段是中平六年（189年），约八月二十九日至九月十一日，之后改任太尉。范书《蔡邕传》说“董卓为司空，闻（蔡）邕名高，辟之。”
可见，董卓为司空时（约八月二十九日），便开展开府并征辟名士入府的工作（蔡邕不过是其一），但是没人瞧得起他。
等到九月一日，刘协登基；此后，才有新的士人陆续入朝为官（见后文“3.4.1安抚士人”），蔡邕也应是此时入朝。
以范书《蔡邕传》载，说蔡邕入朝任祭酒【（蔡）邕不得已，到，署祭酒，甚见敬重。】。这个祭酒或为“博士祭酒”，或为“侍中祭酒”【《五行志三》：（侍中）本有仆射一人，中兴转为祭酒，或置或否。】。以《献帝纪》（陈志《董卓传》裴注引）载，蔡邕劝董卓时任侍中，故“侍中祭酒”的可能性更高。
蔡邕入朝后，便得到了董卓的“火箭提拔”，著名的“三月之中，充历三台”就是发生在此时（范书《蔡邕传》说是“三日之间”，当误，《后汉书集解》有考据，本文从略。）。最早出现这句话就是蔡邕自己写的《表相国章》，被范晔录入蔡邕本传之中。但是，有两个问题。
第一，十一月一日，董卓升为相国，反推蔡邕的《表相国章》当在十月份所做。以蔡邕不过九月入朝，至十月时仅两个月，可见“三月”为虚数。
第二，“三台”是指尚书台、御史台、谒者台【范书《袁绍传》李贤注引《晋书》曰：汉官尚书为中台，御史为宪台，谒者为外台，是谓“三台”。】，以范书《蔡邕传》的“举高第，补侍御史，又转持书御史，迁尚书。”来看，显然蔡邕的履历并未经历谒者台，再有《百官志三》载有“符节台”，蔡邕也未经历，所以卢弼在《三国志集解·董卓传》中质疑道：然伯喈（蔡邕）未授谒者，何以便有三台之称？
蔡邕在自己所做的《表相国章》中也只是说“上臣高第，补侍御史，转治书御史。陛下天地之大德，听纳大臣，扶饰文学，遂用臣邕，充备机密。三月之中，充历三台，光荣昭显。”也没有说明白是哪“三台”。以现有史料看来，我以为：“二月之中，充历二台”才是靠谱的说法。

这里很奇怪的是：董卓在废刘辨和何太后时，始终坚持以“伊尹、霍光”为先例，而丁宫却在奏辞中使用了“祭仲废忽立突”这个先例，袁宏著书时又忽视了这个举例，直接以“伊尹”为论据。
我就来说说“祭仲废忽立突”这个故事吧。
祭仲本名祭足（名足，字仲），是郑庄公（姬寤生）时重臣。郑庄公逝世后，祭仲辅佐姬忽（姬寤生长子）登基，是为郑昭公。
姬忽的弟弟姬突的母亲是宋国贵族雍氏，宋庄公（子冯）便将祭仲和姬突骗来绑架，胁迫祭仲回国拥立姬突登基，祭仲被迫答应了。
姬忽得知变故，就逃亡到卫国避难，姬突登基，是为郑厉公。
后来的故事就有点曲折了。（前697年）姬突嫌祭仲权高位重，想铲除他，不料事情败露，祭仲反客为主，姬突又被迫流亡。
祭仲又去卫国迎接姬忽登基复位。不料，（前695年）姬忽又被大臣高渠弥刺杀身亡。祭仲不敢再去迎姬突回国，就拥立姬子亹（姬突之弟，亹wěi）登基。
次年（前694年），齐襄公（姜诸儿）在卫国召开盟会。姬子亹与姜诸儿年轻时结仇，祭仲则称病不去。高渠弥陪同姬子亹赴会，结果一同被杀。最终，祭仲又拥立姬婴（姬子亹之弟）登基。
关于祭仲这个人的评价，后世史家有认为他乱政导致郑国衰弱。所以，丁宫以“祭仲”为先例，恐怕是隐喻董卓乱政。

3.3.5 何氏覆灭
中平六年（189年）九月一日，这场废立变革，距离八月二十八日政变结束时才三天时间，董卓以一个未有功勋在身的外来将领，一跃成为三公之一（司空），然后左右朝政，顺利完成废立大事。
在这期间，董卓若没有太傅袁隗的相助，光靠三千士兵就能威慑并吞并上万雒阳朝廷军队，这种“政治奇迹”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吧？
如我所推测，最靠谱的解释是：政变结束之后，汝南袁氏众望所归，太傅袁隗意欲全盘铲除何氏集团，所以笼络故吏董卓，假以兵权，顺利完成废立大事（见前文“3.3.1废立动机”）。
九月三日，董卓命人用毒酒将失势的何太后毒死（或许这是何氏毒杀王美人的报应）【范书《献帝纪》：（中平六年九月）丙子（3日），董卓杀皇太后何氏。】【范书《皇后纪》：董卓又议太后（何氏）踧迫永乐宫（董氏），至令忧死，逆妇姑之礼，乃迁于永安宫，因进酖，弑而崩。在位十年。】。董卓让刘协到奉常亭（雒阳城内亭名）表示哀悼，公卿大臣均穿白衣参加朝会，并不举办丧礼。
直到十月三日，何太后才下葬，与灵帝合葬于文陵（后改称文昭陵）。董卓还趁合葬的时候，命人拿取文陵中的陪葬宝物。

同时，董卓又将舞阳君杀害，甚至还把入土没多久的何苗尸体挖出来肢解，再扔掉。何氏集团在朝廷中被铲除的干干净净，连死人都没放过！
范书《皇后纪下》含糊其辞：“舞阳君亦为乱兵所杀。”，似乎是说舞阳君死于政变之时，因为只有政变时才有“乱兵”嘛！但范晔在《何进传》又明确说是董卓杀的【范书《何进传》：董卓遂废帝（刘辩），又迫杀（何）太后，杀舞阳君，何氏遂亡，而汉室亦自此败乱。】。
按《何进传》原文顺序，我们知道，“废帝”和“杀何太后”都是在九月，舞阳君又死在何太后之后，那说明她也是死在九月之时或之后，并非死在“八月政变”之时。
再看《英雄记》（陈志《董卓传》裴注引）：（董）卓欲震威，侍御史扰龙宗诣卓白事，不解剑，立挝杀之，京师震动。发何苗棺，出其尸，枝解节弃于道边。又收苗母舞阳君杀之，弃尸于苑枳落中，不复收敛。王粲作为同时代的人，不但详细记载了董卓的暴行，也印证了舞阳君应是死在“八月政变”之后。
裴松之将这段引文放在董卓任相国（十一月一日）之后，似乎说明：“扰龙宗之死”、“掘何苗墓”、“舞阳君之死”这三件事都应该是此时之事。

史书说此时的任命官员，大都是周珌、伍琼、郑泰、何颙等人“共说”董卓，说的好像董卓掌了尚书台，能全权任命官员似的。董卓在先后担任司空、太尉之时，也只得到“鈇钺、虎贲”等额外赏赐，并未有明确说“董卓录尚书事”的记载。
再者，董卓任司空，下辖尚书台，或能解释的过去，而在九月十二日，董卓改任太尉，则无法染指尚书台，何况袁隗以太傅上公之位，董卓仍难造次，以此推测，袁隗掌控尚书台的权力还在。
我们来看蔡邕在十月份写的《表相国章》中提到的六名官员：太傅（袁）隗，以旧典入录机密事；尚书令（马）日磾，先辈旧齿，德更上公；（尚书）仆射（王）允、故司隶校尉、河南尹，尚书张熹，已历九列；鲁旭侍中，牧守宣藩。剖符数郡。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董卓即将登上相国之时，至少袁隗在名义上还是排在群臣之首，并有“录机密事”的权力，也就是掌控尚书台的权力。而此时尚书令为马日磾，王允为尚书仆射。——王允后来成为董卓心腹，马日磾则肯定不是董卓的人。
范书《王允传》：献帝即位，（王允）拜太仆，再迁守尚书令。由这个“再”字可知王允“守尚书令”是在“拜太仆”之后。十月时，王允尚为尚书仆射，且尚书令为马日磾，则王允“守尚书令”定在十一月之后。
范书《献帝纪》载初平元年（190年）二月，“太仆王允为司徒”，则又说明王允“守尚书令”时，又复职太仆。
综合看来，在九月至十月这个时间段，所有朝廷官职的任命应是袁隗+董卓二人决定的。
至少在十月初，董卓还未达到越权、专政的程度；“董卓权力反超袁隗”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后面会做详细分析。

3.4.2 士人封官
我们来看这段时期官员任命名单：
官职+？：表示官职不确定，为推测。
约+时间：表示推测时间点，可商榷。
为了方便理解，时间段设为189.9-190.2。
升迁或封赏
① 王允：河南尹→（189.9）太仆→（189.10）尚书仆射→（约189.11-190.1）太仆+尚书令。
② 闵贡：河南中部掾→郎中，封都亭侯【范书《何进传》：以（闵）贡为郎中，封都亭侯。】。
③ 桓典：羽林中郎将→未升官；家族中拜一人为郎官，赏赐二十万钱【范书《桓典传》：诏拜家一人为郎，赐钱二十万。】。
④ 袁术：虎贲中郎将→（189.8.30）后将军【范书《袁术传》：时董卓将欲废立，以（袁）术为后将军。】。
⑤ 曹操：典军校尉？→（约189.10）骁骑校尉。
因袁绍、卢植逃亡，故无封赏。
史书载，董卓又为了显示自己的大度，采纳周毖、伍琼等人的再三建议，任命逃亡在冀州的袁绍为勃海郡太守（就地封官），封邟乡侯（此事推为十一月后）。
这个乡侯名义上是嘉奖袁绍在政变之时功劳，但是袁绍丝毫不卖帐，得了勃海郡印绶之后，仍自称兼任司隶校尉（因为有印绶在手），而董卓只能作冷处理，也不再任命新的司隶校尉。
此外，董卓还安抚了逃亡在泰山郡的鲍信，任命其担任济北相（以其弃官逃亡至领济北相起兵可推知）。鲍信自然也不领情，继续招兵买马，策划反董。

提拔名士
① 蔡邕：平民→（189.9）侍中祭酒？→侍御史→治书御史→（189.10）尚书。
蔡邕入朝后，其名望给董卓增光不少。初平元年（190年）后，蔡邕逐渐成为董卓心腹，董卓也多有听从他的建议。
② 荀爽：平民→（189.10.16）平原相（未到任）→（189.闰12.24）光禄勋→（189.闰12.27）司空。
上述日期是按范书《荀爽传》中的数字推算而出，原文为：（光禄勋荀爽）视事三日，进拜司空。（荀）爽自被征命及登台司，九十五日。
③ 陈纪：平民→（约189.10）五官中郎将→侍中→（190.2）平原相。
④ 韩融：平民→大鸿胪（190.6在任）。
⑤ 张玄：平民→侍御史（中途病逝）。
上述五人，除了韩融没有明确指明是董卓征辟，其他四人都是董卓提拔，而且都有“不得已”+“被迫”才上任的记载。
当然还有是硬骨头的，譬如申屠蟠，这位“大神”根本就没搭理董卓的征辟，不久也病逝了，在当时人眼里，他算是保住了“晚节”。相比之下，张玄赴任途中病逝，真是得不偿失。
拒绝朝廷征辟的还有许劭，就是在党锢时期在豫州汝南郡以“月旦评”名满天下的名士。范书《许劭传》是说许劭拒绝了杨彪的征辟，并非不给董卓面子。许劭之所以拒绝，依我看来，很可能是看到关系不好的从兄许靖在朝廷混的很好，怕入朝受辱。
汉末大儒还有郑玄，初平元年（190年），长安朝廷举荐其为赵国相，但因为战乱，任命书并未抵达，郑玄为了躲避黄巾军，入徐州避难。

地方官员
由周毖、伍琼等人组成的官员任命团队，大量安排名士入驻地方为官，后来这些人大多参与反董联军，也为他们被董卓杀害埋下了祸根。
① 韩馥：尚书→冀州牧。
范书《董卓传》、陈志《许靖传》、《袁纪·卷25》三处均载为“尚书”，《英雄记》（陈志《武帝纪》裴注引）独载：“（韩馥）为御史中丞，董卓举为冀州牧。”
陈志《武帝纪》、《许靖传》、《荀彧传》、《袁绍传》、范书《袁绍传》、《荀彧传》、《英雄记》（陈志《武帝纪》裴注引）共七处作“冀州牧”。
范书《董卓传》、《刘虞传》、《袁纪·卷26》共三处作“冀州刺史”。
按史料从众，韩馥当以“尚书”拜“冀州牧”，通鉴亦同。
② 朱儁：城门校尉→（189.9）河南尹。
③ 刘岱：侍中→兖州刺史。
朱儁、刘岱在灵帝时期，就有名望，此时出任要职，也不足为奇。
④ 孔伷：平民→豫州刺史。
⑤ 张谘：平民→南阳郡太守。
⑥ 王匡：平民→河内郡太守。
孔伷、张谘这两人在史书上并未标明官职，按史文惯例，可以理解为以平民之身拜官。孔伷有“清谈高论，嘘枯吹生”之名，张谘在《英雄记》（陈志《孙坚传》裴注引）中被评价为“亦知名”，可见孔、张二人亦以名望登显位。
王匡则是大将军府官员，是被何进派出征兵的五路将领之一。八月末，董卓进京后，王匡没有像张辽那样归顺董卓，也没有像鲍信那样回乡筹备大事，而是选择弃官回家。
约十月，董卓向王匡抛出橄榄枝，起家拜为河内郡太守，王匡倒也认了。王匡赴任后，任命本地世族韩浩为从事。
⑦ 服虔：尚书侍郎→高平令→（约189.10）九江郡太守【颜师古《汉书注·叙例》：服虔字子慎，荥阳人，后汉尚书侍郎，高平令，九江太守。】。
⑧ 荀彧：守宫令→（兖州任城国）亢父县令【范书《荀彧传》：永汉元年（189年），（荀彧）举孝廉，拜守宫令。董卓之乱，求出补吏。除亢父令，遂弃官归】。
服虔和荀彧都是属于在初平元年（190年）就弃官跑路的人。服虔逃亡途中病逝，荀彧则举家迁往冀州，投奔韩馥。
注：刘表推为初平元年（190年）十一月到任荆州刺史，详见后文“《刘镇南碑》考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