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我们看见情欲生产力和情欲生产关系在世纪之交形成的拉锯战，而正是这种拉锯战在性文化中形成了意义和实践的移位及转化，才使得我们注意到性革命的征兆。这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扩展固然推动了休闲与情欲的结合，提升了情欲的生产力，而随着消费生活形态的扩散，新兴的消费道德也继续鼓励充分享受愉悦，追求自我满足——包括在情欲方面的享受和满足（D'Emilio & Freedman 234） ；但是，同时在这种突破各种原有权力和欲望疆界的氛围中，情欲生产关系也因为它与其他权力关系以及整体文化生产关系的共生而必须采取一些维系本身稳定的努力，也就是上面所提到的那些中产道德净化运动。

以世纪之交的历史眼界，这个抗拒母职、身体自主的说法是非常进步的。可是后来最积极推动节育运动的人，像玛格丽特．桑儿（Margaret Sanger）以及大西洋彼岸的玛俐．史透普斯（Marie Stopes） ，都在各自的交游圈中受到当时中产阶级背景的优生运动（eugenics）所影响，她们冒着牢狱之灾，热诚地推动节育的理念和实践，基本信念则在于减少下层贫穷或“低等种族”的人口，以便让社会更进步（Asbell 9; Grant 43; D'Emnilio & Freedmnan 245） ，同时为了避免背负鼓吹性开放的恶名，她们也坚决反对教导未婚女性避孕（Grant 41）。结果，在不动摇种族、阶级、婚姻地位的立场上，优生的信念逐步赢得了医学人士的支持。透过医学论述建立的正当性，节育运动得以在大西洋两岸开展，主要的对象则是下层阶级的已婚女性。这些努力虽然促使节育得到正当化的地位，间接缓和了一般民众对性的顾虑与负面印象，但是节育的激进解放内涵也在这个过程中被优生考量所取代（注18）。

当剧烈的社会变迁引发舆论强烈关切社会秩序的变动时，有关“性”的论述往往成为道德及社会变迁的一个象征指标，也因而成为各方争战的场域，更成为阶级张力充分展现其操作的替代场域（Weeks74）。毕竟，情欲上的越轨行为并不只是女人们各自生活上的秘密而已，情欲论述也不只是另类的意见而已；事实上，世纪之交的情欲消费空间、活动以及论述一旦形成高度的可见度，很快就引发社会关切，并因而激化各种道德的和意识形态的辩论，更加提高性革命的分贝。世纪之交，除了前面提过的社会纯净运动和进步社会运动之外，来自美国第一波本土性学先驱者的专业论述也在此刻浮现（注19），其动力和正当性则来自社会纯净运动对性病、青少年、及女性情欲的忧心（Bullollgh 304-308; Weeks 75） 。从这个角度来看，当时的性学研究也是一个新的身体政治学：它以专家的、学术的、医学的论述，来重新定义并经营身体的规范、道德的重整、甚至优生的考量。

即便如此，性学研究从欧洲发源开始就带着另一些相对于当时主流文化脉络而言颇有进步意味的内涵，因而也有助于性论述与性意识的革命。性学研究者对科学抱持的无上信念不但表达为他们所使用的研究方法，更呈现为他们对性的自然法则的追寻（Bullough 3-6; Hekma 187; Weeks 62-72） ，而这种把性当成自然天性的研究态度和语言，有效地挑战了原本由道德谴责来主导的传统性论述，也首度提供机会让诸多性模式浮现。欧洲的性学研究前驱（如 Richard von Krafft-Ebing, Havelock Eill, Magnus Hirschfeld等人）都竭力以客观的语言来描述性的各种面貌及形态（由性变态到同性恋到童年性欲到女性情欲等等） ，他们巨细靡遗地记载个案、分析特色、列举性质，终究则是希望在这些看似差异多样的性现象及性表现之下，发现其共有的性欲源头及自然法则，并追溯此源头在发展的过程中因着哪些个人的、意外的、环境的因素而形成此刻众多差异的面貌。性学研究者于是以性百科全书的模式来记载描述并进行他们对性的分析；取样的完备多样及描述的准确详尽是他们的目标，理性的了解和冷静的研判是他们希望投射的形象。在这方面，性学研究都展现了典型的现代化趋势及色彩，研究者自我期许客观中立，以科学为指标来理解并掌握性的各种变型，在知识的领域中努力发现有关性的“真理”以奠定性学发展的基础。在那个还颇为宗教禁欲、道德保守的社会环境中，性学赖以自诩的理性研究态度可以说是非常前卫的。

年轻劳动人口的流动生活方式、资本主义欲望生产的扩张运作、情欲空间和活动的多样化、基进社会运动的眼界异象、中产阶级的认同及其性操作、性学研究的启蒙理想——这些因素各有其运作的方式和领域。各有其推动的方向和速率，彼此之间甚至有着重重因果渗透关系，但是它们的历史际会在快速增长的情欲生产力和摇摇欲坠的情欲生产关系之间形成复杂张力。这个张力在世纪之交性革命末期的历史沉淀，可以在 1920 年代风行美国的各种婚姻手册中找到迹象。在这些婚姻手册中，虽然贞洁仍然是个不言而喻的镇山石，而性基本上还是被要求在婚姻之内进行，但是从《婚姻之爱》到《理想婚姻》 （注 21） ，当时走红的婚姻手册的书名就描绘出婚姻性质的转变：情感和性爱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愈来愈重要，性爱的满足被视为是夫妻二人都需要努力的目标（ D'Emilio & Freedman 265; Seidman, Roman-tic 77-81） 。而当婚姻的品质（特别是性爱的品质）被凸显，被视为夫妻双方的责任时，这也暗示婚姻的问题是可以由个人的努力来解决的——只要有“专家的指导，如：正确的性知识，适当的技巧，和正确的态度” （Seidlman, Romantic 76） 。这种对婚姻和性爱关系的改良式看法，显示情欲生产关系已经发生了深刻变迁，因此一夫一妻婚姻体制也必须为此前澎湃的性革命提出一个折衷的调和，把性更深刻地崁入婚姻关系，以间接对蓬勃的情欲生产力加以包裹控制（注 22）。同时，这个关注也种下后来美国社会对“正确性知识”的渴求，强化了性学论述和专家在情欲领域中的知识权力运作。

在避孕研究方面，医学发展史上一向充斥着因为惧怕“不道德”的标签而放弃或避免的性研究（Bullough 135） 。1930年代内分泌医学首度成功地分离出男性和女性荷尔蒙之时，原本也只是想对（男性的）生殖功能和循环有更深入的认识（注 24） 。希冀透过操作荷尔蒙的分泌来创造或终止衰老的过程（Bullough 125-126） ，至于要进一步获得正当性来进行所谓“干预自然”的节育研究，这还需要另外一些强大的理由。好在，1920 年代性革命之后新婚姻手册的风行，不但反映了性爱在婚姻中的意义和地位已有了重大的转变，同时也具体呈现了许多人不便明说的担忧——那就是，传统的婚姻日渐衰颓，而其最主要的原因被认为是夫妻因担忧怀孕而在性爱生活上踌躇不前（Bullough 137） 。一旦大家愿意相信性爱是婚姻关系中需要不带后顾之忧进行的热情活动，那么和性爱相关的资讯及商品就成为迫切需要普及的基本装备了。这个和改善婚姻关系相连的考量使得从 1930 年代开始，不但许多药厂对相关避孕的研究大有兴趣，连医学界也因为避孕和婚姻幸福连结得到了正当性因而投入研究。在这种社会氛围中，从 19 世纪起就以淫秽为理由阻碍节育研究讨论及资讯流通的Comstock 法案终于在 1936 年废除，积极推广节育避孕的“计划生育”组织（Planned Parenthood Federation of America）于 1942 年成立，正式标记了节育从进步运动的女性身体自主理念，转为巩固家庭结构、提升家庭品质的政策性措施（D'Emilio & Freedman 248） ，但是也在此中留下了改变性意识的种子和建制，为 1970 年代堕胎合法化提供了一个现成的发展据点（D'Emilio & Freedman 335） ，这是后话。

值得提醒的是，1930、40 年代不管是婚姻性爱或避孕节育，甚至婚外婚前的各种性实践，都已经是在世纪之交性革命所沉淀的性意识中被理解、被认知、被欲望；换句话说，前一段时期情欲生产力在性活动、性论述、性道德方面的热烈发展或许在此刻速度减缓沉潜，但是它们已经留下了新的情欲地平线，新的思考和经验起点，甚至构筑了新的情欲运作基础。毕竟，艾利斯和弗洛伊德性理论的通俗引介，透过对婚姻性质的新要求，已经深深地种下了性的正面意义与必要性，求偶消费文化的积极变迁则逐步正当化了许多新的性活动，这些都重新刻划了性的文化想像与呈现，将在下个阶段重大的人口迁徙集结中带动新的情欲生产力。

另一方面，如果说世纪之交的性学研究使得性有了一定程度的正当性，被视为人生重要的动力，那么1940、50年代的性学研究在战后的新性别氛围中就更进一步展现了性欲的多样呈现，自然化了性的诸多表现及满足形式。特别是印地安邦大学的金赛（Alfred Kinsey）接连出版有关男性（Sexual Behavior in the Human Male, 1984）和女性（Sexual Behavior in the Human Female, 1953）性行为的研究报告，将性充分带进大众的眼帘。这些研究的庞大数据、广泛取样及绵密的访谈，有力地聚焦于美国人的性习惯和性价值观，具体地显示有一个极其广大多样而隐密的情欲世界存在于普通人的生活中，和一般道德规范所教导的单一贫瘠模式截然不同，而所有的性实践和性口味，不管多么边缘，在金赛的分类系统中都不过是性光谱上具有些许程度差异的表现方式而已（Bullough 172-177; D'Emilio & Freedman 268-270; Robinson 66-81） 。金赛的性研究所投射的科学形象和数据的说服力，成功地扣紧了当时实证科学在通俗媒体中日渐升高的可信度，不但吸引一般媒体广泛引用，也提供了大量范例素材给寻求耸动题目的通俗作家及专栏作家自行转化运用，因而更加普及金赛研究的结论，形成主导美国性讨论的权威论述。

也正是因为像《花花公子》之类的男性色情产品以明显的男性本位观点自然化了性的开放，因此许多女性主义者在评估这段历史时常常认为性革命其实只是男性的“性市场革命”而已（如 Jeffrey 91-94） 。不过，这个简单的评估有点问题，另外一些女性主义者就指出，性自由并不是什么崭新出现在男性生活里的东西，一般而言，男性一向就享受比较大的情欲空间：“事实上，如果有哪个性别曾经经历性态度和性行为的大转变，值得被称为革命的，那应该是女性，根本不是男性”（Ehrenreich et. al. 2）。

在这个节骨眼上继续创造女性读者以支撑这些情欲读物的当然是美国的生产体制。由于经济形态变迁，此刻的女性人力需求已由蓝领劳工转向粉领的秘书文员（Ehrenreich et.al. 54） ，因就业机会增加而出现的单身粉领阶级拥有更独立的经济力量和消费形态，因而回过头来也为资本主义文化生产提供了发展创意的动力。于是1960年代大量出现的单身酒吧、休闲设施、交友中心、各种消费阅读杂志等等商业发展，不但为新的单身生活方式提供休闲和社交的硬体软体，也在这些消费活动中逐步塑造新的单身身份认同，为女人提供在婚姻之外另一可敬的人生选择（Ehrenreich et. al. 60） 。而且，为了更加巩固这种生活方式的运作，建筑业在此时为年轻单身人口的需要设计出专属的公寓社区，好让她们独立生活甚至开派对，而无虞影响父母、邻居或其他老一倍的人口（D'Emilio & Freedman 304） ，这种独立于父母的居住环境当然也有利于自主性高的亲密关系，单单在1960 到 70 年之间，不婚同居的人口就增加十倍（Seidmlan, Em-battled 39）。这种性生活的安排方式并不是此时才有，但是它们过去在通俗论述中往往被呈现为少数的、可耻的、会有不好下场的；然而此刻在大众媒体中却被呈现为新潮的、洒脱的、令人欣羡的，连硬体空间的安排设计也更方便这种身体关系的运作。也因为如此，新的、与情欲相关的、以消费为主的单身文化很快就扩散到广大的中产阶级，成为1960 年代以后流行的生活方式。

在这里需要一提的是，活跃自在的性生活当然假设了可靠方便的避孕措施存在，1960 年开始量产贩卖的口服避孕药早已带着应许降临（注 31） 。不过，研究这段历史的学者都很谨慎地强调，口服避孕药并不像它的批评者所忧心的那样有力量“创造”性革命；事实上，它只不过合理化（或者说“方便化” ）了已经在蓬勃进行中的性革命而已（Ehrenreich et.al. 41）。况且，即使酝酿于优生运动者的理念，成形于充满种族及阶级考量的人体实验，并且还带着各种当时尚未发现的副作用，口服避孕药却具体标志了女性对自我身体情欲和人生选择的轻松掌握，彻底地重绘了性别、经济上的角色分野。当然，身体情欲上的自主自由并不表示女人就万事如意，但是，就像后来 1993 年“家庭计划组织”的执行长谈到口服避孕药时所言：“拥有选择的权利不等于快乐幸福，但是它至少逼迫女人成长；拥有选择的权利也不表示人生就一帆风顺了，但是它至少使得女人有力量去计划她的人生。”（Grant 56）。

事实上，性革命昂扬的气势也并不依赖口服避孕药，因为，即使1960 年代末期揭露了避孕药丸可能的副作用之后，女性也并未因此挫折而放弃性革命；相反地，在西蒙波娃的情欲自主论引导之下，她们转而以堕胎合法化为主要运动目标，更积极地努力突破情欲生产关系的局限（Ehrenreich et. al 62; Snitow et. al. 18），因此才促成了美国最高法院在 1973 年作成历史性的判决，使堕胎合法化，为女人提供另一个自由操控身体的机会。

1960 年代情欲生产力最爆炸性的开发，显然并不仅仅在于开拓各种性观念与性实践，也不止于开发新的女性情欲主体；事实上，性革命最令父母师长卫道人士忧心的，是它也把情欲动力赋予了另一个从未在公共论述中与情欲沾上边的人口群——战后富裕年代中首度有经济能力享受休闲的青少年（D'Emilio & Freedman 353）。

各种情欲消费与休闲设施原本就不排斥青少年新获得的的经济消费能力，当时女性主义在思考身体情欲自主权时也非常远见地把青少女的堕胎权包含在内（Thompson 296） ，这些历史条件的际会或多或少自然化了青少年的情欲发展。另外，在这个年龄层中还有一个最主要的情欲中介，那就是此时开始热烈普及的摇滚乐，它提供了情欲流动的具体节奏和震耳欲聋的节奏音乐，彻底悬置了成人文化对身体的形塑，动摇了主体已经内化的清晰自我控制，使个体暂时放纵于充满狂野含意的节奏中。此刻配搭的舞蹈也不再是中产白种成人圆滑优雅的摆动，而是从贫民区黑人舞蹈中学来的抽搐震荡式的抖动，不但抖腿、抖臀、连头部都在激烈的甩动中制造晕眩的感觉，快速的节奏和巨大的音响帮助青少年用纯粹的身体来体验并刻画世界（Fiske 50-51）。这种摆脱文化对身体心灵之铭刻的尝试，也在当时流行的迷幻药或大麻吸食中得到具体的出路。摇滚乐、迷幻药和自在的性活动相连，形成年轻人口群全面拒斥既有社会文化的标志。

同时，伴随着摇滚乐诞生的巨星偶像也为新的性别形象和性对象开创范例。相对于二次大战后美国男性的平头短发阳刚趋势，摇滚乐的长发和紧身裤传达了中性（双性）时代的来临（Ehrenreich et. al. 32） ，也严重地挑战了传统的去性（de-sexed）青少年形象。另外，与经济成长齐头并进普反的电视媒体更将摇滚乐的具象（摇摆的身体、新潮的穿着、扭曲的身体、情欲的暗示等等）以最明确的方式普及呈现在新一代的青少年眼前，便于他们模仿学习并正当化自己的作为。更引人注目的是，一向被视为柔弱无欲的青少女们在此刻首度形成的偶像文化中成群地尖叫、昏倒、推挤、追跑，以最具体放纵失控的形式来表现她们的情欲感受。历史学者认为这是女性性革命“最戏剧性的起义”（Ehrenreich et. al. 11） 。很明显地，这种彻底的放弃自持是对性压抑的一种强烈抗拒，也使得新一代的女性主体及早开始探索宽广的心理情绪幅度和自在情欲的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