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情欲主体的大量浮现显示性革命的能量生产到达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对（性别的、代间的、道德的、身体的、生活方式的）既有文化规范的激烈挑战创造了 1960 年代特有的动荡印象，也把当时情欲生产力和情欲生产关系之间紧张的关系用最戏剧性的方式呈现在日渐普及具象的影视媒体中，更加强化了性革命的迹象。

V
1960年代情欲解放的倾向显然是在大氛围中得到商品文化的全力推波助澜，然而它最主要的成就却是在社会运动的反对文化中找到了突破情欲生产关系以及性别体制的力量，并在这个过程中凸显塑造情欲的其他社会轴线。或者，换一个角度来说，社会中各种冲突矛盾的力量和权力轴线总是积极地在情欲战场上角力的。

情欲生产力在60年代的长足进展，随着进步社会运动对整个社会结构的挑战而不断地冲撞既有的情欲生产关系。但是性别、种族、性偏好、阶级等因素却也在情欲生产力的发展中显现为各种相关议题上的矛盾冲突立场，而当这些立场的对峙遭遇到比较紧缩的历史条件时，就难免形成对情欲生产力的严厉质疑。毕竟，女性主义者退出男性主导的进步运动自成组织时，并没有就此解决性别、性偏好、阶级、生活经验等轴线上的差异。

1970年代初期，色情电影工业在开明的社会风气中蓬勃发展，逐渐脱离短片的形式而模仿主流电影的情节和制作，成为大量发行、普遍可见的成人级剧情长片（Williams 120） 。它们在影像上的巨细靡遗和在文化中的高度普及使得色情轻易地成为争议的中心，不但引发保守分子的攻击，其所谓男性观点也引发某些女性主义者的强烈关注。反色情的女性主义者认为，虽然经过了1960年代的努力，但女人的地位和权力一点都没有改善，仍然是全面遭受剥削压迫，在色情材料中就能清楚看到（注37） ，因此，要改变女人的处境，就要全面禁除色情。这种关切和保守人士出于道德或宗教理由的批判合流起来，反色情的运动因而在1980年代快速壮大，并给予保守分子机会转化使用女性主义色情批判的语言来呼吁全面禁止色情（Vance, "Negotiating" 37-38） 。可是事实上，面对女性消费能力和情欲角色的变化，1970年代中叶已出现男性脱衣舞的场所，色情影片也已经开始调整脚步以诉求愈来愈活络的女性情欲主体（Ehrenreich et. al. 111-117） ；即使许多色情影片仍然缠绕在虐与被虐的主题上，成人色情长片已经很明确地开始描绘以女性性主体为中心的剧情发展，而不再把女人只当成被用来满足男性欲望的性客体（Williams 176） 。然而，对反色情的女性主义者而言，这些都只不过是父权更进一步收编女人、控制女人情欲的作为。换句话说，情欲生产力的任何发展都只不过是男性霸权的进一步扩张而已——因为情欲本身就是“男性权力的社会建构” （a social construct of male power）（MacKinnon 128）。

映着1980年代背景中逐渐加大的艾滋病阴影以及它对边缘和多元性主体的抹黑恐吓，性激进派在谨慎中继续性革命已经开创的情欲空间和选择，在艾滋的现实中重新思考性的实践与意义，更在艾滋所衍生的各种医疗和服务中强悍地对抗其中隐含的性歧视和性压迫（参考Patton） 。事实上，1980年代以来美国资本主义文化生产被迫愈来愈唱和保守的道德观，除了媒体中继续刻划性的虚幻和危险之外，在面对青少年的性探索时，国家机器也得到成人的充分授权而将性教育课程广泛地进驻校园，更加普及性的意识；可惜其中主要的语言仍是延迟加恐吓加危险，性革命中逐渐浮出的女性情欲仍然被压抑丑化（Fine 32-45） ；性虽然已经成为大众常识中的基本思考面向，然而它也时刻遭受强大的监控。在这个时刻，也还只有那些边缘的、另类的情欲运动主体（例如性激进派、同性恋、双性恋等）在公共论述的场域中继续转化资本主义情欲生产力的冲撞力，继续活络使用性革命的丰富遗产，拒绝让情欲生产关系紧缩空间，拒绝让一夫一妻的异性恋婚姻垄断情欲的合法园地。

换句话说，1960年代以来持续进行的性革命或许在一般的论述中被划归为过时，被通俗的观点视为错误，更被保守派宣告死亡，然而性革命所创造的新世界却是此刻任何情欲实践和理念的新基点；情欲文化的任何进一步（或退一步）发展也都必须从这个基点和其所创造的权力布局和人生可能上开始协商。“令人深思的是，至少西方世界已经对19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的性解放风气重新进行了不少评估。但是这个重新评估也得到一个结论，那就是：尽管那个年代有其过度放纵以及不容置疑的性别歧视，但是它所达成的进展是值得保存的”（Altman 105）。

回顾 1960 年代开始的性革命，女性主义者有着矛盾复杂的情绪。不过，就像妙丽．戴门（Muriel Dimen）说的：
性当然不是革命的唯一之路，但是它是塑造欲望的主要力量，而我们对欲望的限制往往直接导致了自我否定和社会虚伪。说实在的，我们的问题不是欲望太多而是欲望太少；我们的无力反叛以及未完成的革命，都根植于性压抑对欲望的压迫，而正是这种性压迫截断了一切希望。1960 年代反对文化中那种呼求解放欲望的乌托邦狂想，现在在左派及女性主义者中间都不再流行了；我们好像已经应该长大了，不应该再眼睛大，肚皮小了。可是这种时髦的“成熟”恐怕根本没认清楚欲望的本质，那就是：不管欲望多么痛苦，不管欲望看起来多愚蠢，多贪心，我们都需要尽力的想望。我们或许得不到想要的一切，但是只有继续想望我们所能想像的，我们才可能得到我们所需要的（Dimen 48-49）。

VI
以上的叙述为性革命——甚至为马克思的社会革命——的理论补充了一些思考方向。我认为简单地说劳动民主和经济能力的发展促成了性的发展，因而造成对婚姻体制的冲击，甚至形成性革命；或者太轻蔑地漠视性革命的重要性，或者太快地断言性革命的必然方向或结果——这些都不是什么太有意义的做法。历史显示，资本主义本身的扩张已经具体地带动了情欲作为商品生产和消费的一部分，劳动人口的流动、休闲文化、媒体及广告、性别角色的变迁、消费道德所渗透的情欲享受心态、青少年次文化等等方面的快速发展都已经大幅提升了情欲生产力，再加上进步社会运动和现代性学的某些论述以及意识形态领域内的各种交战施力，这些风云际会都为情欲生产关系的动荡提供了更多的变数。性行为、性论述、性认同、性商品、性模式的多样化以及它们在再现和论述领域中的明显可见度，这正是性革命昻首前进的征兆，也是性部署（deployment of sexualily）动荡变化的时刻。而什么样的介入能够更进一步壮大情欲生产力，激化它与当下情欲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或者换个方式说，就是彻底改变情欲的生产关系，驾驭资本主义生产所带来的情欲生产力扩张，使得情欲生产关系更加多元、开放、流动——这恐怕是所有进步的运动者需要思考的问题。

从理论的角度来说，赖希在社会革命的架构内首度认识到情欲（性）的物质性（the materiality of sexuality），以及物质的情欲基础（the erotic/sexual basis of the material） 。复杂化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对生产力（下层建筑）和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截然二元分野（注43）。赖希严正地指出，“一个社会的情欲过程（sexual process）一向就是其文化过程（cultural process）的核心”，也就是再生产（reproduction）的核心。换言之，情欲领域中的革命就是再生产的革命；“性革命就是社会文化重新结构（re-structuring）的客观表现”（Reich, The Sexual 160） ，而父权家庭及其相关的人格心理情感情欲绝对是这个革命的主要场域。

赖希在 1920 年代苏联性革命反挫的例子中所学到的宝贵功课是：性革命绝不只是相关现有既存的、已经带着各种文化人格心理包袱的抗争主体及其实践，更重要的是如何切断体制再生产自我的管道，也就是解放一夫一妻家庭的情欲压抑，挑战此刻的性的部署及其中的权力关系，积极改造生产未来将承担体制的新生主体。

如果说台湾现阶段澎湃进行的性革命有机会为情欲弱势创造什么发展的空间，开拓什么情欲方面的资源，改变什么现有的不平等分配，那么，对性革命的历史和理论进程的活络认识和诠释，实在是此刻迫不及待的工作。

注释
（注 1）本文是笔者对“情欲政治” （erotic politics, or, politics of sexuality）所写的“导论三部曲”的第一篇。第二篇〈色情与女／性能动主体〉在 1996 年 5 月 3 日第 20 届全国比较文学会议中宣读，定稿则发表于《中外文学》第 25 卷第 4 期，1996 年 9 月，6-37 页；第三篇则是〈从左翼到酷异：美国同性恋运动的“酷儿化”〉，《性／别研究》第 3-4 期合刊，1998: 260-299。
（注 2）研究者一向就注意到，赖希晚年大量修订其早年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因此对于了解他的思想造成很大的困难，但是基本上，赖希尝试融会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分析倒是不争的事实。赖希觉得个人心理问题有其社会源头，同时，他也觉得精神分析理论只在个人范畴之内打转，没有看见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在个人的性生活和性态度甚至人格结构上具体的操作以便再生产适合本身需求的劳动力，故而需要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分析来显示社会组织方式对个人心理的细致塑造。但是赖希又觉得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分析只有宏观的眼界，而没有思考在社会条件中形成的个人心理和情欲结构如何阻碍、或延缓、或有助于社会生产的操作以及再生产体制的维系，故而也需要精神分析的理论来实地检视社会文化在个人心理的沉淀如何反过来使得生产模式得以成为可能。由于这个关切，赖希才对 1920 年代欧洲及苏联的性文化变革充满兴趣，期望了解其中各种力量的运作。本文在此沿用的是 1945年出版的英文版《性革命》。

（注 3）赖希在这里的分析当然不是说所有的家庭都经历了这些冲击（个别家庭和个人当然可能有不同程度的变迁发展） ，而是说整体的社会结构中有这些新的趋势和现象。
（注 4）赖希认为美国的婚姻制度崩解速度最快，是因为美国的资本主义发展程度最高，因而在“情欲经济”（sex-economy）上创造了最大的矛盾，一边是高度严格要求禁欲的清教徒精神，另一边却是强制道德（complusory morality）在社会变迁中的逐步崩溃。事实上，赖希也暗示，清教徒式的情欲生产关系正是被强制道德所压制不住的情欲生产力冲垮的（Reich, The Sexual 142）。

（注7）关于“性的部署”的观念，参考Michel Foucault,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 1: An Introduction, trans. By Robert Hurley（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8, 1980），特别是第四部分的后面两章。我对这个很有启发性的概念也做了比较宽广的、比较马克思主义式的诠释。
（注8）如D'Emilio & Freedman, Epstein, Faderman, 和 Seidman。
（注 9）这两次“性革命”所涵盖的层面当然包含了“性”和“性别”方面的各种变迁，本文将比较聚焦于性领域内的变化，而以性别为背景。
（注 10）事实上，也只有那些自我定位为场外裁判的人，才会热衷于用一竿子打翻船的方式来评断一个运动或思想革命是“失败”（或“成功” ），彷佛一旦决定了功过，就可以把其中的一切抹上本质主义式的色彩，然后轻易地全面拒斥（或全心拥抱）个中的一切。可是，就社会运动、就改变世界的出发点而言，真正要关心的恐怕应该是如何转化使用串连那个运动或思想革命中的各种论述或历史资源，来操作此刻的意识形态场域，扩大此刻的运动能量。

（注 11）研究性与生产模式在西方社会中互动关系的许多学者都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大量扩散之前，家庭的结构和功能是经济的；也就是说，每一个家庭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单位，劳动的生产活动绝大部分在家庭之内进行，因此性别分工并不十分明显，家庭成员合作生产每日所需，互相依赖存在。这种生产体制并没有提供在家庭之外的其他谋生方式，因而使得个人的人生选择十分有限，情欲活动的模式局限于维系这样的家庭和生产模式，也就是局限于服务婚姻，而由家长全权决定。性和婚内生殖密不可分，因为那是唯一可能大幅增加劳动力也就是增加家庭财富积累的方式。历经 17、18、19 世纪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模式把许多劳动生产活动移至家庭之外，提供了雇佣劳动的机会，家庭成员因而被吸引离开了原本自给自足但此刻在生产力竞争中居于劣势的家庭生产模式。家庭的经济单位功能减弱。女人在家庭中的工作窄化至子女之照养，同时，幼年人口的经济贡献力因着劳动的职业化而延后或减弱，生育子女不再像以前那么重要——这些发展都可以部分解释19 世纪末对节育的关注。事实上，学者认为到了 20 世纪初，家庭的经济功能已被其情感功能取代 ，因此性也不再局限于生殖功能之内了（D'Emilion 6-7; Epstein 156-158; Reich, The Sexua1 135）。
（注 12）有些游乐设施的广告词明白地宣告其情欲性质。例如：“爱之桶”的广告词说：“听过小木屋宾馆吗？‘爱之桶’比它浪漫十倍！”（意译）。“炮弹飞车”的广告词说：“她会大声尖叫，飞身躲入你怀中吗？是的！一定会！” （D'Emilio & Freedman l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