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刚：性社会学的研究从来不平坦，今年尤甚，以前反性的势力也存在，但今年特别强，我觉得以后还会继续。一个社会存在性的多元价值观是好事，但是，不允许别人有和自己不一样的价值观，用自己价值观去打压别人是不好的，甚至用暴力的行为攻击别人就更为不对了。今年的一系列反性活动就是以暴力的手段干涉和自己价值观不一样的人，还打着捍卫传统文化的名义。我觉得这只是一个开始，从国外以及台湾、香港等地曾经的社会发展来看，这样的状态会持续一段时间。“泼粪大妈”们的举动，远远超离了言论自由的范畴，而是赤裸裸地以暴力手段侵犯他人。我认识的几位在地方上从事性教育的高校老师对我表示，看到这些情况，感觉很沮丧，觉得前景难测。漫长的历史建构出来的谈性色变，性不是两腿之间的事那么简单。
　　山西晚报：中国人对性的观念在历史上有一定阶段性变化吧，能简单说说吗。
　　方刚：太遥远的历史说不上来。从1949年后，性在人们心中是比较禁忌的，很少谈，可以说是无性社会。到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人开始有了些自由，出现了最早的性自由的人群，这是一个阶段。到上世纪90年代末，互联网开始逐步普及，让人们接触到了各种各样多元的信息，这是很重要的阶段，出现了所谓的性革命，不过不像西方那么激烈。互联网出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人们的观念被改变。
　　山西晚报：您对同性恋的研究始于上世纪90年代，作为最早研究中国同性恋的人，中国人对待有别于主流的性行为的接纳度有何变化？这种变化与什么有关。
　　方刚：在过去20年，社会的包容度有了很大变化，这是值得肯定的。这跟信息的多元化有关系，其中互联网起了很大作用。在过去我们接触到的信息是经过筛选的，而互联网则更直接地呈现了多元化的信息，让人们直观地看到了多元化的价值观。
　　我觉得价值观多元化是很重要的，如果没有互联网，各种争议基本就不会呈现出来，各种性的多元信息就不会呈现出来。以同性恋为例，没有互联网的时候，我接触到的同性恋都是自我否定的。有了互联网，他们可以找到支持的信息，获得信息，这样提高了自我接纳度，作为社会中的一小部分群体，他们相互抱团取暖，给予彼此力量，最后一步步走向自我认同和自我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