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定国在1653年的肇庆会战失利之后，仍然没有放弃打通广东，与郑成功联手抗清的战略企图。1654年二月，李定国率军第二次入广东作战，先后击破高州、廉州、雷州等地清军。

在绍武政权与永历政权的内战时，林察指挥绍武海军大败永历海军，虽然说这是内战，但不能否认林察的军事才干，并且林察原本在广东活动，对广东一带水域最为了解，郑成功派林察为总督，原则上与派遣熟悉江浙水域的张名振北上是一致的。
　　林察虽然曾与永历政权有过节，但是不要忘了，郑成功之所以改尊奉永历政权，全是林察的功劳，正是林察从广东带回永历消息，郑成功欣然道：“吾有君矣！”（见《台湾外纪》第六卷）

　　其三，为什么郑成功出兵时间比李定国约定的时间要晚呢？
　　李定国写信给郑成功时，再三强调郑军援军不要迟于十月十五日抵达，而实际上郑成功是十月十九日才出兵。这也是后世史学家对郑成功拖延会师时日持批评态度。
　　郑成功也是个有血有肉之人，并不单纯是个符号，收到李定国信时，郑成功正与清方展开第二次谈判，他毕竟要考虑到父亲郑芝龙的处境，所以将出兵推迟到谈判破裂，似乎与情理上说，有其个人感情上的原因。
　　结合当时的形势分析，郑成功推迟了南征军出发的日期，还有两个方面的因素，第一，郑成功高估了李定国军队的战斗力，而低估了清军的力量。在1655年初，郑成功当时还不知道李定国已经战败，郑成功在写给清福建巡抚佟国器的一封信中，其中有几句写道：“现今西宁王攻破肇庆，羊城亡在旦夕，清朝应援之兵，披甲不满三千，是驱犬羊而赴虎群，稍饱其腹耳。”但是令他没想到是，李定国在兵力远远多于清军的情况下，最后遭到惨败。

第二，郑成功出兵广东，是他庞大计划中的一个环节，这个计划分北、中、南三条战线，北面由张名振进攻江浙，入长江，截断粮道；中路则由郑成功亲自大举规复漳州、泉州、兴化一带；南路则由林察率援军打通与李定国会师之路，这是一个完整的战略。这个战略意图，也体现在郑成功写给佟国器的信中：“用是南北齐发，水陆咸驱，掣其一方而旁及四国。将见吾兵抵吴而吴靡，入浙而浙催，至粤而粤破，动闽而闽瓦解。”据此，不可否认林察的南征兵团是郑成功向清政府发起全面反击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顾诚先生因为将来自农民起义军阵营的李定国视为最坚定的抗清中坚力量，因此他是站在李定国一边来看待郑成功的南援问题，却忽略郑成功作为东南独立抗清力量的领袖，他所考虑的不仅仅是南援李定国，而是整个东南全局。
　　所以，无论怎么看，都难以认定郑成功在援助李定国一事上是虚与委蛇，弄虚作假的表现。

如果林察的海军并非真心要援助李定国，那么在得悉李定国已经兵败后，那么当然就应当马上率舰队返航。那么实际情况是怎么样呢？
　　林察率海军出发时，郑成功拔配给十个月的粮饷，很明显，这是打算要作持久作战的准备。林察在十二月十五日得知李定国兵败后，南征军并没有马上返航，而是经过一段时间的等待，到次年五月才返回厦门岛。这半年的时间，这支海军在干什么呢？信武营陈泽、游兵镇黄元、殿兵镇林文灿三人建议前往广海（在肇庆南端沿海地区），想从这里登陆，寻求与梧州的李定国军队重新会师，但此建议遭到林察与周瑞的反对而未果。

　　林察与周瑞的想法，大概是想等待李定国的军队重新返回广东战场，而在漫长的等待之后，李定国的军队始终未能重新出现，最后才不得不返航。郑成功认为林察、周瑞等“逗遛观望而回”，正是指责他们没有积极主动进取，而是被动地等待。
　　其五，处罚林察等人是否真的是“掩人耳目”的政治权术呢？
　　顾诚先生认为郑成功对南征将领处罚过轻，只为掩人耳目，意思就是说林察等人故意磨磨蹭蹭，其实是郑成功的暗中安排的，现在郑成功又假意处罚他们，整个过程就象演戏一样。
　　其实这个处罚已经不算轻了。周瑞被解除兵权，永不叙用，林察、王秀奇、苏茂被降三级，其实这些南征将领并无犯大过，只是在战场形势出现变化时，未能积极进取。顾诚先生还认为，周瑞是原本鲁王政权的将领，却被致罚最重，乃是郑成功有意排挤鲁王系将领，这个说法也没有确凿的证据，郑成功向来赏罚分明，六亲不认，不能说周瑞刚好被处罚最重就是在打击异己。

事后，郑成功写了一封信给李定国，其中写道：“不佞恨不能征帆倏忽，直扫珠江，同挈故土，以迎乘舆。讵意船师未到，而大师先已班回数日，有贵部官兵自粤来投者，细讯其故，盖以骄兵致挫。胜负兵家之常，不足深忧，但敝船逗遛，既不能先期会师，又不能奋图后援，使丑虏长驱，实有与罪焉。已将水陆各将审定功罪，乃知依违不前者，闽安侯周瑞，已重行捆责，革职闲住，乃念其有功，不然已正法矣。”
　　郑成功在检讨错误的同时，也指出李定国“骄兵致挫”，当时李定国的军队号称二十万，虽然这个数目有些夸大，但相比清军的力量，要强大许多，新会之役的结局，竟然是遭到惨败，确实有出乎意料之处。

在不久后，宦官刘玉前往厦门岛，郑成功询问“迩来恢复事体如何？”刘玉回答说：“定南王孔有德征粤西，分师从衡州、宝庆、永州而进，旋为李定国所败，帝于是稍安。但孙可望与李定国二人恃功，骄悍不睦，终非国家之福。”郑成功慨叹道：“当此之际，内无贤相匡其君，而运筹帷幄乏其人；外有骄将，兵无纪律；又不积储粮饷以足兵食，谋扼险阻以图恢复；而乃恃功立党，致使英雄失望，人心瓦解，将何以望中兴哉？”
　　李定国是不是“骄兵致挫”，这且不分析，但郑成功一眼洞穿李定国与孙可望的分裂乃是大西军战斗力下降的重要因素，“人心瓦解”的结果就是“兵无纪律”，至于“积储粮以足兵食，谋扼险阻以图恢复”这句话，其实便是郑成功的策略，就是孙子兵法所言“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
　　郑成功这支军事力量，在南明史中诸多军事力量中独树一帜，便在于其摒弃内部的纷争，形成强大的凝聚力，从这一点看，有比大西军高明之处。

尚可喜之所以不亲自扼守新会，就是畏惧明军，怕变成第二个孔有德，准备逃跑。尚可喜如果反攻，广州必然空虚，后方随时都有被郑军包抄夹击的可能。郑成功所部本身就是水军，步战较弱，东南沿海攻坚更是胜少败多。李定国难道打算指望靠郑军攻坚？

实际上李定国六月围城，十月才亲自率兵猛攻。已然坐失战机，他的本意是佯攻新会吸引清军，再靠郑军从后包抄。失败还是因为他本人对敌情了解不足，又过于大意，太依赖于友军 。

我觉得在郑李会师这个问题上,后人以"私心自用"来盖棺论定,只是因为难以体会古人的苦衷。郑成功当时处境之复杂,确实很难以常人的心态去揣测其内心,我这里稍写几点:其一,他的父亲和弟弟被当为清廷的人质,这使他不得不假意与清廷周旋;其二,他所控制的地盘是十分有限的,所以他必须助借与清廷和谈期间,大力征收粮饷;其三,他的后方—几个沿海小岛很不牢靠,厦门就曾经就被清军短暂攻占过，北伐南京还要带上家眷以安军心，和大西军相比,他没有后撤的余地。这些都使得他在用兵上是谨慎的,也是因为谨慎,所以他最终能生存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