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定国在1653年的肇庆会战失利之后，仍然没有放弃打通广东，与郑成功联手抗清的战略企图。1654年二月，李定国率军第二次入广东作战，先后击破高州、廉州、雷州等地清军。

四月，李定国写了一封信，派人走水路送抵厦门岛，与郑成功商谈会师的事宜，但是，信使一去如石沉大海，郑成功对此态度含糊，不置可否。我们不能不承认，对于郑成功这位人物的内心，我们还是知之甚少，

1胖27年： 他是那种令人捉摸不透的人，很想把握他的真实想法，不论是清廷还是南明，郑成功都是一个谜一样的人物。郑成功之所以不表态，可能有如下几个原因： 　　第一，此时郑成功正利用与清方第一次和谈的机会，大肆筹集粮饷，扩张自己的实力，这种机会是可一不可再。 第二，在这一年五月份，张名振从长江返回厦门岛，提出增兵北上的要求，郑成功最后批准了这一计划。据郑成功日后对李定国所作的解释是：“奈尊使到敝营时，值南风盛发，利于北伐而未利于南征。

故再发舟师，令定西侯张名振、忠靖伯陈辉等复出长江，水陆并进，规取金陵，使彼胸腹受创，则手足自乱。” 第三，张名振的到来，一定给郑成功带来了两个消息，其一是大西军领袖孙可望准备出兵会师长江，此时孙可望所掌握的兵力有三十多万，远远超过李定国，且长江一线的战略地位，更非广东所能相比，只要克复南京，便有可能光复江南半壁河山，这意义之大，远超过广东战役。其二，长江流域的反清复明人士频频活动，随时可能爆发大起义，而这些起义必须要有东南海军的策应。第四，孙可望与李定国两人的决裂，使得郑成功在对待两人的态度上比较谨慎，他并不想过早地与其中一方过度密切，以削弱与另一方的合作关系。

郑成功对李定国会师广东的计划迟迟未作出反应，这件事，后世有些史学家认为郑成功私心自用，一味重视自己的地盘，笔者认为这种说法带有颇多的主观推测。 笔者在此问题上经反复思索，力图站在当日之时局以判断，逐渐地被史学家所遗忘之一人浮出水面，这便是孙可望。后世史学家之所以忽视此，实以为李定国乃坚定之抗清斗士，而孙可望最后成为叛降者，可是在1654年时，孙可望乃是全国最大抗清力量的领袖，这一事实岂可忽略，所以作为郑成功，他肯定更倾向于与孙可望会师于长江。至于孙可望会师长江计划最终流产，这就不是郑成功于当日所能瞭望也。

这支南援部队出发的时间还是稍迟，到十二月十五日，林察率舰队抵达距离虎门二百里处的佛门堂外，此时李定国在进攻新会六个月后，最终以失利而告终，被迫撤退，无法实现与郑成功军队会师新会的计划。
到了次年五月，辅明侯林察与周瑞等人率军回到厦门岛，对于这次出师没有达到预定的目标，郑成功对林察严加斥责道：“勤王入援，君命原无俟驾，逗遛观望而回，朝典何在？”对责任最重的闽安侯周瑞削职夺爵，解其兵柄，永不叙用；
总督林察、统领王秀奇、苏茂三人记责，实降三级，其余将领各降两级，只有信武营陈泽、游兵镇黄元、殿兵镇林文灿三人，建议请令前往广海，继续寻求与李定国会合，但此建议被林察所拒绝，郑成功嘉奖三人的忠义之举，更加升一级，赏银百两。

这次没有成果的救援行动，同样引起后代史学界对郑成功的置疑与非议。郑成功是否私心自用、拥兵自重，故意拖延与李定国会师的时间呢？ 顾诚在其名著《南明史》中，对郑成功提出五点置疑：第一，郑成功起兵以来，重大战役都亲自指挥，何以这次入粤作战却例外呢？第二，此次出征的总指挥林察，当年拥立绍武政权，与永历政权曾经打过仗，是内斗高手。
第三，郑成功在九月接到李定国的信，李定国要求郑军在十月十五日抵达，为何郑成功故意拖到十月十九日才派海军出征呢？第四，为何南征海军十月十九日出发，到十二月十五日才抵达佛门堂呢？第五，郑成功对南征诸将的处置过轻，有玩弄权术的嫌疑。
近代著名史学家朱希祖认为：“成功专顾根本之地，不肯长离闽海，且牵于清廷和议，虽遣林察等偶尔会师，然既已愆期，又不亲征，徒尔塞责，班师致罚，亦聊以掩人耳目而已。” 　　对于这次未果的南援军事行动，笔者略提拙见，以资参考。

在绍武政权与永历政权的内战时，林察指挥绍武海军大败永历海军，虽然说这是内战，但不能否认林察的军事才干，并且林察原本在广东活动，对广东一带水域最为了解，郑成功派林察为总督，原则上与派遣熟悉江浙水域的张名振北上是一致的。
　　林察虽然曾与永历政权有过节，但是不要忘了，郑成功之所以改尊奉永历政权，全是林察的功劳，正是林察从广东带回永历消息，郑成功欣然道：“吾有君矣！”（见《台湾外纪》第六卷）

其三，为什么郑成功出兵时间比李定国约定的时间要晚呢？
　　李定国写信给郑成功时，再三强调郑军援军不要迟于十月十五日抵达，而实际上郑成功是十月十九日才出兵。这也是后世史学家对郑成功拖延会师时日持批评态度。
　　郑成功也是个有血有肉之人，并不单纯是个符号，收到李定国信时，郑成功正与清方展开第二次谈判，他毕竟要考虑到父亲郑芝龙的处境，所以将出兵推迟到谈判破裂，似乎与情理上说，有其个人感情上的原因。
　　结合当时的形势分析，郑成功推迟了南征军出发的日期，还有两个方面的因素，第一，郑成功高估了李定国军队的战斗力，而低估了清军的力量。在1655年初，郑成功当时还不知道李定国已经战败，郑成功在写给清福建巡抚佟国器的一封信中，其中有几句写道：“现今西宁王攻破肇庆，羊城亡在旦夕，清朝应援之兵，披甲不满三千，是驱犬羊而赴虎群，稍饱其腹耳。”但是令他没想到是，李定国在兵力远远多于清军的情况下，最后遭到惨败。

第二，郑成功出兵广东，是他庞大计划中的一个环节，这个计划分北、中、南三条战线，北面由张名振进攻江浙，入长江，截断粮道；中路则由郑成功亲自大举规复漳州、泉州、兴化一带；南路则由林察率援军打通与李定国会师之路，这是一个完整的战略。这个战略意图，也体现在郑成功写给佟国器的信中：“用是南北齐发，水陆咸驱，掣其一方而旁及四国。将见吾兵抵吴而吴靡，入浙而浙催，至粤而粤破，动闽而闽瓦解。”据此，不可否认林察的南征兵团是郑成功向清政府发起全面反击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顾诚先生因为将来自农民起义军阵营的李定国视为最坚定的抗清中坚力量，因此他是站在李定国一边来看待郑成功的南援问题，却忽略郑成功作为东南独立抗清力量的领袖，他所考虑的不仅仅是南援李定国，而是整个东南全局。
　　所以，无论怎么看，都难以认定郑成功在援助李定国一事上是虚与委蛇，弄虚作假的表现。

如果林察的海军并非真心要援助李定国，那么在得悉李定国已经兵败后，那么当然就应当马上率舰队返航。那么实际情况是怎么样呢？
　　林察率海军出发时，郑成功拔配给十个月的粮饷，很明显，这是打算要作持久作战的准备。林察在十二月十五日得知李定国兵败后，南征军并没有马上返航，而是经过一段时间的等待，到次年五月才返回厦门岛。这半年的时间，这支海军在干什么呢？信武营陈泽、游兵镇黄元、殿兵镇林文灿三人建议前往广海（在肇庆南端沿海地区），想从这里登陆，寻求与梧州的李定国军队重新会师，但此建议遭到林察与周瑞的反对而未果。

　　林察与周瑞的想法，大概是想等待李定国的军队重新返回广东战场，而在漫长的等待之后，李定国的军队始终未能重新出现，最后才不得不返航。郑成功认为林察、周瑞等“逗遛观望而回”，正是指责他们没有积极主动进取，而是被动地等待。
　　其五，处罚林察等人是否真的是“掩人耳目”的政治权术呢？
　　顾诚先生认为郑成功对南征将领处罚过轻，只为掩人耳目，意思就是说林察等人故意磨磨蹭蹭，其实是郑成功的暗中安排的，现在郑成功又假意处罚他们，整个过程就象演戏一样。
　　其实这个处罚已经不算轻了。周瑞被解除兵权，永不叙用，林察、王秀奇、苏茂被降三级，其实这些南征将领并无犯大过，只是在战场形势出现变化时，未能积极进取。顾诚先生还认为，周瑞是原本鲁王政权的将领，却被致罚最重，乃是郑成功有意排挤鲁王系将领，这个说法也没有确凿的证据，郑成功向来赏罚分明，六亲不认，不能说周瑞刚好被处罚最重就是在打击异己。

事后，郑成功写了一封信给李定国，其中写道：“不佞恨不能征帆倏忽，直扫珠江，同挈故土，以迎乘舆。讵意船师未到，而大师先已班回数日，有贵部官兵自粤来投者，细讯其故，盖以骄兵致挫。胜负兵家之常，不足深忧，但敝船逗遛，既不能先期会师，又不能奋图后援，使丑虏长驱，实有与罪焉。已将水陆各将审定功罪，乃知依违不前者，闽安侯周瑞，已重行捆责，革职闲住，乃念其有功，不然已正法矣。”
　　郑成功在检讨错误的同时，也指出李定国“骄兵致挫”，当时李定国的军队号称二十万，虽然这个数目有些夸大，但相比清军的力量，要强大许多，新会之役的结局，竟然是遭到惨败，确实有出乎意料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