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三派，术派最受攻击，其核心含义是其监察、考核。经申子和韩非双双著书发展，前者注重权谋，而后者注重法谋。此篇明义只是解释了部分阴术的运行原则——权谋。
权谋是历代王朝统治者惯用的手法，也是历代王朝最为神秘的手法，为称之为帝王术学，其本质不过利用而已。凡事皆可利，成就无数帝王家。
本篇功利性质极强，误入，毁三观。

接着上面的话，再三提醒，此篇弃绝仁义道德，满口胡言乱语，不同意者可以点叉，毁三观不管我的事。禁止对权谋的攻击，没空回。

坐等三观被毁

雄狮：
商君书定法篇，已经给出了君王的另一面，赏罚分明。而君主论则有一句君王不必遵守他的誓言。看似是相反的，实际上并不相驳。两句话真正的含义是，君王必须遵守其自身利益的原则，对于违反其自身利益的，他可以依法给予，但是被给予者要付出相当惨痛的代价，因为君王的核心利益不容触犯。
过分的慷慨就是原罪，人民是不需要过分慷慨的，君主论。看似诛心的话语其实揭露了一个问题，慷慨是否是一件好事。对于民众而言，慷慨的赐福是对这些人最大的赏赐，而人的贪欲是无限的，当赏赐成为了经常现象，民众就会懒惰、怠歇，甚至是无节制的向君王索取。这对君王并不是好事，而不给其慷慨的话民众则会反叛，这揭露了一个本质。过分的慷慨是君王最大的原罪之一，而触犯了民众的利益不仅仅是得不到支持，反而会是王朝逐渐崩溃的迹象。
权势，说起来权势这个词语非常的微妙，其实简单的一句话就能解释清楚，军队。军队是国家暴力机器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更是镇压反叛集团的各种有力手段，其本质是什么，是权威的象征。无论是中西方，军权成了次于君权的一个象征。是否掌握军权成了权威的最大的代表。东方的宋太祖黄袍加身，杯酒释兵权完全解释了军权的含义。军权即君权，掌控了军权就是掌控了君权。
权势的另一面是利益团体的集合点，而君王恰恰是权利集合点的最高峰。为维护权势之一的就是赏罚分明。有人就会问，不是围绕君王的利益吗，赏罚分明可以在次卫。其实恰恰相反，赏罚分明的本质在固有集团中提拔人才到帝王集团，本质就是利益的公分。当这种利益公分超过帝王所默认的底线，会造来反噬。历来权臣弄国的下场都是如此，其实本质就是捍卫君权。
我们再次回到韩非子的五蠹，韩非子所倡导的狡诈的君王的本质是什么，是应付、平衡、分割利益的一种方式和应对手法。狡诈是猜透下属的心思，给予适当的利益进行刺激，加快自身集团的运行效率，雄狮呢，雄狮即是树立自身的权威，赏罚有道，不仅仅是将利益最大化，而且将本身的利益集团更加的团结到一起。

具体来说法令是如何维护权威的呢？

——《商君书·说民》：“有道之国，治不听君，民不从官。”以法治国的国家，国家政权的正常运转可以不依赖君王，百姓也不必唯官吏马首是瞻，2000多年提出这样的理论实则让今人惊讶。
——《商君书•修权》：“夫废法度而好私议，则奸臣鬻权以约禄，秩官之吏隐下而渔民。谚曰：蠹众而木析，隙大而墙坏。故大臣争于私而不顾其民，则下离上。下离上者国之隙也。秩官之吏隐下以渔百姓，此民之蠹也。故有隙、蠹而不亡者，天下鲜矣。是故明王任法去私，而国无隙、蠹矣。”——奸臣弄权成为自己统治的蛀虫，没有一个君主不忌惮，遵法能够杜绝蛀虫，这种实实在在的好处自然说服君主自然带头遵法。
——《韩非子·有度》故以法治国，举措而已矣。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故矫上之失，诘下之邪，治乱决缪，绌羡齐非，一民之轨，莫如法。
法就如规、矩、悬、平、尺、寸，是鉴定人是否忠于君主的工具。铅垂线测量的时候，绳子不会因为某个弯曲的地方而跟着变得弯曲，不仅如此，反而会要求人们以它为标准，改变建筑物的弯曲之处，不然，再高的高楼大厦也得倾塌。同样，法也是如此，它希望违背它的人改正，特别是君主应该改正，不然，再强大的帝国，也会大厦倾覆。
——《韩非子·难势》：“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今废势背法而待尧、舜，尧、舜至乃治，是千世乱而一治也。抱法处势而待桀、纣，桀、纣至乃乱，是千世治而一乱也。”
如此种种，归结于韩非子的一句话：“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法家之法，不遗余力地为君主思考，为君主布下王霸天下之局，那么，它在战国胜出获得君主青睐，就理所当然了。

商鞅、韩非很有远见的预测了2000多年间这些官僚的种种做法，他们是如何提醒君主防范，提醒君主的权威不被官僚败坏的呢？一是“别势”（分权）；二是“难道”（监督制衡），这在2000多年前是不是显得振聋发聩？
——《商君书·禁使》：“今恃多官众吏，官立丞、监。夫置丞立监者，且以禁人之为利也；而丞、监亦欲为利，则何以相禁？故恃丞、监而治者，仅存之治也。通数者不然也。别其势，难其道，故曰：其势难匿者，虽跖不为非焉。故先王贵势。”
——《韩非子·八说》）：“明主之国，官不敢枉法，吏不敢为私利，货赂不行，是境内之事尽如衡石也。此其臣有奸者必知，知者必诛。是以有道之主，不求清洁之吏，而务必知之术也。”
然而，“法”再冰冷再死板，君主毕竟是人，是人就有感情薄弱点，只要官僚结成的党羽够多，他们共同呼声够高，君主总有架不住的时候，更何况，他们总是拿仁慈、友善、礼仪等美好的字眼来创造舆论？什么，你想抗拒仁慈、友善、礼仪？你不怕失去民心？——最为重要的是，当君主还是皇储的时候，接受的本来就是被先君的臣子们舆论造就出来的那一套，他如何能突围？朝议中若所有官僚都反对君主的做法，他会不会动摇？如果要抗拒要多么冷血无情接近于冰冷地机器。很多的时候公司制定有制度，但是执行的时候又有谁死扣制度呢？老板倒是想遵守，但绝大多数员工觉得被束缚的时候，会用舆论施压，老板只好作罢；部分特别认真的人也是想遵守，可是又耐不住别人的孤立和指责。于是，“法”往往无法贯彻下去。
如此，“法”在维护君主权威上有局限性，因为“法”的无法执行皆因人的情感弱点而起。

@谜の未来

默默趴，默默看，飘走(ง •̀_•́)ง
　　　--狱事莫重于大辟，大辟莫重于初情，初情莫重于检验。

冒泡

再补充一个例子，这个例子被商君书吏纠正了，也暴露我的历史底子，不怎么好。加进去的缘由是因为晋惠公多诈而少谋，缺少君主的特质权衡之道。
话题重归，说说君王利用道义所遵守的承诺。晋文公重耳登上晋国的王位并非是那么容易，而是充满曲折的，而晋文公在楚成王的扶持下做出了两国交战退避三舍的经典故事。
注意的一点是我们要刻意的忽略掉晋文公退避三舍的仁义之举，因为本篇是权谋学的，所以仁义略少的牵扯到。其次是本人历史不怎么好，也就说说，说错了尽量纠正，笑笑即可。
话说重耳回国，发展国力，晋国逐渐强大，和强楚必然有一战，这是霸权本身的冲突，无法调和。而楚国军力是非常强大的，晋军不能明面上的胜利，所以晋文公采取外交的政策予以对待。楚国当时打赢了曹、陈、蔡等等诸侯国，转而攻打宋国。晋国只能援送抗拒楚，但是兵锋转向了卫、曹等联国，企图引诱楚国北上，解除宋国之围。
因为当时的宋国处于战略要地，楚国攻宋必然牵扯到晋国，而晋国军队借道与卫国，攻取曹国。卫国见晋军势力庞大，又与齐国联盟，便向晋国投靠。不料晋国不许，卫侯无奈下又想和楚国亲近，没想到国人不允许，驱逐了卫侯，而晋国得卫国。
楚国的联军鲁国也见到卫国被吞并，楚国交给自己的任务没有达到，晋国又势大，只能做墙头草，两边倒。晋国趁此时机则继续南下攻取曹国。
楚国依旧不上当，猛攻宋国，晋国没有办法，只能让宋国游说齐国和秦国，放弃打宋国，而晋国则抓住曹卫两国国军已分田给宋国激怒楚国。结果是楚国不听，使齐国和秦国向晋国阵营倒去。
此时大势已成，楚成王下令撤军，但是手下大将尹子玉狂傲不听，楚成王便愤怒回师。而尹子玉也并非无能之辈，派使者告诉晋国，若要解宋国之危，便让卫和曹复国。如果晋国答应，那么曹卫重新回到楚国麾下，宋国也会感激楚国的解救，变相投向楚国。
不料晋国识破了此，私自答应曹、卫复国，扣住了子玉的使者，激怒了子玉。子玉被牵着鼻子走，引军北上，与晋军主力接战。而晋军主力则用所谓的仁义之举退避三舍，全军后退，使楚国军队进一步的骄傲自大。其次是退避三舍的还有一个使宋、齐、秦兵力聚集于城濮城下，以逸待劳。子玉冒然轻进，而晋国则是用中军后退，两翼包抄打败了楚国的军队。
这也是一个道理，有的时候所谓的仁义之举是变相的为聚集兵力作为掩护的幌子，不要被所谓的仁义所迷惑心神。

先马一个

没有任何感觉，表示三观早已毁尽，本人从来蔑视什么仁义道德的

差不多完事了，大家畅所欲言吧，都说了。本篇大意将的是道德和政治分离的看法，抛去道德去看待明君的政治，但是不等同于道德无法给予政治支持。很大的篇幅讲述了道德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我只能说：君王总是善于用道德来伪装自己，拆下来很容易，但是伪装上，这活不是专业挺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