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大疫，大厦将倾的清政府，既无主张，也无能力应对。清廷的无能，却给了中国最早一批接触现代科学的知识分子一片天空。他们用自己的果敢和才干支撑危局，挽救了亿万同胞的生命，也使世界为之一震。

　近百年后，当我们重新翻开这段尘封的历史时，以伍连德博士为首的医务人员，面对大疫表现出的人道主义精神，仍令人动容……

当时正处于风雨飘摇中的中国，边陲小城死了几个人，并没有引起更多的关注。在官府注册后，尸体被草草收敛。但人们万万没有想到，一场持续6个多月，席卷半个中国，吞噬了6万多条生命的大鼠疫正滥觞于此。这一天是宣统二年九月二十三日，西历1910年10月25日。例来被公认为东北大鼠疫的发端。

1910年10月29日察汉敖拉煤窑染疫，11月5日扎赉诺尔染疫，11月8日疫情传至北满中心哈尔滨。

　就在十几年前，哈尔滨还只是一个小渔村。随着中东铁路的开工，大批关内劳工涌入。此时，哈尔滨北部傅家甸已形成一个拥有24000人口的居住区。傅家甸民房低矮，街道肮脏，是个不折不扣的贫民窟。疫情就在这里爆发了。

　1910年11月14日，奉天出版的《盛京时报》，在角落里登着一条短讯：“十三日满洲里站共有病者二十一人。是日又病华人二十一名，死二十四人，尚余十八人，扎来诺矿病二人，似病瘟者一人，哈尔滨有似病瘟者十四人，自瘟疫发现之日起至今，满洲站共病一百八十四人。华人死一百六十六名，俄人四名……”

　哈尔滨最高长官西北路兵备道于驷兴会同俄国官员视察了傅家甸，下令租用一些房屋作为养病院，并责成当地巡警局，一旦发现染疫者一律送入养病院，以防传染。

　当时中国的医疗卫生体系近乎于零。1905年北京才开始在巡警总厅下设立专事清扫垃圾的卫生处。首都尚且如此，哈尔滨这个边陲的新兴城市情况就更加不堪了，甚至连一名华人西医都没有。尽管在大疫之初，官府也做了一些防疫工作，但设备落后、缺乏科学知识，使得这些努力在汹涌的疫情面前无异于杯水车薪。

　疫情沿铁路一路南下，一时“疫气蔓延，人心危惧”，有如江河决堤，不可遏止。“死尸所在枕藉，形状尤为惨然”。龙江、长春、呼兰，甚至河北、山东……每天疫死者成倍增长。正如当时东三省总督锡良形容的那样，疫情“如水泻地，似火燎原。”

　北京岌岌可危。死亡人数节节攀升，日俄以防疫之名觊觎东北主权，谁能支撑危局。1910年12月初，外务部右丞施肇基收到了俄日两国的照会，俄国和日本以清政府无力控制疫情为名，要求独立主持北满防疫事宜

但清政府“以夷治夷”的打算落空了，很快就形成了俄日联合侵占东北的局面。早年曾赴美留学的施肇基深谙国际外交，他知道答应俄日两国独立主持东北防疫的要求，无异于把东三省的主权拱手送出。

　　为了扬我国威，清政府下拨十万两银子专款，拟在奉天召开万国鼠疫研究会议。届时，清政府将邀请世界各地的名医，汇聚一堂，研讨鼠疫的防治工作。万国鼠疫研究会是在中国举行的第一个国际学术研讨会。会上，专家们不但对东北鼠疫的成因、发展和防治方法做了研讨；而且还肯定了伍连德“肺鼠疫”的理论。伍连德也因在东北大鼠疫防治中的杰出贡献，被授予“鼠疫斗士”的称号。一场数百年不遇的大瘟疫，被一支小小的防疫队在四个月之内扑灭了。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这都是一个奇迹。缔造这个奇迹的除了科学的防疫措施，还有一串长长的医务人员殉职名单。虽然观点不同，但却为中国的防疫工作献出生命的法国医生迈斯尼；刚刚从剑桥大学毕业便深入东北疫区的英国年轻医生杰克森；为支援防疫而临时上阵的中医大夫徐世明……还有那些连名字也没有留下，数以百计的士兵、警察、救护队员、检察员、杂役乃至厨师们。一个人倒下去，另一个人又顶上来，前赴后继，连绵不绝。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支英勇的防疫队伍，一场罕见的大瘟疫才得以扑灭;也正是因为有了千千万万英雄儿女，中华民族才能历百折而不倒，日久弥坚。

伍连德来到疫区后即进行了解剖尸体的工作。经过化验，他在死者的血样中发现了鼠疫杆菌。可以确定，流行在傅家甸的恶疾正是鼠疫，而且是能够人际传播的新型“肺鼠疫”，但这一发现遭到多方强烈质疑。主管俄国铁路医院的医生哈夫肯可谓家学渊源，他的叔父曾主持过印度孟买的鼠疫防治工作，并研制出一种能够预防鼠疫的疫苗。这位年轻的俄国医生深得乃叔真传。比日本医生强的是，哈夫肯承认在哈尔滨流行的是鼠疫，但他也不认可伍连德肺鼠疫的理论。在他看来，控制疫情的唯一途径是灭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