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汉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社会秩序开始逐步走向规范化。夫妻关系作为最基本的社会关系，在汉代呈现出复杂的现象，既有夫妻恩爱、夫唱妇随的典型事例，也有夫妻反目成仇，甚至相互杀戮的事实。多样的夫妻关系折射出了汉代社会生活的丰富多彩。

一、夫妻关系的理念
　　在汉代人的视野中，对夫妻关系的看法与先秦以来儒家的观点没有大的区别，即强调夫妻之间尊卑有序。司马迁在《史记》卷四十九《外戚世家》的序言中说：“夫妇之际，人道之大伦也。礼之用，唯婚姻为兢兢。夫乐调而四时和，阴阳之变，万物之统也。可不慎与？” 他将夫妻关系提到人伦道德维护的高度去看待，同时指出：“妃匹之爱，君不能得之于臣，父不能得之于子，况卑下乎。

”即夫妻亲情是亘古不变的，即使位居“君”、“父”之尊，也不能夺其所爱。因而他在言及撰著《史记》目的时说：“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1]（《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故而张守节《史记正义·论史例》称司马迁作《史记》“并采六家杂说以成一史，备论君臣、父子、夫妻、长幼之序。”公孙弘在上汉武帝的奏章中也说“天下之通道五”，有“君臣，父子，兄弟，夫妇，长幼之序”，[1]（《史记》卷一百一十二《平津侯主父列传》）可见夫妻关系作为社会上五种重要关系之一，其有序化的格局对社会的安定具有重要的意义。

　汉代的统治者在所下的诏书中，多次表达了借助夫妻关系维护封建统治的思想，因为夫妻关系的稳定不仅对于家庭而且对于社会的发展都至关重要。孝文帝元年十二月，针对沿用秦律“父母妻子同产坐之”的连坐法，在与诸官员商讨后，“除收帑诸相坐律令”，使夫妻间不再因一方犯法而株连另一方。[1]（《史记》卷十《孝文本纪》）汉宣帝在地节四年夏五月，诏曰：“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患祸，犹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

（《汉书》卷八《宣帝纪》）对于夫妻之间因为相互包庇罪行而引发的一系列问题，汉宣帝为了维护封建统治予以更多的关注。即在照顾妻子隐匿丈夫而不治罪的同时，对于丈夫隐匿妻子犯罪也要经过报告才能处理。建始三年谷永在上汉成帝书中表明了“夫妻之际，王事纲纪，安危之机，圣王所致慎也”的观点。[2]（《汉书》卷八十五《谷永传》）建平二年，汉哀帝因为其母亲丁太后死，为了将其父母葬在同一个陵园中，在所下的诏书中有“朕闻夫妇一体”之说，说明在他的心目中有夫妇同心相附的观念。[2]（《汉书》卷十一《哀帝纪》）汉平帝元始四年也有“盖夫妇正则父子亲，人伦定矣”的诏书，[2]（《汉书》卷十二《平帝纪》）反映了平帝对夫妇关系重要性的认识，即夫妻关系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

　封建士大夫也多次论述了夫妻关系对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性。汉景帝时，淮南王刘安欲乘吴王叛乱之际起兵，其谋臣伍被就指出：“被窃观朝廷之政，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妇之别，长幼之序，皆得其理，上之举错遵古之道，风俗纪纲未有所缺也。”[1]（《史记》卷一百一十八《淮南衡山列传》）反对起兵，可以看出社会秩序的稳定是伍被感到不适合起兵的重要原因，这也是“七国之乱”时，汉朝廷取得胜利的关键。班固在《汉书》卷二十二《礼乐志》开篇也表明了这样的思想，“人性有男女之情，妒忌之别，为制婚姻之礼。

这从当时皇后、王后的封号也可以得到说明，汉哀帝即位后，“上祖母傅太后与丁太后皆在国邸，自以定陶共王为称”。当有人根据历史上的惯例提出“宜立定陶共王后为皇太后”时，最终为汉哀帝所采纳，而师丹出于维护封建等级制的目的，认为“今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以定陶共为号者，母从子妻从夫之义也”，予以反对，也因此得罪了哀帝。[2]（《汉书》卷八十六《师丹传》）说明在封建文人的心目中，妻子应当顺从丈夫。

他还说：“凡物必有合；合必有上，必有下”，夫妻之间，“妻者，夫之合”，“物莫无合，而合各相阴阳。阳兼于阴，阴兼于阳，夫兼于妻，妻兼于夫”，“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夫为阳，妻为阴”。[3]（《春秋繁露》卷十二《基义第五十三》）“男女之法，法阴与阳”，“天地之阴阳当男女，人之男女当阴阳，阴阳亦可以谓男女，男女亦可以谓阴阳。”

（《春秋繁露》卷十六《循天之道第七十七》）为了规范夫妇关系，他认为官员应当“君之官，循宫室之制，谨夫妇之别”。[3]（《春秋繁露》卷十三《五行顺逆第六十》）董仲舒的思想因为汉武帝时期“独尊儒术”的推行，更加深入人心。到了东汉章帝时期的白虎观会议更将女性在夫妻关系中的地位彻底定了下来。

　汉宣帝时，王吉指出：“夫妇，人伦大纲，夭寿之萌也。……汉家列侯尚公主，诸侯则国人承翁主，使男事女，夫诎于妇，逆阴阳之位，故多女乱。”[2]（《汉书》卷七十二《王吉传》）王吉对当时与公主、翁主结婚的男性地位较低的状况深为不满，并认为这是社会上多内乱的原因。

汉末，荀爽也认为“臣闻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有礼义。礼义备，则人知所厝矣。夫妇人伦之始，王化之端，……今汉承秦法，设尚主之仪，以妻制夫，以卑临尊，违乾坤之道，失阳唱之义。”[4]（《后汉书》卷六十二《荀淑传附子爽传》）可见封建士大夫对于特殊群体婚姻中男女倒位的不满。

　东汉班昭的《女诫》，对于女性的行为作了更为严格的规范，在《卑弱第一》中她指出了妻子应当“正色端操，以事夫主”。在《夫妇第二》中她首先论述了夫妻关系的重要性，认为“夫妇之道”是“天地之弘义，人伦之大节也。”所以对于夫妻关系“不可不重也”。在处理夫妻关系时，她还提出了几个具体的注意事项；“夫不贤，则无以御妇。妇不贤，则无以事夫。夫不御妇，则威仪废缺。

夫妻之间的互敬互爱才是夫妻关系得以长久维持的重要原因，“夫敬非它，持久之谓也，夫顺非它，宽裕之谓也”指的就是这个意思。因为“夫妇之好，终身不离”，所以因长久相处，“房室周旋，遂生媟黩”的现象就发生了。夫妻相互不尊敬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必然使夫妻关系恶化，“媟黩既生，语言过矣。语言既过，纵恣必作。纵恣既作，则侮夫之心生矣。此由于不知止足者也。”夫妻因为相争而最后大打出手，“侮夫不节，谴呵从之。忿怒不止，楚挞从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