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为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的观点：（《国史大纲》上册第234页）
　　两汉统一时期，代表中国政治中心而兼文化中心的地点有两个：一是长安，一是洛陽。
　　长安代表的是中国东、西部之结合；首都居在最前线，领导着全国国力向外发展的一种斗争形势。洛陽代表的是中国的稳静状态，南、北部的融洽；首都居在中央，全国国力自由伸舒的一种和平形态。
　　长安自王莽末年之乱而残破，继以董卓之乱；至愍帝迁都，其时长安户不满百，墙宇颓毁，蒿棘成林，... ...
　　洛陽则自三国鼎立以来，仍为中国文物中心。正始之际，名士风流盛于洛下。至刘曜陷洛陽，诸王公、百官以下，士民死者三万余人。... ...
　　晋室南渡，五胡纷起，燕、赵在东，秦、凉在西，环踞四外，与晋、蜀对峙。譬如一环，而恰恰留下一个中心点洛陽，大家进退往来，弃而勿居。
　　那时洛陽，号为荒土。... ...譬如大旋风的核心，四围狂飙骇气，而中心虚无所有。
　　这一个形式，延续几及二百年。直到魏孝文重营洛都，中国始渐渐再有一个文化复兴的中心。以后又经尔朱荣之乱，机运中绝。直到隋、唐，依然是起于西北，统一中国，而并建长安、洛陽为东、西都，兼有了向外斗争进取以及向内平和伸舒的两种形势，十足的象征出中国大一统盛运之复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