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帝执政后，云贵总督鄂尔泰面对难以忍受的“维稳压力”，向雍正帝痛陈土司称霸一方的祸害，并建议废除土司制度，改由“流官”任职，旨在将一些作恶多端的土司的权力剥夺掉。“改流之法，计擒为上策，兵剿为下策，令其投献为上策，敕令投献为下策。”雍正帝听从了鄂尔泰的建议，就此问题专门颁布“改土归流”政策，先在黔东南地区试行。可以说，这是一次划时代的壮举。
所谓“改土归流”，即将中央政府任命的流动性、非世袭的官员即“流官”取代土司。这个官员上任后，一旦政绩不佳，或是因为倒行逆施激起民变，中央政府就直接就地免职，更换新的官员上任。这虽然部分地削弱了“民族自治”的一面，但是却以法律的形式，客观地保证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
“改土归流”是中国封建王朝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管理的政治探索，见证了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也显示出了雍正帝的开明、智慧之处。事实也证明，在雍正之后，中国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的稳定程度，达到当时的空前。
前几年，在云南地区田野考察时，偶得“雍正通宝”一枚。我不知道这是否是当时“改土归流”的见证，但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雍正通宝”作为一般等价物在西南边疆地区的流通。史家一般认为，“改土归流”还有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改变了西南少数民族部落“以物易物”的原始经济状况。从社会史的角度看，“改土归流”让一部分西南少数民族部落从奴隶制度转向了封建制度，加速了他们的封建化进程，是历史的进步。对于中国这个多民族、统一的国家来说，“改土归流”及其推行者雍正帝是值得写进上下五千年的史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