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虽然给内务府规定了条条框框,但毕竟身居深宫,对正常的市场行情并不了解。内务府就从宫外平价买入(有的时候干脆就是抢)物资,然后高价报给皇帝(反正皇帝也不知道,大臣们一般也不敢说)。表面上,整个过程没有任何违法甚至违规的地方。鸡蛋如此,补丁如此,工匠的工钱更是如此。中间的差价就成为了经手人员的“灰色收入”。每年,皇帝和紫禁城的“合法开支”就有四五百万两。

1874年初,同治皇帝准备重修被英法联军烧毁的圆明园。如果大的国家工程,自然需要朝廷拨款,可内忧外患的朝廷一贫如洗,哪有钱去修圆明园。这时,内务府奏称一个名叫李光昭的候补知府有门道“报效”30万元的木材应急,请求授权他采办木材。同治皇帝满口答应了。李光昭便打着“奉旨采办”的幌子到香港和一位法国商人签订了购买价值54250元木材的合同,规定先付定洋10元,等法商将木材运到天津即付款。李光昭返回北京后,即向内务府谎报购买了价值30万元的木材。虽说是“报效”,内务府也折价给了李光昭部分“辛苦钱”。从内务府拿了钱,李光昭却不愿意给运货到天津的法商木材钱。如果是一般中国商人,被李光昭这个“空手套”给耍了也没办法,可法国人不干了,联系法国驻天津的领事大闹直隶总督李鸿章的衙门。事发后,舆论哗然。结果李光昭被革职查办,李鸿章联合恭亲王、醇亲王和其他王公大臣联名上疏停掉了圆明园工程。至于已经被李光昭“套”走的木材款,就没有人追究了。
既然内务府腐败重重,弊端多多,就没有人想到整顿吗?
有!从皇帝到大臣,各个时期都有“整顿内务府”的声音。可惜最后都以失败告终。

这个小故事透露了严重的问题:为了一碗粉汤,皇帝竟然斗不过内务府!此时的内务府已经恶性膨胀成了一股巨大的独立势力。在上面的事例中,内务府的逻辑是办任何事情都看能不能获取“好处”,得不到利益的事情不办。如何吃到粉汤是提出的问题,道光皇帝的解决方法是去买现成的,无疑优越于内务府的成立专门机构、配备人员、增加预算的生产方法。可惜道光皇帝的好方法让内务府的经办人员得不到任何好处,所以相关官员宁愿多次挨皇帝的批评、派人驱赶商贩,也要逼道光皇帝接受内务府的方法。而道光皇帝所能做的抵抗,仅仅是不吃粉汤而已。
大家别忘了,皇帝成立内务府的初衷是让内务府更好地服务自己,可最后竟然指挥不了内务府了。整个系统已然异化成了独立于皇帝和朝廷之外、有独立利益和运转规律的恶势力。内务府是一方,人数众多,皇帝是一方,只有一个人。数以万计的内务府人员对付皇帝一个人,千方百计地蒙蔽皇帝,为自己捞钱牟利。
内务府功能异化,机构腐败堕落的根子,还得回到皇帝身上来。皇帝为了巩固皇权,需要成立一个专门负责个人和皇族事务的机构。皇帝的事情不能让外人知道,不能置于外人的监督之下。所以,这个机构不能让朝臣们染指,不能受到政府机关和宰相公卿们的管辖,只能对自己负责。只有这样,才能保护皇权的神圣、神秘和权威,才能保护皇族的利益。这个思路在历代皇帝脑海中都有,历代也都有类似内务府的机构,比如汉代的少府、唐明的宦官机构等,清朝只是将它发展到了极致而已。但是清朝的皇帝们忽略了,凭他们一个人的力量,怎么能管理、监督那么庞大的内务府呢?
皇帝也担心内务府不忠诚,所以挑选了粗俗没有文化、地位又低的包衣家奴们。他们和朝堂上的公卿大臣们隔阂有距离,又必须仰仗皇帝,很适合一心处理皇室的私事。可从相反的角度说,包衣素质低下使他们在贪腐时没有通过科举上来的文官们那样有负罪感,内务府官员和朝野官员之间的隔阂又助长了内务府的独立性。
更严重的是,内务府随着皇权的增强而膨胀。成立之初,内务府大臣为三品官,雍正年间升为正二品,地位逐渐突出,到清朝后期,内务府大臣除了从本府郎中、宫廷侍卫中升补外,王公大臣、尚书侍郎也常常被特简为内务府大臣。内务府官员出任地方督抚和中央阁员的也很多,一些附属机构(比如江南织造)还被赋予了其他的政治使命。至此,内务府官员不仅建立了系统内的独立王朝,还通过自身升迁、外调、系统内外的联姻,势力盘根错节,异常强大,让有志于整顿内务府系统的人一时不知如何下手。

晚清军机大臣阎敬铭曾发现内务府为宫廷采购的皮箱,每个要价六十两银子。他就向慈禧太后指出,京城里皮箱单价最高不会超过六两银子,内务府采购皮箱时有克扣贪污的重大嫌疑。慈禧太后很有意思,就要阎敬铭给她买个六两银子的皮箱来看看。阎敬铭去市场上一看,惊奇地发现所有皮箱店都关门不做生意了。一问,店主们诉苦说,内务府公公发话要求北京城所有的皮箱店关门谢客,谁擅自开张就砸烂谁的铺子。阎敬铭也犟上了,写密信给天津道台,让他从天津买个皮箱子送过来。结果半个多月过去了,天津的箱子也没运过来。因为没有真凭实据,阎敬铭对内务府的指控也就不能成立了。后来一查,原来是阎敬铭派去天津送信的亲随收了内务府一千两银子,带着密信,不知所踪了。

郑孝胥等人不后退,依然执着地“钉”在内务府。内务府上下对此恨之入骨,决心扳倒他。走溥仪皇帝的路线看来是不行了,他们就从外部入手。很快,民国国会里就有一批议员提出了议案,要废止皇室优待条件,还要接收紫禁城。理由除了溥仪参与张勋复辟外,还有非法“赏给汉人郑孝胥紫禁城骑马和援内务府大臣”。溥仪在放手让郑孝胥整顿内务府的同时,请人清点紫禁城收藏的字画古玩。不清点还好,一清点宫中的好东西越来越少。铜器玉器、书法藏画、金银珠宝源源不断地流到宫外去,在文物市场上公开叫卖,轰动了中外。这些舆论反过来给溥仪、郑孝胥等人很大的压力。民国内阁内务部还颁布了专门针对清宫贩卖古物出口的《古籍、古物及古迹保存法草案》。溥仪曾和郑孝胥等人商量将四库全书运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换取稿费支持“光复大业”。结果,这批书被民国当局全部扣下了。
最后,溥仪的生父载沣出面了,告诉溥仪说“郑孝胥的办法值得斟酌,如果连民国当局也不满意,以后可就更不好办了”。而内务府大臣绍英带着一如既往的恭顺和胆小怕事的样子,告诉溥仪说民国步军统领王怀庆对郑孝胥的做法也很不满意,王怀庆说如果再叫郑孝胥闹下去,民国如果有什么举动,他也就没办法帮忙了。溥仪害怕了,郑孝胥主动“恳请开去差事”,只做普通的宫廷顾问。而内务府的印钥,最终归了绍英。一场声势浩大的内务府整顿计划无疾而终,从此再也没有新的整顿计划了,直到1924年,溥仪被驱逐出宫,民国政府收回紫禁城,内务府就此寿终正寝。原先的大小官吏拿着贪腐来的钱,该干吗干吗,各奔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