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二十年来语意学颇为发达。如果语意学家愿意研究近几十年来政治场合里的语意现象，谅必一定有异常丰富的收获。近几十年来政治场合里的语意现象，大都是用一切光明的字眼，掩饰一切阴暗的里层。而其特征则为：一、言不由衷;二、空话连篇;三、推拖抵赖;四、威胁利诱;五、诺言满纸;六、敌友无常。过去的政场言论是如此。这七八年来，由于时代动荡的煎逼，作官技术之精进，政场言论向这个方向的发展尤烈。官方言论的品质如此，怎样堪作大家的认识张本和行动指针?
这几年来，官方据以控制言论自由的王牌有如后的几张：曰“国家利益”，曰“基本国策”，……曰“非常时期”，曰“紧急事态”，曰“非国即共”，……如果民间言论对政府稍事批评，或不合官定尺寸，那么不是当做“违背国家利益”，便是认为“违背基本国策”;不是认为非“非常时期之所宜”，便是说“××思想走私”。一究其实，这些说词，从无确定的界说，只是官方信手拈来打击异己的工具而已。官方更藉政治便利，穷年累月利用训练方式，甚至教育机构来灌输这一套想法。驯至这一套想法成了净肃思想言论的巨棒，甚至成为决定政策的基本精神。
藏在这一套说法背后的有一些更深沉的想法，就是以为“政党即是政府”，而“政府即是国家”。不幸之至，这些想法是根本错误的，而且是近几十年来祸乱之一源。国家是永久的，不可更换的。政治不是永久的，而且是可以更换的。政府只是替国家办理政治事务的机构。我们总不能说替国家办理政治事务的机构就是国家。这正犹之乎我们不能说银行经理就是银行。国家是属于人人的国家。属于人人的国家，人人对于国事当然有发言的权利。如果我们批评替国家办事的人没有把事办好，这当然不能视同“危害国家利益”。“危害国家利益”的帽子是不能随便乱加的。如果说把问题彻底谈明白就是“危害国家利益”，那么说假话骗人，把真正严重的问题掩饰起来，就算是“维护国家利益”吗?国事办理的好坏，与国人息息相关，因此大家应须发抒意见。这正是民主政治的常轨。
也许有人说，现在是“非常时期”。在“非常时期”，如果这个这样说，那个那样说，意见纷纭，莫衷一是，那么怎能集中意志以渡过难关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这样想：不经过认真的讨论，是不是由少数人凭其权威来专断地决定?如果大家并不欢迎这种办法，那么惟一合情合理的办法就是充分自由发表意见。在承平的时候，我们倒可以马虎一点，“国事管她娘”。正因时值非常，政治的决定稍有差池，就影响到大家的祸福安危，所以更应集思广益。但是，如果没有思想言论的自由，如何能集思广益?
西方民主国家是有病必治。所以，政治上能消弭祸乱于未然，社会日渐进步，民生日趋安定。我们中国则不然。我们中国由于传统的爱面子心理，错用了“隐恶扬善”的观念，政治上的坏事不让大家说穿。大家在积威之下，也不敢说穿。社会的病症也不去揭露，让它蒙在被褥里腐溃。一味的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等到腐溃至极，被褥蒙不住了，便肿毒迸发，不可收拾。历代的治乱循环都是循着这一个方式发展下去的。这几年来，台湾的新闻，官方的言论，在这一传统上可说达到新的高峰。然而，稍有眼光的人都可知道，隐蔽在这些自我恭维和自我陶醉言论背后的病症，确实不小哩!然而，现在，我们所有的本钱太少了，哪里再能这样浪费下去?有病总是要治的。我们与其讳疾忌医，让病这样拖下去，到头来不可收拾，不如趁早诊断明白，及时医治。任何人总不能说：谈病、治病，是有罪的事吧!
这几年来，官方据以控制言论自由的王牌有如后的几张：曰“国家利益”，曰“基本国策”，……曰“非常时期”，曰“紧急事态”，曰“非国即共”，……如果民间言论对政府稍事批评，或不合官定尺寸，那么不是当做“违背国家利益”，便是认为“违背基本国策”;不是认为非“非常时期之所宜”，便是说“××思想走私”。一究其实，这些说词，从无确定的界说，只是官方信手拈来打击异己的工具而已。官方更藉政治便利，穷年累月利用训练方式，甚至教育机构来灌输这一套想法。驯至这一套想法成了净肃思想言论的巨棒，甚至成为决定政策的基本精神。
藏在这一套说法背后的有一些更深沉的想法，就是以为“政党即是政府”，而“政府即是国家”。不幸之至，这些想法是根本错误的，而且是近几十年来祸乱之一源。国家是永久的，不可更换的。政治不是永久的，而且是可以更换的。政府只是替国家办理政治事务的机构。我们总不能说替国家办理政治事务的机构就是国家。这正犹之乎我们不能说银行经理就是银行。国家是属于人人的国家。属于人人的国家，人人对于国事当然有发言的权利。如果我们批评替国家办事的人没有把事办好，这当然不能视同“危害国家利益”。“危害国家利益”的帽子是不能随便乱加的。如果说把问题彻底谈明白就是“危害国家利益”，那么说假话骗人，把真正严重的问题掩饰起来，就算是“维护国家利益”吗?国事办理的好坏，与国人息息相关，因此大家应须发抒意见。这正是民主政治的常轨。
也许有人说，现在是“非常时期”。在“非常时期”，如果这个这样说，那个那样说，意见纷纭，莫衷一是，那么怎能集中意志以渡过难关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这样想：不经过认真的讨论，是不是由少数人凭其权威来专断地决定?如果大家并不欢迎这种办法，那么惟一合情合理的办法就是充分自由发表意见。在承平的时候，我们倒可以马虎一点，“国事管她娘”。正因时值非常，政治的决定稍有差池，就影响到大家的祸福安危，所以更应集思广益。但是，如果没有思想言论的自由，如何能集思广益?
西方民主国家是有病必治。所以，政治上能消弭祸乱于未然，社会日渐进步，民生日趋安定。我们中国则不然。我们中国由于传统的爱面子心理，错用了“隐恶扬善”的观念，政治上的坏事不让大家说穿。大家在积威之下，也不敢说穿。社会的病症也不去揭露，让它蒙在被褥里腐溃。一味的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等到腐溃至极，被褥蒙不住了，便肿毒迸发，不可收拾。历代的治乱循环都是循着这一个方式发展下去的。这几年来，台湾的新闻，官方的言论，在这一传统上可说达到新的高峰。然而，稍有眼光的人都可知道，隐蔽在这些自我恭维和自我陶醉言论背后的病症，确实不小哩!然而，现在，我们所有的本钱太少了，哪里再能这样浪费下去?有病总是要治的。我们与其讳疾忌医，让病这样拖下去，到头来不可收拾，不如趁早诊断明白，及时医治。任何人总不能说：谈病、治病，是有罪的事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