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老人会”起义，虽然延袭了这种组织形式，但其性质和内容，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并有广泛的群众性。如这次”老人会”，蒙古人称它为”达楞·不勒格 ·勿不格德”，蒙古语”达楞”，直译为为七十，意即众多；”不勒格”意为乡村（邦），”勿不格德”意为老头(们)或老年男子(们)。老年人中也有中年人和青年人。据清朝档案记载：”查蒙匪绰金汰等，以本旗蒙古聚集多人，始以老人会名目，敛钱抢物，已属横行不法，为该地方之害”（《理藩院尚书宗室存诚等奏折》，同治二年六月二十九日，军机处录副档，民族事务类·蒙古项第2412号卷，第4号）。《清实录》也记载说：”前因土默特贝勒旗’老头会’绰金汰、那木萨赉聚众滋事，人数太众，头绪繁多。此案情节约较重，非洞悉蒙古情形之员会同讯办，不足以成信谳”（《清穆宗实录》卷110，第49～50页）。说明这次”老人会”起义的领导者，不仅仅是一些德高望重的蒙古族老年人，从清朝统治者认为案情较重，头绪繁多，也反映出这次起义的发生具有深刻的历史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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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默特左旗，俗称蒙郭勒津旗（《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概况》第17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清实录》称为”蒙尔金族”（《清穆宗实录》卷 46，第56页）。自1637年(崇德二年)，清王朝封善巴为世袭札萨克主管土默特左翼旗之后，直到清末咸、同年间，土默特左旗的蒙古族人民，饱受了清王朝和蒙古封建王公的压迫和剥削。如该旗所征”壮丁税”，亦称”人身税”，初定每丁每岁东钱五吊，后增至东钱八十吊。除壮丁税之外，还征分地税、祭祀费、朝觐费、驿站费、兵差费以及札萨克晋爵、生辰寿诞和生儿养女等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诸如：”通苏勒”(即到王府服劳役)、木兰围差、调兵、年班、公出、衙署修缮等封建徭役，更是蒙古人民的沉重负担。凡在差役中稍有疏失，即遭毒打和处罚。根据清王朝的规定：该旗阿拉巴图(一般牧民)要向王府交纳实物税；规定” 有牛一头交米三锅，牛二头交米六锅；牛五头以上交羊一只，羊二十只以上交羊一只，羊四十只以上交二只”（额筱珊《奉使土默特贝勒旗会审老头会日记》第一册，同治三年十月二十六日，附件6）。此外，每户”有地五十亩以上者”，分别交差粮一斗半至三斗、六斗不等。由于该旗札萨克王公生活极端腐化，”私债过重，将牧场典卖，并赏给官员，施舍各庙垦种，以致阿拉巴图等牧放无资”（同上，附件5）。该旗贝勒散巴勒诺尔赞于同治元年十月袭爵，继承其父那逊鄂哲贝勒王位后，为了满足自己奢侈生活的需要，大量搜刮民脂民膏。他是一个荒淫无度的酒徒，每天喝酒至醉，胡作非为，旗民称他为”曹克图诺颜”(醉王)。
由于王府大肆勒索差粮和丁税，迫使旗民大量地外逃。据办理”老头会”案件的刑部侍郎阿克敦布称：当时该旗旗民”逃走者已不下二千余户。”由于蒙古封建王公、旗府官员、寺庙的沉重压迫和剥削，旗民生活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当时，热河都统瑞麟奏称：该旗”阿拉巴图生齿日繁，既无可耕之地，又无可牧之场” （《清穆宗实录》卷85，第14～15页）。所以广大旗民在”差繁地寡”，民皆贫困，俱以”典卖子女以供差”，”已不能一日聊生”（《阿克敦布等片》，原明清档案部藏）的窘况下，”七旬老人亦难忍，扶杖群起来抵衡”（《醉王之歌》，见《老头会调查材料》）。他们”互相聚会，商允传贴”，成立”老人会”，被迫举起”藐法抵差”的旗帜，开展了武装拒捕和索还租物的反封建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