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淑芬在咖啡厅等了又等,但一直不见张国荣回来,内心更加焦急了。咖啡厅里的声音好像都消失了,但又好像仍然存在,只是它们都传不进陈淑芬的耳朵里。那些声音在说什么呢?是在说无伤大雅的愚人节笑话吗?抑或是在谈论近日来疫情越来越严重的“沙士”?
无论在街上,抑或在店里,四周的人都戴着口罩。大家都看不清彼此的样貌,对方到底在笑,还是在哭,又或在生气,根本无人看得清楚。口罩变成一个又一个面具,取代了人们真正的脸孔,成为这座城市的标志。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人们都不敢露出自己的脸孔,既害怕飘浮在四周的病毒,更害怕和他人接触。
2003年的3月,也许是香港改变的转折点,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因为一片薄薄的口罩而变得更加厚重。所有的卫生建议,都是要设法把自己和其他人,甚至是和整个世界分隔出来。医学昌明,人心难治。
等了40分钟,陈淑芬的手机终于响起了,她连忙接过来。
“你5分钟之后在酒店门口等我,在正门,然后我就会来了。”谢天谢地,她终于听到了张国荣的声音。
陈淑芬看看时间,原来已经快6点半了,距离7点钟只剩下半个小时,于是她也没多想,立即结账离开咖啡厅。
无论在街上,抑或在店里,四周的人都戴着口罩。大家都看不清彼此的样貌,对方到底在笑,还是在哭,又或在生气,根本无人看得清楚。口罩变成一个又一个面具,取代了人们真正的脸孔,成为这座城市的标志。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人们都不敢露出自己的脸孔,既害怕飘浮在四周的病毒,更害怕和他人接触。
2003年的3月,也许是香港改变的转折点,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因为一片薄薄的口罩而变得更加厚重。所有的卫生建议,都是要设法把自己和其他人,甚至是和整个世界分隔出来。医学昌明,人心难治。
等了40分钟,陈淑芬的手机终于响起了,她连忙接过来。
“你5分钟之后在酒店门口等我,在正门,然后我就会来了。”谢天谢地,她终于听到了张国荣的声音。
陈淑芬看看时间,原来已经快6点半了,距离7点钟只剩下半个小时,于是她也没多想,立即结账离开咖啡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