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从《水窗春呓》所讲的户部小吏向大帅福康安要钱的故事说起：小书吏要把一张名片递到福大帅手中，是件很不容易的事，他为此前后花了十万两银子，这可不是个小数目。那么，他这些钱花到什么地方去了呢？这就涉及到了清代政治体制中另外一类人，就是官员的家人与长随了。他要见这位炙手可热的大帅，要把名片递上去，先要过的就是家人、家丁这一关。
官员的家人与长随性质上虽属于“官员仆隶”之列，却也在官僚体制中占有一席之地

要说官员的家人与长随，其实有两个不同的层次，是一个很容易混淆的内容，第一个层次是真正的家中奴仆，是侍候官员家庭或家族的人，他们照料官员及家属在家中的生活起居，与外界一般联系不多；第二个层次就与政治体制挂钩了，他们是随主人赴任到官衙的长随、家人、门子、跟班等等。以地方州县官府来说，官衙分为内外两个部分，外部主要是三班六房和差役等人，内部则主要是官员与师爷所在的地方。内外两个部分怎样联通呢？就要靠这些所谓长随、家人、门子了。性质上他们虽属于“官员仆隶”之列，却也在官僚体制中占有一席之地。
在一个官本位的社会中，与官员沾上一点关系都是非同小可的荣耀，家奴、家人、长随之类是官员的贴身人物，虽然没有什么法定身份，其影响力却是非同一般。他们甚至会成为官员身边的重重黑幕，成为官僚体制中的一个毒瘤。也正因为如此，吏部那书吏要进见福大帅才会花去十万两的巨款。

高官显贵的家奴、奴仆为害一方，在京城中体现较为明显
为害较浅的，如书吏要花钱的第一关口，就是高官显贵府邸的“门子”了。这种门子与地方官衙中交通内外、不看门的“门子”不同，他们是真看门的。清人刘体智《异辞录》中说：“京师贵人门役，对于有求者，辄靳之以取利。”虽是家人奴才中地位至低之人，你想要进门，要看你手头是否宽裕、出手是否大方了，否则，进门的第一关你就过不了。

家奴之流横行霸道，但毕竟没有合法理由和身份，只能是狐假虎威，离开了主人的威势，一个小小知县也能治得住他。但就整个清代而言，他们仍是官场乃至社会一害，民间恨之入骨却又无可奈何。
家奴与长随当然也有一些干练之才，但就其总体情况而言，这个群体对社会政治与下层百姓为害甚巨
至于长随之类却又与家奴不同。清代的长随，尤其是州县衙门的长随，始终是地方官员私自雇佣的一种力量，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是作为一种行政力量而存在的。以人数而言之，长随数量极为庞大，虽然制度上明定了限额，但实际上一州一县往往达数十百人之多；以职能而论，州县所有行政事务，无不有长随家人参与其中。有学者做过统计，长随虽有门上、签押、管事、办差、跟班五大类别，而实际事务中，举凡衙门事务，都离不开长随等人的具体承办。

长随最盛之时，在乾隆至嘉庆时期。清钱泳《履园丛话》中说：“长随之多，莫甚于乾嘉两朝；长随之横，亦莫甚于乾嘉两朝。捐官出仕者，有之；穷奢极欲者，有之；傲慢败事者，有之；嫖赌殆尽者，有之；一朝落魄至于冻饿以死者，有之；或人亡家破男盗女娼者，有之。”与家奴不同的是，他们是官僚体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与之相同的是，他们与官员本人的联系较吏胥密切得多，凡事借官之声威，办事有力，而为害也大。很多时候，其中很多人借主官之名，混迹于官场，借公事肥私。
长随们“往往恃其主势，擅作威福”。一个典型事例是，道光间，安徽巡抚王晓林手下“门丁”陈七“小有才干”，深得主子信任，揽权舞弊，在官场上声威很大。这个陈七家里生了公子，官场上所有大小官员，都要前往恭贺。王巡抚在皖时间较长，而这个陈七也借机发了大财。咸丰时竟也花钱冒名捐了个官来做，俨然一副士大夫气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