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中有关宇宙塌陷的叙述应属虚构。
涉及专业性较深的三段内容全部用楷体字印刷以示区别。不耐枯燥的读者可以越过这些段落直接阅读后文,不会影响对全文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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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哈勃对《新发现》女记者白果的访谈)
我的童年曾浸泡在快乐中。妈妈温暖柔软的乳房,梦中外婆喃喃的昵语,去河边玩耍时爸爸宽厚的肩膀,幼儿园特别疼我的阿姨,家养的小猫崽……我一天到晚笑声不断,外婆说:这小崽子!整天乐哈哈的,小名就叫乐乐吧。
但温馨的童年记忆很快被斩断,代之以匆匆的旅途和嘈杂的医院。五岁之后我走路常常跌倒,玩耍时总是追不上小同伴。妈妈,有时是爸爸,带我走遍了全国的著名医院。我习惯了藏在妈妈身后,胆怯地仰视那些高大的白色神灵,而神灵们俯看我的眼神总是带着怜悯,带着见惯不惊的漠然。每次医生给出诊断结果前,妈妈总是找借口让我出去,于是我独自蜷缩在走道里那种嵌在墙上的折叠椅中,猜着屋里在说些什么,模糊的恐惧在幼小的心灵中逐渐膨胀,越来越坚韧……
后来爸爸从我的生活中突然消失了,我问妈妈,爸爸到哪儿去了?妈妈不回答,妈妈一听我问就哗哗地流泪。后来我再也不敢问这个问题了。
直到我七八岁时才遇到一个救星医生。他的诊所又脏又乱,白大褂皱巴巴的,但他很有把握地说:“这病我能治,保你除根儿!就是娃儿得受罪,只能以毒攻毒啊,药价也不便宜。”以后的三年里,我们一直用他的祖传药方治病,把一种很毒的药液涂满全身,皮肤和关节都溃烂了,以至于一说涂药我就浑身打颤,涂药前妈妈不得不把我的手脚捆到床上。妈妈哭着说:“乐乐你忍忍,乐乐你一定要忍住! 这是为你治病啊。”我是个很听话很勇敢的孩子,真的咬牙忍着,一年,两年,三年。到最后一年,我已经不是为自己的性命来忍受,而纯粹是为了安慰妈妈。苦难让我早熟了,懂事了。那时妈妈只有三十六七岁,但已经憔悴得像五十多岁的老妇人。我不忍心毁了她最后的希望。
但这个药方毫无益处。三年后再去找那个神医,那个诊所已经被卫生局和工商局查封了。那天晚上,我们住在一家阴暗潮湿的地下室旅馆里,半夜我被啜泣声弄醒。妈妈趴在我床边,哭得直噎气,断断续续地低声发誓:乐乐,妈一定得坚持下去,卖肾卖眼也得坚持下去,我绝不让娃儿死在妈的前头!
这个场景在我的童年记忆中非常清晰,有一种令人痛楚的锋利。那时我刚刚十岁吧,但已经能敏锐地注意到妈妈的用辞:她说“妈一定坚持下去”,而不是说“妈一定救活你”;她说“绝不能让娃儿死在妈前头”,而不是说“一定让娃儿活下去”。显然她打心底里已经绝望了。最后一句话特别不祥,也许妈是打算在完全绝望时带上我一块儿自杀。
记不清那一刻我是如何想的,反正我模糊觉得,决不能让妈知道我醒了。我翻个身装睡,泪水止不住往外涌。妈可能意识到我醒了,立即截断了啜泣声,悄悄回到她的床上。第二天我们都没有提昨晚的事,妈把我一个人留在旅馆里,出去跑了两天。后来我才知道,她真的是去联系卖器官,卖一只肾、一只眼睛或半个肝,那时她实在是弹尽粮绝了。
幸运的是她没有卖成。媒体报道了我们的遭遇,后来,妈一生都称马先生、我后来喊干爹的那个人出现了。干爹一出现就明明白白告诉我:乐乐你得了治不好的绝症! 其实我早就意识到这一点了,我想妈妈也知道我猜到了,但我们一直互相瞒着。只有干爹一下子捅破了这层窗户纸,下手之果断近乎残忍。
但这个决定彻底改变了我的后半生,还有妈的后半生,也许还有干爹的后半生。
妈妈应马先生的邀请,带上我千里迢迢赶到他家。就是这儿,八百里伏牛山的主峰,脚下不远处有一个著名的景点,是一片袖珍型原始森林,修有高质量的柏油盘山路。然后是几公里勉强能通车的石子路,再后是几公里崎岖陡峭的山路。我那时走路已经是典型的“鸭步”了,最后几公里难坏了我和妈。所以,等我俩精疲力竭地赶到马家,见到安着一双假腿的马先生时,首先想到的就是他该如何上下山。我悄悄地想:也许他是被七八个人抬上来的,一打上了山,就压根儿没打算再下山吧。
涉及专业性较深的三段内容全部用楷体字印刷以示区别。不耐枯燥的读者可以越过这些段落直接阅读后文,不会影响对全文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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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哈勃对《新发现》女记者白果的访谈)
我的童年曾浸泡在快乐中。妈妈温暖柔软的乳房,梦中外婆喃喃的昵语,去河边玩耍时爸爸宽厚的肩膀,幼儿园特别疼我的阿姨,家养的小猫崽……我一天到晚笑声不断,外婆说:这小崽子!整天乐哈哈的,小名就叫乐乐吧。
但温馨的童年记忆很快被斩断,代之以匆匆的旅途和嘈杂的医院。五岁之后我走路常常跌倒,玩耍时总是追不上小同伴。妈妈,有时是爸爸,带我走遍了全国的著名医院。我习惯了藏在妈妈身后,胆怯地仰视那些高大的白色神灵,而神灵们俯看我的眼神总是带着怜悯,带着见惯不惊的漠然。每次医生给出诊断结果前,妈妈总是找借口让我出去,于是我独自蜷缩在走道里那种嵌在墙上的折叠椅中,猜着屋里在说些什么,模糊的恐惧在幼小的心灵中逐渐膨胀,越来越坚韧……
后来爸爸从我的生活中突然消失了,我问妈妈,爸爸到哪儿去了?妈妈不回答,妈妈一听我问就哗哗地流泪。后来我再也不敢问这个问题了。
直到我七八岁时才遇到一个救星医生。他的诊所又脏又乱,白大褂皱巴巴的,但他很有把握地说:“这病我能治,保你除根儿!就是娃儿得受罪,只能以毒攻毒啊,药价也不便宜。”以后的三年里,我们一直用他的祖传药方治病,把一种很毒的药液涂满全身,皮肤和关节都溃烂了,以至于一说涂药我就浑身打颤,涂药前妈妈不得不把我的手脚捆到床上。妈妈哭着说:“乐乐你忍忍,乐乐你一定要忍住! 这是为你治病啊。”我是个很听话很勇敢的孩子,真的咬牙忍着,一年,两年,三年。到最后一年,我已经不是为自己的性命来忍受,而纯粹是为了安慰妈妈。苦难让我早熟了,懂事了。那时妈妈只有三十六七岁,但已经憔悴得像五十多岁的老妇人。我不忍心毁了她最后的希望。
但这个药方毫无益处。三年后再去找那个神医,那个诊所已经被卫生局和工商局查封了。那天晚上,我们住在一家阴暗潮湿的地下室旅馆里,半夜我被啜泣声弄醒。妈妈趴在我床边,哭得直噎气,断断续续地低声发誓:乐乐,妈一定得坚持下去,卖肾卖眼也得坚持下去,我绝不让娃儿死在妈的前头!
这个场景在我的童年记忆中非常清晰,有一种令人痛楚的锋利。那时我刚刚十岁吧,但已经能敏锐地注意到妈妈的用辞:她说“妈一定坚持下去”,而不是说“妈一定救活你”;她说“绝不能让娃儿死在妈前头”,而不是说“一定让娃儿活下去”。显然她打心底里已经绝望了。最后一句话特别不祥,也许妈是打算在完全绝望时带上我一块儿自杀。
记不清那一刻我是如何想的,反正我模糊觉得,决不能让妈知道我醒了。我翻个身装睡,泪水止不住往外涌。妈可能意识到我醒了,立即截断了啜泣声,悄悄回到她的床上。第二天我们都没有提昨晚的事,妈把我一个人留在旅馆里,出去跑了两天。后来我才知道,她真的是去联系卖器官,卖一只肾、一只眼睛或半个肝,那时她实在是弹尽粮绝了。
幸运的是她没有卖成。媒体报道了我们的遭遇,后来,妈一生都称马先生、我后来喊干爹的那个人出现了。干爹一出现就明明白白告诉我:乐乐你得了治不好的绝症! 其实我早就意识到这一点了,我想妈妈也知道我猜到了,但我们一直互相瞒着。只有干爹一下子捅破了这层窗户纸,下手之果断近乎残忍。
但这个决定彻底改变了我的后半生,还有妈的后半生,也许还有干爹的后半生。
妈妈应马先生的邀请,带上我千里迢迢赶到他家。就是这儿,八百里伏牛山的主峰,脚下不远处有一个著名的景点,是一片袖珍型原始森林,修有高质量的柏油盘山路。然后是几公里勉强能通车的石子路,再后是几公里崎岖陡峭的山路。我那时走路已经是典型的“鸭步”了,最后几公里难坏了我和妈。所以,等我俩精疲力竭地赶到马家,见到安着一双假腿的马先生时,首先想到的就是他该如何上下山。我悄悄地想:也许他是被七八个人抬上来的,一打上了山,就压根儿没打算再下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