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等

序：
说到整个华夏历史，有两个人是无法绕开的，孔子和商鞅。这两人就如同硬币的两面，互不待见，但却又相伴而生。
孔子是儒家的创始人，他比商鞅出道早，也使得儒家的粉丝量也比法家的多。到了战国时，儒家庞大的学生社团直接让孟子成为了各堂口话事人的座上宾。但他们的势力越大就越展现了他们的囧态和尴尬，因为没有哪个话事人愿意让他们当自己的小弟。这让儒家这个从古至今的目标就是抱大腿，给话事人当小弟的学派，十分尴尬。
与儒家相反的是，优秀的话事人们总是喜欢去寻找法家学子来当自己的小弟。儒家对此表示，宝宝心里苦，但宝宝不说。

造成这一点的根源是儒家崇尚礼教王道，追求等级分明。法家寻求进取强势，建立合理秩序。这无意中竟让两家有点宿敌的意思了，于是儒家仕子从不入秦，法家也反对王道诗书。但历史的发展却黑色幽默地让儒家和法家最终走到了一起，就像香肠与面包一样，难舍难分了。

不过依然要说清楚的是，两者走到一起都不是自愿的，而是有点互相取暖的意思，因为他们都经历了失败。当然主动靠过来抛媚眼的是儒家，请参考荀子同学。
儒家的失败是从其创立开始就必然要面对的，因为他的核心理念已经无法满足那个乱世。但法家又是怎样失败的了？这要从商鞅的成功和争议开始说起。

一：夏商周的管理模式
大禹通过治水成功而获得的巨大声望和对自己社团的强烈整合，使得大禹的社团成为了当时能量最大的社团。大禹也因此建立了华夏第一个以族权为统治模式的封建王朝，华夏也正式进入了封建时代。所谓的武林至尊就是大禹，至于他有没有屠龙刀，其实已经不重要了。
这种族权的管理模式一直持续到了东周。由于族权的特性是大族控制小族，公族压制旁族，于是反抗和不满就会不断的蔓延，其中最具代表的就是楚国的崛起。

楚国和其它周王室的嫡系诸侯不同，怎么看楚国都有点像厨房女佣和少爷胡搞出来的私生子一样。他们长期受到嫡系诸侯国的歧视，也正是因为这样，楚国的反抗心理极其强大，所以楚国第一个称王，跳出来掀了桌子想抢屠龙刀。毕竟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族权模式具有的排他性和扩张性在楚国的身上表现的玲离尽致。而随着时间的推进，族权模式开始在天子势微的情况下逐渐崩溃。
但这种崩溃并不能造成周天子被彻底取代，因为族权不仅是周天子的管理模式，也是其它诸侯的管理模式。所以春秋五霸都要面对自己堂口里的地区经理的造反问题。田氏代齐，三家分晋，秦国乱政，这些事情的根源就在于族权管理模式的弊端，排他性和扩张性。
这种模式被终结是因为商鞅，和他提出的官权管理模式。

二：商鞅的算盘

实事求是地说，商鞅并不是法家的创始人，也不算后世推崇的法家代表的物。但就我个人来说，商鞅是最纯粹的法家大师，他集合了前人的所有优势。至于后来的那位韩非子则更崇尚帝王之术，这种东西是好的，但却无意中给商鞅建立的管理模式提供了倒退的理论。
官权是什么？个人认为官权是族权的对立面，族权具有排他性，官权却具有包容性。族权具有扩张性，官权却倾向系统性。族权的管理模式是以自己本族的利益为重，甚至为此不惜出卖王权。但官权的管理模式则以系统性和公正性为主，并以此来维护王权的力量。

举个例子。
私斗是秦国内部特别常见的事，而私斗的根源就是族权的排他性。两个相邻的村子，因为水源无法被公正的使用而发生大规模私斗，这在《大秦帝国》中已经有过描述。管理水源的人由于族权思维，总是想着为自己的族群争取更多的利益，甚至还有自恃自己是宗族，大族自然要比别人更需得到优待的心理。这就必然会导致和其它族群严重矛盾，最后刀剑相向，打得血里面捞骨头。
解决这种矛盾的钥匙就是官权。

以王权的名义派遣一个官员去治理一方，而官权具有的系统性和合理性就会使官员在行政时考虑如何得到最大功效，而非某个族权应给得利更多。所以在管理水源时，官员会考虑放多少水，什么时候放水能获得更好的收成，甚至有远见的官员会考虑新修水利来弥补不足。能这样做的根本就是摆脱了族权的控制。
另一面，官权具有的包容性使得它能彻底地摧毁族权的根基。
族权的根基是什么？是土地。领主对土地的控制使得他们能控制这片土地上的所有人，而且这是一种契约关系。周天子控制诸侯，但无法控制诸侯自己的下属。诸侯控制自己的卿大夫，但并不能控制这些卿大夫自己领地上的人。他们是层级效忠的契约关系，所以封臣只会对自己的封主效忠，而不会对其他人效忠，哪怕这个人是天子。
于是王权想干涉族权很难，必须通过联合其它大族来压制某一个族权。一旦王权势微，族权就会因为和王权的矛盾向其发起挑战。这就是族权统治必然会出现的内耗的根源。

商鞅为了保证官权的合法性提出了依法治国的理念。合法的官员必须是遵守法律的官员，否者这个官员就是不合法的。
为了确保这一点，商鞅制定了两条律法：
一，以吏为师，说白了就是普法教育。这是双向的，它能让百姓知道法律，认可法律，以法律来评价一切事物的合理与否，包括官员。这无形地限制了官员滥用权利的机会。
二，惩罚官员。官员会因为触犯法律和对法律地错误执行受到王权的处罚。这就保证了法律的最大公正性和效率性。也让官员是否具有行政权利的合法性全部集中到了其是否遵守法律上，王权也因此而更加强大。
商鞅的政策彻底让族权失去了市场，官权开始生根。

三：商鞅的黑算盘

商鞅的争议主要有三点，限制诗书，连坐告奸，重农抑商。
其实把这三点放到当时的大环境，和族权与官权对立的根本矛盾中就能很好解释了。
首先，看待一个历史人物绝不能抛开他所在的时代背景，这是常识。商鞅所处的时代背景是一个族权急于寻求控制力但却又无能为力的时代，这是族权的本质决定的。如果商鞅没有在官权上实践成功，那华夏必然在漫长的历史中走向真正的分裂。
这里点一下，那些认为华夏如果分裂会比欧洲还富裕的人。只能说有人能容忍这种学龄前德育教学缺乏，以为脑袋这种东西只是用来显个高的人的观点，是这种人最大的庆幸。

回到正题，第一个争议：限制诗书。
族权的理论基础就是儒家的礼教王道，而其中诗书就是宣扬这种理论的代表书籍。因为官权和族权的对立，以官权为核心的秦国抵制诗书是在正常不过的了。要知道，秦国的官权根基是在历代秦王的不断努力下打造出来的，在这个过程中，族权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反抗。惠文王时期的甘龙，武王时期的季君之乱，始皇帝时期的逐客令。这些都是族权反抗造成的。一旦族权开始反抗，祖制，礼教，王道这些大旗就是他们必然要打出来的。
所以为了断送族权利用这三把大旗的根基，禁止礼教王道在秦的宣传就是必然的。毕竟在长时间的族权管理下，百姓是有惯性的，如果没有禁止这种宣传，很容易造成的结果是官权在底层行政时，受到族权蛊惑的百姓会使官权面对极大的行政阻力。如果这种阻力是良性的还好，但这种阻力往往只会是为了某个族群的利益服务，所以必然牺牲其它族群，所以这种阻力往往都是倒退的。
事实也证明，禁止对族权思维的宣传，让秦国的发展中总是能轻松击败族权的反抗，因为族权自始至终没有获得百姓的支持。

由于秦国处在随时会卷入下一场大战的危险当中，所以打破族权思维的惯性就不能用润物细无声的手段，必须用点小阴谋。
我个人觉得连坐告奸就是一种赤果果地拉仇恨。想象一下，你和老张头原本都是一个族的，尽管分地了也还是在同一个村，你的惯性思维依旧是觉得族长还是话事人，起码族长叫你做事的时候你还是要给面子的。族长肯定也觉得一个里正没有自己的帮助也管不了这个村。
但无意中你发现，老张头当了另一个邻居老李头的隔壁老王，因为连坐法你必须去告奸，于是老张头被抓了。接着全村人都知道了，你和老张头还有老李头也就都接下了梁子。然后当有一天，原来的族长来找你们三家办事，请问你还愿意去吗？
告奸连坐有一些极端这必须承认，但在更大视野中我们可以看到，告奸连坐不仅降低了犯罪率，更重要的是让原来的族权惯性思维被彻底打碎了。因为相互的仇恨，原来的族长也再也聚集不起自己过去的族人了。

真是太TM机智了！
这一制度到底是好是坏了？个人觉得就当时的大环境来说，商鞅的这种做法不仅聪明，而且很有必要。但从法家整体的发展来说，这种做法会带来隐患。这种隐患也为后来法家的失败加大了助推力。

第三个争议：重农抑商
重农抑商是贯穿整个华夏历史的主旋律，也是很多人诟病华夏历史时最喜欢用的一顶大帽子。但事实真的是如此吗？个人觉得不是，相反重农抑商反而让华夏历史上出现的商人都能牛逼到能和太阳肩并肩的程度。
说到华夏的商人就不得不澄清一点，就是我们的商人到底是什么性质？
我们的商人一开始大多数不从事生产，而是选择投机或者说是东买西卖。他们负责的是物资的转运，调节他们转运的唯一条件就是价格杠杆。最早把这一点参透并运用地出神入化的人是管仲。

因为重农抑商的根本作用并不是在于禁止商贸，而是在于抑制投机。这一政策能让大部分没有经商本事，却只想投机的人老老实实的去务农，毕竟粮食的问题比天还大，这是国本。更何况商鞅还会对优秀的农民给予奖励，而没有本事经商的人因为头脑发热冲进市场，最终的结果就是成为别人的盘中餐。
客观的去看，重农抑商并没有抑制大商人的崛起，相反连秦国这个重农抑商氛围十分强大的国家，依然出现了寡妇清这个全国首富级别的商人（应该是世界首富吧）。更别说，以后华夏历史上出现的各种大商人了。事实上，重农抑商其实很好的刷掉了一部分能力不足却只想投机的野心家。留下来的商人都能是商界的大人物。
商鞅在秦国实行重农抑商从根本上是为了秦国的国本，因为当时的秦国依旧有严重的粮食危机，这个危机到了郑国渠建立后才算基本解决。不仅如此，谁能保证有人不会对秦国发动管仲式的货币战争了？
总之，商鞅的官权实践在秦国取得了极大的成功。秦国也因此跨越封建时代，进入了王朝时代，一个以王权为根，官权为辅的时代。此时的秦国已经从军事，政治，经济，执行四个方面全面超过了依然停留在族权管理模式的山东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