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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汉学家顾彬：“我把鲁迅介绍给德国”
核心提示：沃尔夫冈·顾彬（Wolfgang Kubin）是德国著名汉学家，翻译家，作家，主要译著有《鲁迅选集》（六卷本）等。自1975年起，他开始翻译鲁迅作品。他主编的德文版《鲁迅选集》于1994年由瑞士联合出版社出版，其中选取了鲁迅具有代表性的小说集、散文集和诗歌，结集成《呐喊》《彷徨》《朝花夕拾》《故事新编》《坟》《诗选》六卷本，引发德国文学界关注。去年，这套六卷本在德国再版合订本，如今，它已成为德文读者了解鲁迅作品的必读书目。

国际先驱导报9月30日报道 与鲁迅的初次“相识”是在1968年至1969年的冬季学期。那时我已中断了神学研究并在维也纳初步接触了现代日语和汉语，最后终于选定了汉学作为主科。明斯特大学东亚研讨会的教学大纲里有这样一门阅读分析课——《阿Q正传》。那时的我刚上了一学期现代汉语口语课，中文知识少得可怜。小说头几行已使我感到相当困难。于是不久我不得不放弃这门课，转而阅读小说的德译本。当时我并不知道译者理查·庸便是我的第一批汉学教师中的乌尔利希·翁格尔的笔名，因而我对小说的看法也不带有任何偏见，只觉得作品语言十分晦涩，而作者本人则没有引起我的兴趣。
多年以后，1974年10月，我将赴北京语言学院学习汉语之前，偶读了德国作家汉斯·克利斯朵夫·布和与温梅合译、由罗沃尔特出版社出版的鲁迅杂文集简装版《论雷峰塔的倒掉——有关中国文学和中国革命的杂文》（该选本根据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的四卷本英译《鲁迅选集》选译，收录杂文48篇——编注）。也许是那篇后记将我带入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大门。布和的译著不仅向人们展示了一个拥有实力的中国，更向读者呈现了一个彷徨、绝望中的中国。也许正是鲁迅这种勇于思索与善于自嘲，使其不仅成为著名的作家，而且成了中国现代杰出的思想家。
在北京学习汉语期间，虽然我的老师们身处文革的政治漩涡之中，但他们对我非常好，给我介绍鲁迅的作品。我觉得鲁迅很好，很重要，很符合我的口味。于是进度缓慢、却严肃认真的研究鲁迅的工作也随之展开。1975年我开始翻译鲁迅的书。《野兽训练法》一书可以说是多卷选集的序曲。该书选译的是鲁迅的小说杂文、诗歌作品。自1978年的一次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座谈会以来，就鲁迅作品的翻译工作意见纷纭，但无论如何，两个标准必须要确定：尊重原著， 尽力推敲德语的翻译语言。鲁迅作品的德文译本过去总是由英译本间接而来的，这并不是对中国语言文化的轻视，而是因为当时的汉学界根本没有承认鲁迅的作品，更不用谈对其进行研究了。而汉斯·克利斯朵夫·布和本人并不通晓汉语，只能从当时戴乃迭和杨宪益的英译本转译成德文。
虽然情况到了七十年代末期有了转机。德语地区逐渐翻译、出版了不少现代中国文学作品，对于没有多少中文知识的德语读者来说，只要作品译本文字令人信服就可以了，但是这些翻译中的错误也关系到对于作品的理解，若漏洞百出，则势必影响到译本的可信性。
正是因为看到这些翻译作品质量差，所以我决定要翻译鲁迅的作品。起初，我翻译的作品算是鲁迅作品入门，之后一个出版社要我翻译《鲁迅全集》。值得一提的是，由我主编、汉堡大学教授关愚谦任副主编的德文版《鲁迅选集》（六卷本）于1994年由瑞士联合出版社出版了，参加选集德文翻译工作的都是自愿为传播中国文化尽义务的德国汉学家，共20多人。《鲁迅选集》德文版从着手翻译到问世，先后共达15年之久。《鲁迅选集》是在参考了中文（北京1981年）和日文（东京1976年）评议版的基础上，经过与原著相核实修订而成的。在翻译技巧上，先由译者忠于原文翻译，再由主编和译者共同校对，达到文字通顺，最后小组集体逐字逐句讨论，使文字更加流畅。
2009年我还翻译了鲁迅的书信，我翻译的鲁迅作品德语译本共有八本。

除了翻译鲁迅作品，1986年，我还在德国波恩大学开设了“如何分析鲁迅作品”的课程。我觉得鲁迅的散文，例如《野草》的文字真是太美了，我现在想翻译他的《随想录》，目前它还没有德文版。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鲁迅的作品在德国都卖光了。而到了九十年代，中国的商业化浪潮兴起，看鲁迅作品的中国人越来越少，也影响了德国甚至欧洲读者阅读鲁迅。在鲁迅涉猎的几种文学体裁中，欧洲的读者以往爱看鲁迅的杂文和散文，而现在基本上什么都不看了。上世纪九十年代，西方读者看卫慧、安妮宝贝等美女作者的作品。今天的年轻人关心的是美食、时尚、资本和装饰品，他们不读鲁迅，这是有问题的，鲁迅的思想在今天还是有价值的。
在德国和欧洲，我们试图从另一个角度来研究鲁迅其人其作。鲁迅毕生，包括在其无数的著作中，都在执著地探究幻灭的原因，即“乌托邦”理想的破产缘由。鲁迅首先提出了扬弃传统的艺术与道德相统一的文艺主张，宣传了一种唯物的时代精神，进而又提倡对之进行发扬与更新。这种时代精神不再是传统中国式的，而来自于欧洲思想史，来自于作家、艺术家笔下先知、天才、超人之化身的尼采、易卜生和拜伦。此外，上世纪30年代，鲁迅从日本回中国后，他对“乌托邦”有思考。
鲁迅被西德的“左派”称为“中国的尼采”，他跟尼采思想有很多共同点，例如，他提出人如果要成为“超人”，必须要重新评估一切的价值。就像《狂人日记》里指出的“仁义”其实是“吃人”。尼采提出“上帝已死”——“欧洲文化完了”，而鲁迅也有发出“中国文化完了”的呐喊。
对我而言，鲁迅的白话文是最漂亮的，他的思想无人能比。他完全懂得现代性，指出不要盲目歌颂现代性。虽然鲁迅作品的红线是其批判现实主义的风格，但是其作品又具有超越时代局限性的意义，即其中表现的寂寞、无聊、苦闷与空虚。他认为人最大的问题是“忧郁症”。很多人回避这个问题，但是鲁迅没有，今天的中国，忧郁症是困扰着现代人的最大疾病之一。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欧洲，自杀死亡的人数越来越多。今天的人们太自恋，丢掉了自己，不知道自己是谁，为何而活？焦虑感严重。
虽然鲁迅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和出路，但我觉得，要通过哲学、宗教以及干预生活（做事）来排解“无聊”和忧郁症。我反对患忧郁症的人吃药，他们应该从哲学中寻找帮助。最重要的是，寻找一些无私的生活目的，人要到社会中去，去帮助别人，忧郁症是可以克服的。（本报记者 陈雪莲 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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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德汉学家顾彬说：鲁迅是全世界的
锐读:您把鲁迅引进德国，意义何在？
顾彬:鲁迅的影响不在德国汉学家那里。但鲁迅在德国文化界、思想界影响太大了。他们都学习鲁迅的语言和思想，从鲁迅出发，思考德国当前的问题。所以我说，鲁迅不是你们中国的，他是德国的，是全世界的。
锐读:您说过，德国汉学界翻译了中国全部有价值的作品。但有人认为您这种态度武断而傲慢。您怎么看？
顾彬:我们的翻译历史非常久，所有的中国重要作家都有一本甚至好几本书翻译成德文了，但德国重要的当代作家作品在中国可能一本也没有。中国太注意英语国家，而不太在乎我们德国汉学家做了什么。指责我的人可能不太了解我们的工作。

再看俄苏
俄罗斯和前苏联的汉学家在中国文学研究方面取得的成绩是很大的，多数汉学家对中国文学的研究不局限于某一历史时期，但几乎都重视对当代文学的研究。老一辈的学者如艾德林（1909～1985）、费德林（1912年出生）、波兹德涅耶娃（1908～1974）早为世界公认，后起的如索罗金（1927年出生）、彼得罗夫（1929年出生）、谢曼诺夫（1933年出生）也声名远播。他们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范围甚广，成绩突出的也是在鲁迅研究方面。鲁迅生前，苏联就有人对他进行译介与研究。1925年，瓦西里耶夫（王希礼）翻译《阿Q正传》， 称鲁迅为“世界的作家”，译本于1929年出版。鲁迅去世后不久，俄苏汉学界泰斗阿列克谢耶夫（1881～1951，中文尊译为阿翰林）就把鲁迅研究课题交给及门弟子、后来著名的汉学家和外交官费德林。四五十年代翻译出版的鲁迅作品很多，其中规模最大、堪称精心结构的是1954～1956年出版的四卷本《鲁迅选集》，其编选和翻译主要由波兹德涅娃担承。这位著名的文学史家早在1938年就开始研究鲁迅，穷20年之工写成长达570 页的大部头评传性质的著作《鲁迅：生平与创作》，于1959年5 月由莫斯科大学出版社出版（前此两年，1957年5月， 青年近卫军出版社出版了她的《鲁迅》一书，是为本书雏形）。作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分析方法，将鲁迅置于中国近现代社会历史的大背景下，具体、细致地分析他的思想与创作，常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出现。对资料的充分占有和旁征博引，不但在她之前无一书可比，就是此后四十年来的同类著作中亦属少见（全书9章51节的页末注就有571条，此外书末还有资料性注解百余条。）对鲁迅作品的解读，作者不乏个人心得，特别对《故事新编》专辟一章论述，可谓情有独钟。（本书中译本以《鲁迅评传》为书题，即将问世。）另一汉学家谢曼诺夫所著《鲁迅和他的前驱》（1967）与若干论文以及为《苏联大百科全书》（1970～1978年第三版）独撰的鲁迅条目，是近二三十年以来俄苏汉学界的代表性成果。《鲁迅和他的前驱》深得外国学术界重视，1987年和1988年有两种中译本行世，一为李明滨译，湖南文艺出版社“比较文学丛书”之一种；一为王富仁译，书名是《鲁迅及其先驱者》，与作者的四篇论文合为《鲁迅纵横观》一书（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在中译本刊行之前，1980年美国出版了英文译本。谢曼诺夫长期研究中国小说史，本书的学术贡献在于第一次揭示了鲁迅与晚清文学之间的历史联系，同时也全面地论述了作为“革新家”鲁迅的小说的独创。

再看美国
美国对我国现代文学的研究，由来既久，研究的范围也很广。70年代中期出现了专门刊物——加利福尼亚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于1975年创办的《中国现代文学通讯》（每年两期）。该刊除发表研究成果如西利尔·白之关于“五四小说”的讲义，赛利斯关于叶圣陶小说的评析，曹淑英关于张天翼小说研究的博士论文摘要，金介甫关于沈从文研究的博士论文等等以外，还发表了不少书评（如评介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交流国际研究信息（如丸山昇关于日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专论），并且展开了颇有影响的学术争鸣（如谢曼诺夫的《鲁迅和他的前驱》在美国翻译出版后，哈佛大学威得默认为鲁迅受晚清小说的影响并不重要；谢曼诺夫再次强调他的看法，指出是晚清吴沃尧等谴责小说家造就了鲁迅的小说天才）。这个刊物在我国没有产生直接影响。产生较大的影响的，是几部译成中文的著作，如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金介甫《沈从文传》、梅仪慈《丁玲的小说》等。

法国
汉学家的鲁迅研究
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开创者、奠基人，同时又是一座时代的丰碑。凭着对历史和传统文化的深刻了解，他亲身经历了20世纪国内重大的社会变革，对现实有着清晰的认识。他将文学作为改造中国社会和振兴民族精神的根本途径，从而推进了中华民族文化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作为一个真正的“中国的与现代的”伟大作家，他的影响绝不仅仅局限在中国，他的文学作品已被广泛译介到世界各国。关于鲁迅作品的西方译本，可以说最早出现在法国。早在1926年，侨居法国的“创造社”成员敬隐渔翻译了《阿Q正传》，并在《欧洲》杂志上发表此文，成为西方最早出版的鲁迅作品，罗曼·罗兰评价它是“一篇明确的富于讽刺的现实主义杰作”。①此后，鲁迅作品在法国的译介和传播始终没有停止过，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随着法国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兴起，鲁迅研究在法国达到一个高潮。本文将考察鲁迅在法兰西语境下的传播与接受历程，从而揭示法国汉学界对于鲁迅的独特理解和阐释。
一
20世纪60—70年代，法国学界开始狂热地关注鲁迅，这与当时特殊的时代文化政治语境密不可分。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前后，巴黎知识界形成了一股法国式的毛（泽东）主义浪潮。萨特（Sartre）、勒菲弗尔（Lefebvre）、阿尔都塞（Althusser）以及福柯（Foucault），均以各自的方式同毛泽东思想建立了关系。体现时代思想脉搏的先锋文学杂志《原样》多次推出“中国专号”，全面颂扬中国，并公开表明其共产党“同路人”的政治立场。法国式毛（泽东）主义浪潮体现了西方文化中乌托邦式的追求，此时的中国已远不仅是一个满足某种异国情调想象的美学化乌托邦，它明确地出现在法国激进知识分子的社会政治期待中，甚至成为“革命的乌托邦”。②法国知识分子探讨鲁迅绝非偶然：当时中国正爆发文化大革命，而被毛泽东喻为“新文化旗手”的鲁迅，其战斗的思想在“文革”中尤其被推崇。
当时的法国学界是在这样一种鲜明的政治立场的指导下对鲁迅进行了研究，而鲁迅作为中国20世纪伟大知识分子的其他层面，比如作品的文学性、作品的深厚精神内涵、作家对于社会的人文关注等都被忽视了，所以那一时代法国特殊语境中所表现的鲁迅，是不完整的。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中国步入了改革开放的阶段，中西文化交流增加，法国知识分子的鲁迅研究打破了先前单一的作品介绍模式，呈现出多渠道、多层次的态势。除了作品译介外，还把鲁迅研究引进大学课堂或搬上舞台，多次举办鲁迅展览会、纪念会，使得鲁迅思想及其作品在法国读书界得到空前广泛的传播。
法国的《拉鲁斯大百科全书》于1974年开始将鲁迅作为一个独立的条目收入辞书，词条约有千字，“在以推动白话文为文学语言，将文学作为服务于中国的一种工具的1919年的五四文学运动中，他无疑是领军人物。”③从这部在法国有着巨大影响的辞书看，法国知识界对鲁迅在中国新文学运动和现代文学中的地位和作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事实上，法国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认识始于鲁迅。截至2004年，鲁迅的大部分作品被译介成法文，包括小说集《呐喊》、《野草》、《彷徨》，散文集《朝花夕拾》，杂文集《坟》、《花边文学》、《华盖集》等和《故事新编》、《中国小说史略》等，还有一些法国学者的选编译集，如《这样的战士》、《女性不公正的生与死》、《诗歌》、《鲁迅文集》等等。在这个过程中，也不乏重译现象。与此同时，我国的外文出版社也翻译出版了多部鲁迅作品的法译本，促进了鲁迅在国外的传播。
二
可见鲁迅译介在20世纪70年代的法国能够达到一个高潮是在特定时代语境下产生的，同时它还在很大程度上与米歇尔·鲁阿（Michel Loi）的努力密不可分。正如巴金先生在《家》的法译本序中所说：“她为中法友好事业献出的力量更大。”④中国学者钱林森则称她为“东方圣火的偷盗者”，她将鲁迅思想的火种带到了法国。⑤1973年前后，鲁阿陆续翻译了毛泽东的《实践论》，同时探讨鲁迅、茅盾、丁玲等作家以及戴望舒、艾青等诗人。鲁阿堪称法国汉学研究中致力于鲁迅研究的第一人，其主要作品有：1973年发表的《革命文学》、《这样的战士》、《文化革命的主帅》、《鲁迅诗歌·杂文选》、《读鲁迅》，1975年的《门外文谈》，1977年的《论战和讽刺丛书》（内收鲁迅1925—1936年的30篇重要杂文译文），1981年为《坟》作的序。
鲁阿早年研究关注的中心并不是鲁迅，她师从比较文学大师艾田蒲（Etiemble）后，兴趣从西方古典文学转移到中国来。在法国毛（泽东）主义运动浪潮中，鲁阿和其丈夫以及朋友阿尔都塞积极地介入到这一运动之中，表明其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立场。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阿尔都塞最早将毛泽东思想介绍到法国，他以哲学作为革命的武器，而鲁阿积极地开展了关于鲁迅的译介活动，她说：“我之所以抛弃古希腊和拉丁文研究而却探索中国，绝非偶然的选择……而是因为中国是个‘思想故乡’。”⑥这里的“思想故乡”并不泛指中国文化，而是专指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现当代进步文学。
1971年，鲁阿和巴黎三大中文系主任于儒柏先生（Ruhlmann）组建了鲁迅翻译中心，她的研究主要围绕如下议题进行探讨，即“鲁迅的生活和作品对我们有什么意义？他的为人和创作今天在我们的国家里究竟给我们带来了什么？”⑦其中的《论战和讽刺丛书》由阿尔都塞作序，在前言中，她通过《诞生在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如何解放妇女》、《为了左翼作家的团结》、《文学与革命》、《文学与宣传》、《向马克思主义转变》等21个小节阐发了鲁迅的战斗实践和斗争哲学。在为鲁迅诞辰一百周年纪念而撰写的专论《向新的高度攀登，我们会看得更远》中，她表明鲁迅是自己马克思主义信念最牢固的“纽带”，并把他视为自己的同胞，认为他是其时代“三四个最伟大的‘战斗的知识分子’之一”，因为鲁迅思想集中反映了“时代斗争的基本内容”，她指出自己在“思想理论武装”和“日常实践斗争”中都深受鲁迅的鼓舞，并号召法国青年了解认识他。⑧鲁阿夫人所塑造的鲁迅已不仅是“共产主义的同路人”，更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战士”。她撰写的《阿Q正传书目研究》已经不被视作单纯的文学文本研究，而更像是一种马克思主义研究。
米歇尔·鲁阿将鲁迅视为一个进步的战斗知识分子，正基于此，1975年当皮埃尔·里可芒斯的《野草·序》发表后，鲁阿当即发表了《保卫鲁迅，反击皮埃尔·里可芒斯》，因为皮埃尔武断地认为鲁迅在《野草》中追求的是一种“为矛盾所苦恼，为怀疑所折磨，为虚无和绝望而困惑的思想意识，是不可救药的独立的、个人主义思想”。⑨这种主观臆测并不符合中国国情下鲁迅的实际情况，鲁阿从时代背景和斗争实际出发，正确地阐释了《野草》，强调了鲁迅的文学创作初衷和中国无产阶级求生存求发展的现实密不可分，中国现代文学所具有的现实主义特色便是和民族解放、振兴国家融为一体。她认为鲁迅的杂文具有一种伟大的力量，“为了把中国和中国人民从过去的黑暗势力下解放出来，就像他过去所讲过的那样，如果他不放弃那种‘矫揉造作的文学’，那就是一个即使曾经伟大的作家的‘背信弃义’”。⑩鲁迅杂文占到了他作品的四分之三，也正是通过它们，鲁迅对他的时代和当今的时代都产生了影响。

客观上讲，作为法国学者的鲁阿并未完全阐释鲁迅思想的所有本质性东西，例如她忽视了鲁迅作为一个反封建战士的一面以及他在作品中对中国封建传统的有力批判，事实上反封建和反帝国主义在鲁迅是并重的。但是她的研究还是有相当的针砭时弊的作用，她指出站在鲁迅为大众指明的高山之巅上，“可以对自己国土上的现实和未来情景看得更清楚”。鲁阿的研究向人们提供了一个价值取向和方法论上的暗示。她认为鲁迅的《春末闲谈》概括了他整个斗争的意义，也就是使受细腰蜂毒汁麻醉的小青虫觉醒起来斗争。她特别提到这个提醒对于当代知识分子的重要性，并语重心长地说：我担心法国和中国的知识分子对资产阶级思想的存在以及资产阶级企图重新掌握政权的情况觉察不够。资产阶级善于用现代的美丽辞藻来掩盖所享的政权。从这个意义上看，准备好更勇敢地攀登新的高度，从那里我们可以看到通向未来的道路，因为人民已经用鲁迅教给的方法和透视一切的目光来观察、测定这个高度，这便是鲁迅的现实意义。
三
另一位活跃在法国汉学研究前沿，致力于中国古典哲学研究的汉学家弗朗索瓦·于连（Franois Jullien）对中国的接触和研究始于鲁迅，他认为“鲁迅是了解中国的捷径”，并指出鲁迅研究要打破对其本人及其作品的单一革命性质的理解，要突破先前“政治实用主义”视角的解读局限，要了解认识作家，必须从严格意义上的文学观点出发，“毫不犹豫地回到文学作品本身中去”。他不仅翻译了《朝花夕拾》、《华盖集》等文集，还撰写并出版了名为《鲁迅：写作与革命》的博士论文。他的论文《作家鲁迅：1925年的展望——形象的象征主义与暴露的象征主义》对鲁迅的《野草》和《华盖集》进行了细致的分析，提出鲁迅异彩纷呈的创作中贯穿着一个基本的共同点，就是象征主义。一方面，《野草》是梦幻般的“诗的象征”，形象化的暗喻使敌对的、不吉祥的景物同思想意识处于相对的地位，而这种景物沉重压抑着作品中这个没有任何光明和希望的自我上。另一方面《华盖集》代表了“论战性的象征”，作者从日常最细小的事情出发去虚构主题，通过细小之事的强烈象征色彩来揭示思想意义，例如在《忽然想到》之二里，鲁迅谈到中国图书书页的空白过小，这是一种精神狭窄、挤压的象征，它体现了整个旧中国精神的特征，而且“即使再用这来类推更大的事，我以为也行”。
随着中法文化交流的深入，法国巴黎高师出版社和友丰出版社于2004年几乎同时推出了鲁迅小说集《彷徨》的法译本。在同年的巴黎书展上，巴黎高师版《彷徨》的译者赛巴斯蒂安·韦（Sébastien Veg）主持了题为“鲁迅对当代文学的影响”的研讨会，参加者除法国当代汉学专家外，还有余华、迟子建等中国代表作家。赛巴斯蒂安·韦的译本中收全了《彷徨》集11篇短篇小说，其中《长明灯》、《高老夫子》、《示众》、《两兄弟》这4篇小说是被第一次介绍给法国读者。作为目前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年轻学者，赛巴斯蒂安·韦对鲁迅这位中国思想文化巨人怀有推崇敬佩的感情，他在方法论上有许多创新。他对鲁迅小说的语言叙述特征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并注意在翻译过程中还原这些特征。同时他希望通过翻译“尽力还鲁迅另外一种阅读方式”，以“弥补最近几十年间对于鲁迅接受的缺失”。在题为《彷徨与近道》的后记中，他详细地分析了作品的时代背景和精神内涵，指出彷徨正是体现了作家面临历史进程所产生的种种痛苦的质疑和深刻的思索。
法国汉学界这些关于鲁迅研究的新人新作的代表，既是对前辈学者研究鲁迅之成果的见证和发展，也是继20世纪法国“鲁迅热”之后的新思考和新探索，诉诸了更多独特深入的视角。通过上述回顾，我们发现不同阶段的法国对于鲁迅的理解和阐释与我国不同时期的鲁迅研究与解读基本暗合。正如鲁迅形象在国内的接受历程一样，在各个时期会彰显出不同的侧面，我们可以从政治、文化等层面对鲁迅研究进行多方位的思考。历史上我国出于政治与革命的需要对鲁迅的解读使得法国出现了鲁迅翻译浪潮。近年来，在国内学界对于鲁迅重新审视和客观解读的背景下，法国的鲁迅研究也出现了回归作品本身的呼应。我们要注意在全球文化语境中，研究鲁迅是如何被观照和认识的。我们也相信，随着各国文化交流的增多和相关译介研究的发展，从前认识的盲区和空白会进一步得到改变和弥补，鲁迅在人们心目中的精神形象一定会更加丰盈和充实，这位中国现代文豪在全世界的生命力将会经久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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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汉学家华志坚:鲁迅是中国的奥威尔
新的一顶来自美国汉学家、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历史教授华志坚（Jeffrey　Wasserstrom），他撰文于12月7日的《时代》周刊，称鲁迅为“中国的奥威尔”。
　　华志坚之本意似乎要写一篇书评，对象是蓝诗玲（Julia　Lovell）新译、收入企鹅经典文库的《阿Q正传及其他中国故事》。他力举此书或将成为“有史以来出版的最重要的一部企鹅经典”。
　　他随即展开，说明为何做出上述如雷贯耳（grandiose-sounding）的论断。首先，公认鲁迅乃世界上人口最多国家之成就最高的现代作家；其次，他不仅是伟大的作家，而且是绝对不可缺失的作家。此类作家，其作品内含线索，可供外人解读一国之文化，这些作品本身，也融入整个民族的DNA。梅尔维尔和吐温都是伟大的美国作家，但唯有后者才属绝对不可缺失者。
　　华志坚向前迈进：英国的乔治・奥威尔是另一个绝对不可缺失的作家，他说，鲁迅与他共有重要特性――此二公皆有新名词进入政治辞典：阿Q主义（Ah-Q-ism）在中国之易于理解，恰如“老大哥”通晓于他国；鲁奥皆半生以左派独立思想者立命，批判教条主义与政治光谱中的一切伪善；二公皆行文简朴，皆作讽刺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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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
为何喜欢鲁迅？
——因从未出过类似鲁迅作家
在很多人眼中，鲁迅与日本人的关系，似乎一直难以说清的是“改造国民性”与“民族立场”之间的区隔。在中学课文《一面》中提到的内山书店老板——鲁迅的日本好友，在他的回忆录《我的朋友鲁迅》中，则披露了很多以前不为人们所熟知的细节——当年内山老板被人称为日本间谍，月薪高达50万元，鲁迅先生对他说不必在乎这些谣言。正如谣言同样曾攻击鲁迅先生领过日元或卢布一样，鲁迅先生也不屑一顾。而在先生去世后，许广平被日伪汉奸76号抓去，内山老板多次与日军交涉，即便是送去的毛毯，许广平也未曾收到，及至放回家，归还的物品中仍然少了一本日记。我想此时，谣言的散布者已经不知所踪，而温暖我们的则是两个朋友之间的相互帮助、相互鼓励的温情。
这本珍贵的历史资料，记录了鲁迅“谜一样的最后十年”中许多真实的思想碎片，内山老板与鲁迅交往的前后经历，以及日本作家喜爱鲁迅的原因。在《先生说过的话》一文中，我们还能感受到先生无畏的牺牲精神、尊重真理和科学的实事求是精神，以及他对青年和自由一以贯之的热爱和鼓励。先生去世后，6000多名青年自发前来送葬，在中国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即便在全世界，也属罕见。我想，今天再来看《先生说过的话》，回顾先生当年所提出的问题，仍然具有震动灵魂的力量。
文中，鲁迅先生问内山老板，“孔圣人还在世的话，他是亲日派还是反日派？”对此，鲁迅先生没有直接回答，但我想借用他在《拿来主义》中所说的观点，任何民族的思想文化，中国也好，日本也罢，包括对中国同样影响深远的美国和苏联，都有其思想和文化的长处，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都不是科学的做法。后世知识分子往往热衷于“胡适还是鲁迅”的论证，但往往忽略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他们并肩作战的基石。比如，鲁迅对内山老板直言，中国最需要学习的日本人的长处——认真；对此，胡适先生在《差不多先生传》中同样表达了对中国人马马虎虎的深恶痛绝。而这一点，正体现了鲁迅先生所特具的医生的冷静和理性。
作为一名医生，鲁迅对人类的痼疾下刀既快又狠，但对于人类的生命和尊严，则充满了爱护和尊重。医生是“良药苦口”、“治病救人”，而骗子则甜言蜜语后谋财害命。所以，鲁迅最痛恨暴力与屠杀，最无情地揭露各种“富人秘史”、“登龙妙术”，最不能容忍的是青年学生的非正常死亡。这也是他之所以屡次著文批判蒋介石政府的主要原因。所以，可以想见，任何试图屠杀人民的政府，都是鲁迅先生的死敌。而对于新生事物，他都充满爱护和鼓励。他最喜欢的是新的文艺方式，比如，欧洲的木刻版画，鲁迅就曾多次举办其展览，无论是德国的豪放，还是俄国的纤细，无论是革命的激情，还是颓废与寂寞，他都欣赏把玩不已。
按照日本文学研究家竹内好的说法，日本作家和读者之所以喜欢鲁迅，是因为时至今日，日本文坛从未出过类似鲁迅的作家，这一点，恐怕是日本知识分子尊重鲁迅的根本原因。而书中，内山老板印象最深刻的，则是认为鲁迅有日本古代武士的侠义心肠，该强硬的时候绝不妥协。面对一切受压迫和被剥削的人，首先是要教会他们自尊自信、自强自立，只有将自己改造成一个个顶天立地的“人”，才能从根本上给这群人、这个民族带来新的转机。在这个过程中，是痛苦而漫长的自我批判与自我改造，而在这方面，鲁迅先生亲自做出了示范。从鲁迅先生开始写作直到今日，对于他的批评和评价汗牛充栋，但没有哪一个人的批评比他自我评价更严厉，更深入骨髓。这一点，恐怕是日本民族最缺乏、至今也没有掌握的精神。
一个民族钟爱刀的锋利、菊的淡雅，自然易骄易折，而缺乏反省与死不认错，必然是下一个悲剧的开始。某种程度上，只有当两个民族在历史文化上有渊源，在民族心理和民族历史上有过类似经历的情况下，这种精神层面的震动，最先觉悟的知识分子才能在灵魂上有所察觉。时至今日，在仙台，每年鲁迅的诞辰，都会举办一系列的活动来纪念这位来自中国、东亚，代表整个弱小民族奋起抗争的精神导师。而今日之中国，则是愈演愈烈的“韦小宝”式的功利和机会主义大行其道，对批判和反省的封堵绞杀。当年先生曾问——中国人是如何丧失了自信力的？我想，是否可以这样回答，对理想和希望的漠视和嘲笑，自我反省和自我批判的缺失，畏惧强权、无视不公并同流合污，就是造成新一批“阿Q”的开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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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怎样阅读鲁迅
[摘要]鲁迅是日本的“国民作家”只要是上过中学的日本人，都读过鲁迅作品。日本人通过鲁迅作品来看中国，形成一种中国想象，也通过鲁迅作品认识转型期的日本社会和日本人。
今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逝世整整80周年。他的声音，激发了一代又一代人，至今回响不绝。最重视鲁迅遗产的，除了中国，当属日本——不仅翻译和研究果实累累，鲁迅作品还被编入中学教材得到广泛阅读，鲁迅留学时的遗迹也得到妥善的保存和纪念。
“我2007年2月下旬去仙台，就是为了探访鲁迅留学遗迹。他就读的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后来并入东北大学，他曾经上课的阶梯教室在东北大学校园里，100多年了，保存完好，定期开放。管理人员得知我是中国人，专门来参观，特意打开了围栏。”董炳月先生告诉青阅读记者。

鲁迅留学仙台时上课的阶梯教室
董炳月先生是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1994年留学日本，1998年获东京大学文学博士学位。他长期从事鲁迅研究和日本思想研究，与日本研究鲁迅的著名学者多有交往。青阅读记者对他的采访，围绕着“日本人心目中的鲁迅”这一话题展开。

青阅读：您曾经谈到鲁迅是日本的“国民作家”，为什么日本人这么重视鲁迅？
董炳月：因为日本对“鲁迅”的形成作用太大了。日本的许多学者很清楚这一点。上世纪30年代初，京都大学的汉学家仓石武四郎就把鲁迅的《呐喊》用作汉语教材。1932年，著名作家佐藤春夫在《中央公论》杂志上译介鲁迅的《故乡》。当时日本出现了译介鲁迅作品的高潮，所以，鲁迅去世之后不到一年间，日本改造社就出版了七卷本的《大鲁迅全集》，这比中国出版第一套《鲁迅全集》还早了近一年。二战后，由于竹内好等人的翻译和研究，鲁迅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从1950年代初开始，鲁迅的《故乡》被选入日本的语文教材，成为保留篇目，延续至今。只要是上过中学的日本人，都读过鲁迅作品。日本人通过鲁迅作品来看中国，形成一种中国想象，也通过鲁迅作品认识转型期的日本社会和日本人。

竹内好主编的《鲁迅选集》
鲁迅点燃了日本作家的创作灵感
青阅读：您的《鲁迅形影》一书，写到一些日本作家以鲁迅为主人公进行文学创作，具体情况是怎样的？日本作家是怎么想象鲁迅的呢？
董炳月：在日本，改编鲁迅的作品，或者以鲁迅为主人公的原创作品，很多。就我有限的阅读而言，值得关注的作品有如下三部：
一是太宰治的长篇小说《惜别》，写青年鲁迅和藤野先生的故事。小说是太宰治1944年末应日本文学报国会之约而写，官方目的原本是宣传《大东亚共同宣言》五项原则的第二项——“独立亲和”。但是，太宰治对鲁迅的仙台故事有自己的理解，不同于官方的旨意。这样，他就要寻找平衡。在《惜别》中，他描绘自己理解的青年鲁迅，同时委婉地讽刺了日本政府的军国主义意识形态。小说中的鲁迅形象很微妙。

藤野先生在福井县芦原市的故居
二是霜川远志的戏剧《鲁迅传》，一共有五部，从仙台的鲁迅一直写到上海的鲁迅，三十多年的时间跨度，一百多个出场人物。这部戏50年代到70年代曾在日本全国各地的中学巡演，在民间的影响很大。作品最大的特征是彻底地把鲁迅常人化，在日常性之中理解鲁迅的本质，甚至虚构了鲁迅与秋瑾的恋情。
三是著名剧作家井上厦的剧本《上海月亮》，发表于1991年。这是一部颠覆性的喜剧，以1934年八九月间鲁迅的避难生活为基本情节，讲述日本医生为鲁迅治病的故事。井上厦有强烈的与鲁迅对话的自觉性，把鲁迅作为镜子照自己，表达自己的价值观，和鲁迅的价值观构成一种“反”的关系。但他的“反”鲁迅并不是否定鲁迅，而是通过对话为鲁迅的观念提供“另一极”，使鲁迅变得更丰富。
青阅读：与日本相比，中国以鲁迅为主人公的文艺作品好像不多。我们的障碍在哪里？
董炳月：是的。我想，最大的障碍就是“鲁迅太大”吧。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也是大学者。面对这么一个“大鲁迅”，首先是意识形态问题不好处理。其次，如果拿鲁迅来写小说、剧本，作者自身如果没有相当的学识、修养和表现技巧，就很难写好。一般人把握鲁迅比较难，很难站在平等的位置来处理鲁迅，容易陷入被动。相比之下，日本作家就容易获得主动性，创造性能够充分发挥。在这个意义上，李静的剧作《大先生》可以说相当成功。我看过剧本，没看演出。面对鲁迅，李静的主动性很强。
日本战后的四代鲁迅研究者
青阅读：请介绍一下日本知名的鲁迅研究者。他们在日本学界是不是比较边缘？
董炳月：战后至今，日本的鲁迅研究学者大致可以分为四代。第一代的代表人物是竹内好。第二代的代表人物有丸山升、伊藤虎丸、木山英雄、丸尾常喜诸位。第三代的主要人物有藤井省三、尾崎文昭、长堀祐造、代田智明等人。第四代是60后，还看不到什么代表人物。这或许意味着日本鲁迅研究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我这里主要是就东京地区说的，日本关西地区同样有不少优秀的鲁迅研究者，像北冈正子、山田敬三，也属于第二代吧。
这些学者在思想上基本属于左翼，就对中国的态度而言则是亲中派。日本的主流思想，战前是脱亚入欧，战后在美军占领下搞民主化，依然“欧美志向”。这种大环境中，中国研究者基本是反主流的。战后很长一段时间，日本大学的中文专业师生自称“少数民族”，有点自嘲的味道。中国改革开放、国际地位上升之后，情况大为改观。学中文、研究中国的日本人增加了，“少数民族”的阵营也壮大了。
青阅读：这些日本学者的治学思路有什么特点？在战后日本社会影响如何？
董炳月：一是重资料。无论是研究作家作品的，还是研究文艺思潮、文学运动的，都是如此。不像中国的文学研究界，有的偏重资料，有的偏重理论分析。最有代表性的是北冈正子。她的《摩罗诗力说材源考》，考察鲁迅1907年在东京撰写的《摩罗诗力说》一文的材料来源，考察了几十年，写了一本大书，在日本和中国的鲁迅研究界都有很大影响。
二是研究对象专一。像丸尾常喜先生，他把民俗学视角引入鲁迅研究，写了《人与鬼的纠葛》；长堀祐造许多年专心研究鲁迅和托洛茨基的关系，出版了《鲁迅与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在中国》，质量很高。
三是问题意识鲜明。比如竹内好，他通过研究鲁迅来重新认识什么是东亚的“现代”，认为中国的现代比日本的现代更有主体性。丸山升则注重鲁迅的革命思想和中国革命问题。这两位的鲁迅研究有深度，而且将鲁迅纳入了战后日本的思想界，所以日本鲁研界有“竹内鲁迅”和“丸山鲁迅”之说。
四是注重鲁迅和日本的关系。《摩罗诗力说材源考》就是考察青年鲁迅和明治末年日本文化的关系。伊藤虎丸的《鲁迅与日本人——亚洲的近代与“个”思想》也是如此。鲁迅和日本作家如夏目漱石、森鸥外的关系，藤井省三的研究成果最多。30年前他就出版过《俄罗斯之影——夏目漱石与鲁迅》，去年又出版了一本《鲁迅与日本文学》，连村上春树与鲁迅的关系都研究到了。
总体上看，战后四代日本学者的鲁迅研究，大趋势是逐渐学院化，思想因素在减少。这与70年代之后泡沫经济的发展、左翼思潮的衰退有关。鲁迅在60年代的日本影响很大，那是安保斗争的时代，竹内好成为思想领袖。90年代之后，鲁迅的影响力逐渐降低，与大的社会环境有关，现在的中国也一样。日本第四代研究鲁迅的学者尚未出现竹内好、丸山升、藤井省三那种类型的，原因当在于此。
青阅读：这些日本学者的研究，对中国学术界是否也有很大影响？
董炳月：90年代以来，可以说竹内好对中国的影响最大，成为话题了。不过，对竹内好的误解也最多。他的文集《近代的超克》编译出版了，但解说并不充分。竹内好对于“近代”、“超克”以及“鲁迅”，都有个人化的解释，而且这些概念和20世纪中后期日本的文化环境密切相关。我最近在翻译一本日文书《何谓“近代的超克”》，有助于中国读者全面理解竹内好。吉林大学的靳丛林先生，也在努力全面地介绍竹内好。
除了“竹内鲁迅”，丸山升对鲁迅革命思想的阐释，伊藤虎丸对鲁迅个人主义思想的研究，北冈正子发掘的史料，都对中国鲁迅研究界发生了影响。
鲁迅的日本观今天依然有效
青阅读：日本非常重视鲁迅，那么反过来，您认为鲁迅是怎样看待日本的？
董炳月：鲁迅对日本有深入的了解，谈及日本涉及的都是要害问题。现在，美国搞“亚太再平衡”，中日关系陷入低谷，这种情况下如何与日本这个国家相处，如何应对日本的挑战，我认为鲁迅的日本观依然有效。这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鲁迅从未相信过“东亚”，没有对“东亚”抱幻想。他留日初期、在东京弘文学院读书期间，对明治日本的帝国主义本质就有清醒的认识。当时沙俄觊觎中国东北，中国留日学生开展拒俄运动，中国舆论界也普遍地亲日抑俄，但鲁迅不相信日本。据沈瓞民回忆，鲁迅当时就指出，“日本军阀野心勃勃，包藏祸心……若沙俄失败后，日本独霸东亚，中国人受殃更毒”。他甚至向在上海办《俄事警闻》的蔡元培等人建议，“持论不可袒日；不可以同文同种、口是心非的论调，欺骗国人；对国际时事要认真研究。”现在，“东亚共同体”是知识界的一个话题。这个话题可以讨论，但讨论必须以对日本（以及其他东亚国家）的正确认识为前提。地缘政治存在于一切国家之间，国际关系就是国际关系。
第二，1936年，鲁迅在与日本人圆谷弘的谈话中明确指出：“要想同日本结成真正对等的亲善关系，中国没有对等的军事力量是不行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如果没有力量的均衡，就只能或者是奴隶，或者是敌人。”我们现在谈“中日友好”，应当记住鲁迅这些话。无对等即无真正的“友好”，壮大自己最重要。
第三，鲁迅批判中国人的国民性，我认为，他的范本是日本人的国民性。内山完造回忆，鲁迅曾对他说，“中国即便把日本全盘否定，也决不能忽视一件事——那就是日本人的长处——认真。无论发生什么事，这一点，作为中国人不可不学。”这种回忆符合鲁迅的逻辑，是可靠的。鲁迅厌恶中国人的“马马虎虎”、“瞒和骗”，斥责“做戏的虚无党”，而这正与日本人的“认真”相反，这是两国国民性最大的差异。按照我的理解，“认真”不仅是一种态度，而且是一种道德，与每一个国民、与社会的每个角落都有关系。日本现代化的成功，就与日本国民的“认真”密切相关。中国人如果也能有那种“认真”的态度或道德，我们的社会一定会完善许多。当然，这涉及到背后的制度、文化和价值观的支撑。我想，鲁迅的认真、真实、坚韧之中，有日本人国民性中积极因素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