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兰克看作是严谨处理史料和客观叙述历史的典范，是中国学术界理解和推崇兰克的基本原因。问题是，这样的评价究竟是赞美了还是贬低了兰克？
利奥波德·兰克（1795-1886年）一直给中国读者留下深刻和良好印象。这并不是因为他的作品比较早就有大量发行的中文版。《教宗史》（1834-1839年出版）以及他其他的重要著作长期没有完整的译本在大陆出版。商务印书馆在1989年出版了英国学者古奇的史学史著作《十九世纪历史学和历史学家》（上下卷，英文本第一版出版于1913年）。该书的中文版长期是国内学习西方史学史的主要参考书，其中对兰克的介绍比较详细，而且完全是正面的，强调《教宗史》是“客观叙述”，使用了丰富的资料。古奇是这样赞美兰克的：“兰克是近代时期最伟大的历史家，不仅因为他创立了研究资料的科学方法，而且因为他具有无与伦比的公平品质。”[1]国内多数读者对兰克的看法恐怕主要出自古奇的上述著作。
兰克的《教宗史》并不是一部通史，主要记载的是16和17世纪的情况，尤其突出教宗在新教改革和天主教改革当中的表现。与古奇的态度有所不同的，是英国学者迪肯斯和汤金对兰克的评价。他们在1985年出版有《历史观念中的宗教改革》，系统和详尽地追溯相关的思想史和史学史，也重新评价了兰克。在他们看来，与19世纪其他一些历史学家相比较，譬如与法国的基佐、英国的麦考莱和卡莱尔相比较，拥有追求历史真相的态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超越教派偏见、情感和思想倾向的影响是兰克和他们共同的特征。他们，包括兰克在内，也绝不是完全丢失历史研究中的态度和感情。
与麦考莱这样激情洋溢的作者有所不同，兰克呼吁学者避免激情、敌意和走极端，不过这并不是说他自己没有主观立场，他也不可能完全摆脱教派的色彩。[2]迪肯斯和汤金举例说，兰克对马丁·路德和耶稣会创始人依纳爵·罗耀拉看法，说明他对天主教会历史有清楚的了解，不过也折射出他的偏见。[3]这部分关于依纳爵和耶稣会起源的内容（见《教宗史》第1卷第2册第4章）提出了下述观点：与依纳爵的情况一样，路德在探索宗教生活的过程中经历了精神危机，但是他凭借对基督和圣经的信心获得了心灵的和平，由单纯个人体验造成的困扰中解脱出来。“与之相反的是，罗耀拉完全生活于幻觉和意象之中”，追求他个人与神的直接交往。
《教宗史》以及兰克其他著作对档案文献的使用，并非如兰克自己和他的崇拜者声称的那样广泛和系统。按照兰克自己的说法，尽管未能查阅梵蒂冈的教廷档案，他使用了法兰克福、柏林、维也纳、罗马和威尼斯等地的手稿。在缺少现代图书馆文献处理手段的情况下，在没有成规模的学术机构和团队进行协助的情况下，在他所耗费的有限时间里，即便兰克能够见到的档案文献的数量也远远超出他个人所能梳理和阅读的范围。
迪肯斯和汤金就此评论说，早在1861年就有学者指出兰克在写作《教宗史》和后续的其他著作时应该只是浏览了有关档案馆藏的一小部分，根本没有系统地查阅和使用，尽管他标榜自己代表着现代历史学专业的新方法，即以完全掌握相关问题的档案文献作为研究的基础。兰克其实自己仅仅是暗示，而不是用确切的话语炫耀他系统使用了档案文献。也许他希望表明，他已经意识到档案文献对研究的关键意义。
真正难能可贵的是，兰克对当时已经存在的大量的二手文献，即前人已经就教宗和宗教改革所写作的极其丰富的著述，有彻底和深度的把握。迪肯斯和汤金指出，在《宗教改革时期的德国史》里面，兰克在注释里面引用了巨量的二手著述。依赖这些后来很少被人提及的二手著述以及他自己所收集的原始材料，兰克的综述和分析对历史事件给出了具有创造性的描述和结论。[4]
迪肯斯和汤金借用阿克顿爵士这位兰克的崇拜者的话说，兰克开始历史写作的时候并没有使用手稿，之后对手稿文献略微有所涉猎，不过最终却声称“近代历史的研究不可能具备科学性，除非研究者使用了所有的书面证据”。[5]这段话其实并非是在贬低兰克。
阿克顿1886年在《英国历史评论》的创刊号里有长文评价当时的德国历史研究，其中谈到了兰克的历史研究及其方法。阿克顿主要还是在肯定兰克的独特贡献。他指出，使用原始档案材料研究历史的确是当时逐渐变得普遍的现象，并非是兰克的原创，但是兰克对此新方法的意义却给出了非常清晰明确的肯定，而且强调历史研究本身的价值，避免将历史叙事直接和随意地用于政治、宗教和其他目的，因此也拒绝对历史人物和事件作出非黑即白的简单裁断。[6]
伊格尔斯在1962年就注意到，美国史学界一度是以高度选择性的方式接受兰克及其研究方法，强调其科学和客观处理原始文献的一面，模仿其讲授历史的研究班课程，却忽略其研究背后的思想和理论思辩。美国学者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对兰克的看法是，他严格地依据史料重建历史，避免把哲学和道德的观点加入到历史叙事中间，即“按照真实情形重建历史”。而另一些美国学者则基于对兰克这样的谬误理解提出对他的批评，认为他试图简单重建史实，没有对历史作出深刻的分析和解读，而且他这种客观再现历史的意图是不可能实现的，他自己也没有做到。[7]
而在同一时期，德国学术界对兰克也推崇备至，但是提出的观点却与美国学者完全不同，深入地讨论了兰克的历史理论以及他在历史叙述中试图表现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包括在认可国家关键作用的同时将神意看作是重要的决定性因素：兰克承认宗教在历史上的重要作用，没有像黑格尔和其他一些德国学者那样把国家抬高到至高无上的地位。这样的评估并没有否定兰克对史料和个案的看重，而是注意到，兰克强调微观历史研究的目的是认识宏观的历史格局，同时又努力避免用先入的理论模式去控制、用宏观的框架去裁剪历史叙事。[8]
中国读者在阅读兰克《教宗史》的时候，如果了解了前述的史学史和思想史情况，不仅会更好地欣赏作者所讲述的精彩故事，也会更到位地理解他的用意及其叙述背后的思想，当然也会因此避免偶像崇拜兰克以及他的形象所代表的所谓考据史学。实际上，兰克并不是一个作茧自缚、拘泥细节的考据史学家，他的成就远远超出考据史学。
拒绝宏大叙事的“考据史学”，往往是担心“文字狱”横祸的学者洁身自好的不得已办法。兰克以及19世纪的德国史学家并没有遭遇这样的社会环境。他们性格上的弱点可能是过于轻易地认同德国的历史传统和当时德国的意识形态，尽管他们从来没有和不可能否认德国文化中的始终存在的多元和多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