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
朝圣的世俗化
11世纪的欧洲正处于克吕尼运动的高峰期，宗教的思想观念与感情已深入到人们的骨髓，人们的时空观、财富观、劳动观以及其他一切行为，无不受到基督教的深刻而持久的作用，在几乎任何一个教堂或小村庄都会听到人们发自内心的对天国的追求和对地狱的恐惧。十字军东征发生前的10—11世纪之交，正值基督教史上的所谓“世界末日”，而这时的西欧也正处于长期的荒年。[中 7]。人们疯狂地相信《启示录》中提到的基督在十字架上被钉死以来的千年末日已经来临，类似“世界末日之时，西方皇帝会在耶路撒冷加冕，并与反基督的异教徒在那里战斗”的传言在欧洲各地到处散播

在这种压力下，一种强烈的“赎罪”与“修来世”的意识成为当时的社会时尚，人们把现实苦难看作是上帝对其的惩罚，积极提倡苦修、禁欲、补赎，并由此引发出狂热的对物崇拜和圣地朝圣。在欧洲圣地朝圣早已有之，但此刻的朝圣被教会赋予了新的含义，即朝圣本身也是一种补赎，朝圣者启程之始要象教士一样立誓信教，朝圣期间要过独身生活，并要朝圣者到达圣地进行祈祷时，“他本身已具有了一种权力，可杀一个邪恶的人或治愈一个病人”

到11世纪时，欧洲朝圣者的人数空前增长。原先小规模的朝圣被大规模的忏悔朝圣所代替。1054年康布雷主教率领3000名朝圣者前往耶路撒冷；1064年—1065年德国科隆、美因兹等地的主教率领上万名基督徒和一支拥有相当人数军队组成的朝圣大军前往耶路撒冷，结果约有3000人在途中倒毙[中 8]。在当时宗教文化浓厚的时代氛围中，去往圣地进行“圣战”成为一条便捷的赎罪途径，对于穷苦又无援的民众来说，朝圣或到东方去“圣战”也是他们改善命运的出路

教会内部矛盾
东欧的拜占庭帝国长期奉行的东正教派，并与罗马的天主派在神学、教会组织等各方面的分歧不断扩大。1053年，拜占庭帝国基督教会君士坦丁堡牧首弥格耳（Michael Cerularius），因君士坦丁堡的拉丁礼教堂拒绝使用希腊礼拜仪式，遂将其全数关闭。罗马教廷提出抗议。弥格耳反而质问西方教会弥撒用无酵饼源自犹太人实为异端。罗马教宗良九世派了枢机主教亨拜（Humbert）至君士坦丁堡，与弥格耳谈判，但是双方各不相让，谈判破裂。1054年7月14日亨拜进入圣索非亚大教堂，将开除弥格耳教籍的判书放到祭台上，出了教堂。而弥格耳不肯屈服，当众把罗马教宗送来的诏书烧毁

之后罗马教宗和君士坦丁堡牧首相互绝罚，基督宗教正式分裂为西方天主教（拉丁教会）和东方东正教（希腊教会）。[中 9]有历史学家认为，虽然发起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教皇乌尔班二世没有提及罗马教廷谋求在东方的影响力，但不失为号召十字军的目的之一。[外 15] 从罗马帝国晚期到11世纪，教会官员的任命尽管理论上是罗马天主教会的任务，但实际上由世俗权威履行。主教和修道院长们接受世俗权利，买卖圣职活动泛滥，甚至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对罗马教廷施加影响

教皇格里高利（1073年—1085年在位）因应当时的宗教改革呼声，提出的教会的权柄高于政治的权柄，并下令禁止贵族私自封立主教及指派教会职位，要求圣品人员严守独身的誓言。[中 10]然而，这对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封建统治者们，尤其是靠日耳曼主教和伦巴底主教支持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构成威胁，因此发生了叙任权斗争。教皇和皇帝双方势力都需要引导舆论获取民众支持，而号召人们对圣地的宗教热情对确立教皇的“普世权威”是有利的

经济
实际上，来往朝圣的人们中有不少带着朝圣者和商人的双重角色。[中 11]如10世纪末期，一些意大利商人利用拜占庭给他们的保护建立了同埃及与叙利亚的商业关系。他们对圣地表现出热忱，在安提阿和耶路撒冷为朝圣者建造旅舍。后来，穆斯林与热那亚和比萨舰队作战失利，加之诺曼人征服西西里（1090年），伊斯兰势力逐渐丧失了在地中海的优势地位，意大利沿岸各共和国的商业野心受到了有力的刺激

东征前的十字军
实际上基督徒对异教徒的战斗的序幕在东征之前就已拉开，如1090年意大利南部皈依基督教的诺曼人夺回了西西里岛。而最早的十字军运动发生在西欧的边缘——伊比利亚半岛，西欧的基督徒在此表现最为剧烈。早年阿拉伯人入侵并灭亡西哥特王国时，半岛上就开始了收复失地运动。

克莱芒会议
教皇乌尔巴诺二世在1095年11月在意大利皮亚琴察召开宗教会议，正好东正教的拜占庭皇帝派来特使在会议上痛陈突厥人西侵的压迫，于是教皇在会议上疾呼西欧应收复圣地并解救同为基督教兄弟的危难，但对抗强大的穆斯林势力必须有更多的团结势力，于是教皇在同年11月冬天在法国克莱芒召开更大的基督教会议发表演说以号召更多响应者，此次参与会议多达数万人并且包含了各地大主教与封建贵族骑士与平民，造成贵族与平民间热烈响应，并且确立以十字记号为军队徽帜，制订大量徽章大量发放，十字军的名称由此而来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
克莱蒙特会议后，在教皇乌尔巴诺二世的指导下，加之对经济和精神特权的憧憬，西欧许多社会阶层都跃跃欲试，指望在十字军东征中能够碰到好运气，改变自己的处境[中 11]。第一次十字军空前需要现款，这导致了经济社会一度混乱。许多主教、贵族，甚至农民拿出了窖藏多年甚至百年的货币，法兰克帝国瓦解和早期封建割据的局面可见一斑。不少贵族、自由人为踏上征途而千方百计获取装备、物资和现款，包括出售不动产、掠夺犹太人等等

教皇委派一批正式传教士到欧洲各地向骑士阶层宣传十字军运动，预定于1096年8月由欧洲武装骑士组成部队出发。然而，有一些自告奋勇的狂热宣传分子同时鼓动了下层贫民。这些被鼓动的贫民或来自于领主的农民和仆役，或有城市流民、亡命之人等等，他们或许不知道十字军的宣传意义，但他们知道要摆脱目前的困顿和窘况。1096年3月，在“隐士”彼得和沃尔特·桑萨瓦尔的率领下，这些平民迫不及待地自行组织出发了，即平民十字军。

这群“军队”似乎不是前去作战，去同基督教的敌人搏斗，而更像是举家移民。“他们以牛羊当作马用，沿途拖着双轮小车，车上堆着破碎的行李和孩子们，每经过一个堡垒或城镇，孩子们伸手问道，‘这是耶路撒冷吗？’。”[中 12]这只看似可怜的队伍，却漫无纪律，沿途残忍地进行劫掠和屠戮，许多犹太人、匈牙利人等在他们眼中看起来像“异教徒”的人都惨死在他们手下，但他们本身损伤惨重，疾病、斗殴和贫困让这支队伍渐趋萎靡[中 13]。在死去过半人的情况下，平民十字军到达君士坦丁堡，又被君士坦丁堡的皇帝打发到小亚细亚迎战精锐的突厥人，几乎全军覆没

1096年秋天，由武装贵族和骑士组成的正规十字军开始出发。1099年，十字军占领埃及法蒂玛王朝穆斯林控制下的耶路撒冷，并建立了十字军国耶路撒冷王国和三个附属小国：伊德萨伯国、的黎波里伯国、安条克公国。这次战事中十字军屠杀了安提阿和耶路撒冷二城。屠城之举影响深远，令穆斯林日后对基督徒留下永不磨灭的伤痛。

第二次十字军东征
1144年，穆斯林开始反击，塞尔柱人摩苏尔总督赞吉（Zengi）攻打伊德萨伯国。耶路撒冷国王向法王路易七世和德国国王康拉德三世求援，开始了第二次十字军东征（1147年 - 1149年），结果失败，伊德萨伯国灭亡。期间因赞吉遇刺，便由其子努尔丁继承其位，积极统合穆斯林世界的力量，为日后的萨拉丁反收复耶路撒冷作准备。

第三次十字军东征
1187年，埃及此时已经更换为阿尤布王朝，并统一了伊斯兰世界中前什叶派统治的法蒂玛王朝和逊尼派巴格达两者的力量，其苏丹是连西方人都称赞有骑士风度的萨拉丁，动员穆斯林军队反攻十字军国家，最终成功攻克耶路撒冷，俘虏了耶路撒冷国王。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一世（红胡子）、英国狮心王理查一世和法王腓力二世发动了第三次十字军东征（1189年 - 1192年），腓特烈一世在途中坠水而死，其部队退出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