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政府只盯经济、就业和分配，剩下的事，在民间你随便折腾。
第一，中国人依然在结婚，而且政府也依然在管婚姻，所以目前来说，同性婚姻不是一件政府可以剩下的事。
第二，如果这些在民间随便折腾的人都可以在中国免税的话，那就没有政府什么事了。
第三，更直白地说，非异性恋、非顺性别的人已经意识到异性恋、顺性别中心的婚姻在民政部门登记是一种特权，并且不再愿意纳税支持他们享有这种特权。
第四，这不是什么“你随便折腾”，而是已经有数千人签名的民怨沸腾！

33、同性婚姻没有死人，所以算不上什么重大的事情。
我们不希望有人为同婚法制化而死，但确实有非异性恋、非顺性别的人受不住压迫而自杀，并且可悲的是，人在社会中所受的压力是一种无法计算出具体数值的无形的东西，而它又确实存在。
我们没法证明那些非异性恋、非顺性别的人自杀全部都是因为同婚法制化没有实现，但也没有办法证伪。不过在异性恋、顺性别中心的婚家法/制没有被废除之前，同婚法制化又没有实现的情况下，这样的法律/制度及其背后的社会结构确实给非异性恋、非顺性别的人造成了压迫。
如果我们的社会各界都能意识到目前人与人之间的性与性别的权力结构是不平等的，是给人压力的，那我们就会放过自己和他人，不会再阻拦同性婚姻了。
至于那些想当然地认为婚姻不是什么重大事情的人，他们可以再想一下，如果有情侣举办婚礼被砸场，那这对情侣会不会说“没什么，婚姻不是什么重大的事情”，就知道婚姻在中国还是不是一件重大的事情了。此外，即便是反婚派的人也会认同的是，婚姻作为一种习俗是无可厚非的，只是婚姻作为一种法律就应该被所有人检视了。检视的目的是看谁被排挤在了法律之外，因为法律应该要人人平等，没有人应该被排挤在法律之外。

34、同性婚姻是西方的产物，中国是不会接受的。
第一，中国已经接受了很多西方产物，比如法律、政党、科技、企业等。
第二，现代国家的法制化的“同性婚姻”确实是西方的产物，但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社会性别相同的人之间发展亲密关系，建立婚姻家庭的事迹。古代那些帝王将相养男宠的事情在当时就已经是路人皆知的，而且还掀起过男风，传播到了周边国家。
第三，如果说中国不需要同性婚姻，那就得证明中国人没有情感（和、或）性欲，中国没有像西方那样建构出“同性恋”，“男”，“女”等性与性别的身份，也没有引入过西方的“一夫一妻制”，甚至整个中国社会对（同性）婚姻闻所未闻，不知（同性）婚姻为何物。
第四，虽然现在只有五千多人签名表示中国接受同性婚姻，但联署表单的独立用户浏览数已经接近两万，只是还有很多人迫于压力而不敢表态而已。我们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明确表态支持同性婚姻的。

35、我认为要先推反歧视法，再推同婚法制化。
第一，西方国家曾经有一种同志平权运动三步曲的论调，他们认为同志平权运动应该是，第一步：去病化、去罪化；第二步：反歧视立法；第三步：同婚法制化。但这种论调并不适用于全世界，因为有些地方从来就没有因为受西方殖民文化的影响而将非异性恋、非顺性别的人当成有病或犯罪，所以同志平权运动中所谓的第一步在这些地方是不存在的，比如台湾。
第二，同志平权运动也不是同婚法制化之后就结束了，在法律/制度被改变之后，还要继续改变法律/制度背后的社会结构，这需要相当漫长的时间。即便是已经同婚法制化十几年的荷兰，一样也还是有非异性恋、非顺性别的伴侣走在路上牵手就被路人打的事情发生。
第三，也并不是所有西方国家都符合这个三步曲的规律，像美国，虽然2015年就已经全美同婚法制化，完成了所谓的第三步，但至今仍然有些州没有反歧视法，没有完成所谓的第二步，以至于有些非异性恋、非顺性别的伴侣在那些没有反歧视法的州结了婚之后就被老板开除。
第四，坚守三步曲规律的人当然可以在中国先去推反歧视法，再来推同婚法制化。但我们想推同婚法制化，而且也不认为谁的问题应该先解决，或谁的问题应该后解决。我们认为这两个问题一样重要。

36、非异性恋、非顺性别的伴侣在婚姻关系没有受到法律保障时，与异性恋、顺性别的配偶相比，会有什么损失吗？
有损失，但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目前还没有去做详细的调查，所以无法列举一个损失清单。不过初步估计主要有两方面的损失，一方面是经济上的损失，另一方面是精神上的损失。
经济上的损失可能会因为每个地方给异性恋、顺性别的配偶的政策福利不同，而导致每个地方的非异性恋、非顺性别的伴侣的损失金额有所不同。但即便是没有那些政策福利，非异性恋、非顺性别的伴侣也还是会比异性恋、顺性别的配偶要损失更多钱。经济上的损失比如：纳税给婚姻登记部门的工作人员，却只是为了让异性恋、顺性别的伴侣能有一个地方登记结婚，而这个税钱对于非异性恋、非顺性别的伴侣来说等于是浪费钱的。如果要知道我们浪费了多少钱的话，就得先申请政府信息公开，了解国家每年拨了多少款给全国各地的婚姻登记部门。
精神上的损失则可能没有什么地域上的差别，可能主要就是配偶身份利益的损害。这可能需要找异性恋、顺性别的配偶与非异性恋、非顺性别的伴侣做精神压力的测试对比才能得出结论，这需要专业的心理学知识。精神上的损失比如：身为配偶的人格尊严受到了损害。
这里例举的经济上和精神上的损失只是一部分很明显的损失而已，其它或明或暗的损失要找专业的调查机构来调查分析，并列一份清单出来，才能一目了然。当然，这种调查是否值得做也需要再考虑一下，毕竟我们最终的目的是在法律/制度中去异性恋、顺性别中心，消除目前法律/制度中的社会性别规范给所有人造成的压力，而不是让所有人在社会中划分出不同的利益团体，并标明界限，以至于不同的利益团体之间不断地争执着：这个钱应该是你出，而不是我出。

38、中国当前的主要问题是经济问题，而性别问题是次要的。所以同婚法制化的时机还没到。
首先，我们认为无论是经济问题还是性别问题都很重要。而且这种“我的问题比你的问题重要”的论调会让自己显得太自私，从而失道寡助，也就是做人失败。
第二，性别问题算是比较好解决的问题，因为直接就可以拿出解决方案来，比如同婚法制化，而不只是一个问题摆在那里不知道要怎么解决。
第三，性别问题解决的话，人的压力也会小一点，生产力也就会提高。不然现在一些年轻人一天到晚活在恐惧中，生怕别人知道他们与别人有所不同，甚至担心因为自己与别人有所不同而无法升迁或被开除，那哪还有心思工作学习。人是一种需要社会认同的动物，而法律/制度可以给人认同感、归属感、安全感。

40、同婚法制化联署的目标人数是多少？
首先，我们认为少数人的权益是不应该以数人头的方式来决定的，而是希望能像日本东京涩谷区的区议会那样，有一对同性伴侣去找那些议员，跟他们讲了同性伴侣在现实生活中所遇到的一些难题，然后区议会马上就开始讨论并部分地解决了同性伴侣的这些现实难题。我们也希望中国的公权力部门可以倾听人民的意见，解决人民所遇到的公共的难题，而不是看哪群人人少，力量微弱，就视而不见。但很显然，只能说我们的想法是理想的，因为现在我们同性婚姻的官司也打了，全国人大代表也游说了，但是已经拖了一年多，我们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
第二，目前全国人大代表提案的动力不足，这是事实，但凡是掌握公权力的人都应该很清楚他们的权力是来源于我们每一个赋予他们权力的人，因此，我们希望以联署的方式让全国人大代表看见我们的力量，同时给予他们力量，也希望大家在征集联署以及在参与联署这种公民行使政治权利的行动过程中，能抓住机会积累民主协商的经验，多与社会对话，让中国社会形成一股不得不修法承认同婚合法的气候。
第三，我们预定的目标人数是一百万，但现在还不到百分之一。所以我们继续加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