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梭、雪莱、易卜生、托尔斯泰、海明威、布莱希特、罗素、萨特等,在他们当中一些人爱慕虚荣,一些人对金钱特别贪婪,也有些人两者兼备。罗素把他的一笔笔收入都记载在一个小本子上,放在贴身口袋里,心绪不佳时就掏出来仔细翻阅,称之为最有益的消遣。他十足的市侩,逢迎权贵,他最喜爱的是各种各样的奖章和勋章,一有机会就挂在身上,炫耀一番,并且乐此不疲。他回到挪威时,当年出身微贱的酒友去码头迎接他,他却躲进船舱,不肯相见。他把自己青年时代的不幸归咎于父母,同他们以及弟弟妹妹断绝了一切联系,当他十分富有以后,也不肯给他们任何帮助,他用五个克郎就打发掉他的私生子,还说:“这对你来说是足够了。”
他们言行不一,嘴上说得很好,却不肯去实行,他们制定的原则是要别人去做的。他们特别善于说谎、伪装和欺骗,德·波伏瓦、罗素、海明威是突出的典型,他们的回忆录是完全不可信的。这些知识分子的自我美化中最危险的地方,是他们用似乎是惊人的坦率和承认有罪来***读者,比如托尔斯泰的日记,虽然好像是诚实的,但实际上它们隐瞒的比披露的要多得多。卢梭的《忏悔录》,正如狄德罗和其他认识他的人当时就已经察觉的,是精心设计的欺骗实验,一块坦率的装饰板掩盖了谎话连篇的泥坑。海明威也是说谎成性,他厚颜无耻地伪造自己在大战中的经历,无中生有地编造自己的性爱故事。布莱希特过着优裕的生活,但在一个号称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里,他穿着工人的服装,每天花几个小时把灰尘弄到指甲里,以装成工人的样子。
这些知识分子还有一种对暴力的迷信。他们理论上反对权力机关施行的有组织的暴力,但在实践中又不反对、甚至支持个人使用暴力。罗素是个著名的和平主义者,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他就主张赶在苏联造出原子弹之前发动一场“预防性战争”来消灭它。萨特也迷恋暴力,他是“60年代末起扰乱社会的恐怖活动的理论教父”,波尔布特和“红色高棉”的其他头目就是接受了萨特“必要的暴力”理论,结果造成了柬埔寨几百万人的死亡。
约翰逊对知识分子领袖人物的攻击非常集中和尖锐。1988年,《知识分子》在伦敦问世,立即在大西洋两岸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英国和美国一版再版,始终畅销不衰。《伦敦书评》称它是“一本有说服力、也有趣的书;即使那些不喜欢它的人,也会从中得到乐趣”。《纽约邮报》则认为“任何人一拿起这本书就难以再放下”。《纽约时报书评》则俏皮地说:“约翰逊先生在那些伟大的思想家们所于的一切坏事中洋洋得意,书中洋洋得意的部分读来十分有趣。”
约翰逊列举的主要是这些知识分子私人生活中所犯的错误和他们的弱点,却很少谈到他们对社会的贡献,他们是一些思想家、作家、诗人,约翰逊对他们在思想史和文学史上的地位却很少涉及,这未免有舍本逐末之嫌。评价卢梭、萨特和罗素,不研究他们的著作和他们所创造的新概念、新理论在哲学史上的意义,说到雪莱、托尔斯泰、海明威、布莱希特,又无视他们是自己时代文学中最杰出的代表,这就让人感觉到如同在讨论《哈姆雷特》的时候,撇开了那位丹麦王子。不过,约翰逊的这本书也有其价值。《知识分子》的广大读者,并不都是出于猎奇的目的,通过阅读本书,还是可以从中得到某些教益,约翰逊为我们认识和评价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不能不承认,约翰逊击中了知识分子致命的一种弱点:脱离实际。罗素喜欢喝茶而不会煮茶,妻子外出时,把煮茶的程序一条条写在纸上,放在厨房里,让他依照着操作,可是这位大哲学家,还是把一切搞得一团糟。这类事情在知识分子中是司空见惯的,大人物有这样的小故事也无伤大雅,人们听了感到好笑,并不以为奇。约翰逊对此却有更深一层的思考,他发现,某些大知识分子不光是在日常小事上,而且在重大的社会问题上,也可能脱离实际,但又不容易被人们发觉,他们是思想领域的探索者,他们的思维方式常常以自我为中心,把自己的思想成果绝对化,自以为是真理的发现者而一意孤行,而且他们是公众的精神领袖,他们的弱点会影响到社会,被人们所盲从,这将带来严重的后果,甚至是空前的灾难。因此约翰逊在《知识分子》一书中发出了“警惕乌托邦”的呼吁。
比如,高兰茨和赫尔曼,就是为了一种乌托邦的理想,不惜故意歪曲事实,掩盖30年代苏联发生的恐怖主义大清洗。在1958年和l966年,中国不也是为一种乌托邦而疯狂吗?它带来的灾难又何尝小于在苏联和柬埔寨所发生的悲剧。我们应当思考约翰逊在本书中最后的结论:“任何时候我们必须首先记住知识分子惯常忘记的东西:人比概念更重要,人必须处于第一位,一切专制主义中最坏的就是残酷的思想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