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沧浪区医院位于一个十字路口，两面临街，十分吵闹。
医生很好，没有再抽血抽骨髓，而是直接给母亲输液了。
简陋的病房靠近闹市，病人和家属之多令我咋舌，医院血液科，竟然如菜场一样，人声鼎沸。
即便是已经迷迷糊糊的母亲，也是借助了棉球才睡着了一小会儿，父亲几乎是一夜未睡。

即便是如此严重的疾病，医院里也没有凄楚感。
再严重的疾病，医生也见多了，何况他们根本没有时间抒情。癌症疾病对于家庭而言，是重大灾难；对于医生而言，是司空见惯。

次日我妹妹妹夫千方百计托到了关系，把母亲转入了苏州某医院内二科。
由于我的鲁莽决定，差点导致了重病的母亲无医院可去，而且休息不好必然会加重病情。苏州一院再好也住不进去，还能如何呢？

母亲生病，我才知道，原来，很多时候求医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那时候我儿子还只有四岁，在我的影响下，稚气的他学会了一句安慰母亲的话:“长大了当医生，给婆婆治病！”
当然真到高考前，我儿子早就忘记了小时候安慰性的承诺。

事实上，没有多少坎过不来，不过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回头看看那些日子，早已经风轻云淡。
二十年过去了，母亲很好，活得连阎王都忘记了她；过去的那些日子，残留在记忆里，不过像是一场曾经看过的难忘电影。

在医院才知道，白血病病人原来还挺多的。
最小的不到一岁，最大的六七十岁。
印象深刻的是个五六岁的农村小男孩，深受大家疼爱，他会主动问候每一个病友，很配合地吃药打针，从不哭闹。他父母一脸的愁苦，一脸的老实巴交。
孩子的性命和医药费，都是他们心头沉重的负担。

母亲同病房的某某老太，情况不好被子女拉回去了。
次日夜里，母亲被噩梦惊醒，嘴里还恐惧地嘀咕着:“我不要！我不走……”
紧接着，对面病房传来了痛哭:那个英俊的才华横溢的年轻人走了！
母亲有点发木，呆呆地对父亲说:“某某老太原来是要带我走的，我不走，她带走了他……”

原来母亲梦见了某某老太，她劝母亲:“跟我走吧，走了就不疼了，没有痛苦了……”
母亲不肯，某某老太叹了口气离开了母亲……
紧接着母亲惊醒，几乎同时恸哭声传来……
不得不说，这故事听得我毛骨悚然。

病友们自发的生日计法和我们不同。
他们从生病起，重新计算自己的生日。
得病一周年便是他一岁生日。大家一起互相鼓励，争取活得更久。
比如我母亲，应该算是明星了，跨过了二十岁的门槛。

主治大夫告诉我们，对于癌症而言，缓解五年就算是治愈了。
母亲第一次住院时间长达六个多月，父亲记录了母亲每天使用的药物，以及母亲的情况，聊以度过陪伴的难熬的日子。

父亲记录的习惯一直保持着。
在莫斯科，晚上起床时都能看到父亲坐在窗前，低头用笔在他的小本子写着什么。
当一个孤立的行为仿佛并无多大意义，但当一个习惯反复着，就可能会留下大量珍贵而有用的资料。

陪父母去俄罗斯，并非出于刻意。
平生第一次出国自由行就是俄罗斯，由于去过，自然心里有底。
我和父母不在一个城市。我每周打电话向他们问安。去年的一天，父亲接的电话。我问他们好不好，父亲说好。接着玩笑般地加了一句:“就是在等那一天了。”
我有些难过，当晚就预定了今年四月底到莫斯科的来回机票。

不仅仅疾病是病，寂寞也是病。都得治。

母亲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她非常好学，珍惜时间。
在莫斯科，由于时差，我们总是醒得比当地人早，九点出门经常是商店都没开门。
那天上午8点半我带父母来到文化公园的莫斯科河畔坐游船，却没料到游船10点半才有。
我让母亲等两个小时，她非常生气，觉得花了那么大代价跑去莫斯科，却要在等待中虚度光阴，她一刻也不想等。
问题是她的腿有残疾，又不能多走路，等待让她难以忍受，走路让她痛苦不堪。而我，只能一筹莫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