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文化:在这次关于“女德”的讨论中,有人说这就是在给现代女性立“贞节牌坊”,也有人认为“贞洁观”是古代儒家压迫和束缚女性的一种方式,对此您怎么看?
龚鹏程:当现代人脑海中想象的都是古代幽闭、压抑的女人形象时,也就会痛骂儒家的贞洁观。说儒家反对男女自己自由交往,禁欲、树贞节牌坊。其实恰好相反,儒家是强调男女交往的。《诗经》开篇就歌颂“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周礼》甚至设了个官叫媒氏,推动此事:“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而不用令,罚之。”这就是现在仍广泛流行于各地的三月三上巳活动。许多人还以为这是少数民族风俗呢,不知本是儒家旧制。《论语》:“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舞雩,也与此有关。据《西京杂记》说重阳同样具此功能:“三月上巳、九月重阳,使女游戏,就此祓禊登高。”
因是制度,故官府会予以推动,不只理论提倡而已。《癸辛杂识续集》载:“南丹州男女之未婚嫁者,于每岁七月,聚于州主之厅,铺大球于地。女衣青衣大袖,用青绢盖头,手执小青盖。男子拥髻,皂衣皂帽。各分朋而立。既而左右队长,各以男女一人推仆于球。男女相抱持,以口相呵,谓之‘听气’。合者即为正偶。或不合,则别择一人配之。”这是典型的“送作堆”,乃该地之正式婚制。女人用头盖遮住头脸,是避免男方以貌取人,要全凭拥抱亲吻以定合否。想结婚,而又无交往能力或机会者,以此法令其有配,取不以目,而听之以气,未尝不是个好办法。正因儒家是鼓励“窕窈淑女,君子好逑”的,所以官府也积极促进男女匹配,提供男女交往空间。
凤凰文化:儒家思想发展到宋明时期似乎站到了人性和情欲的对立面,“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观被世人指为其一大“罪证”,已不仅仅是对妇女的压迫,而是对人之本性的压迫,对此您怎么看?
龚鹏程:近人不知儒家的那些思想,所以当然又常痛骂宋明理学家要求人禁欲。不知儒者阐扬良知,即取义于好色。《传习录》卷上载阳明语:“圣贤教人知行,正是要复那本体。《大学》说:‘如好好色。’见好色属知、好好色属行。只见那好色时,已自好了。不是见了后,别立个心去好。”这是重新回到《大学》,讲好色,再从人之好色来阐发知行合一。好色与恻隐辞让之心,俱为人之良知良能。故好好色即可以说明知行之合一,恶恶臭,也可以说明羞恶之心。这是孟子“形色,天性”之说的发挥。当时另有一批言论,则上溯于孔子“如好好色”之说。如《情史·序》云:情始于男女,而“流注于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间,故“《易》尊夫妇、《诗》首关雎、《书》序嫔虞之文、《礼》谨聘奔之别、《春秋》于姬姜之际详然言之”。
这些文献有三个重点:一、正面肯定人之好色。对美色之爱好,被视为是最真诚的表现,所谓“好好色”。故对美色不必避忌屏绝,也不以为好色之心是应该遏抑的。二、强调男女性事为一切伦理之基点,故应扩充此好色之心,所谓“如好好色”。三、情欲伦理学并不鼓吹纵欲,仍是克己复礼式的,反对荡情,主张情要能发而中节。因此它反而与汉人的讲法颇为接近。不过,汉代儒者论性,偏于阴阳交接理论的说明,成为房中性学。明代则比较偏于以具体事例来借事显理,叙男女交合房中之事,以申情欲伦理学之要,故常借小说戏曲来表达。还有一类,则是从气、从情上说。这可以王夫之为代表。
王诗常涉及男女爱情,而且含有性意象。巫山云雨,女怜杨柳倒根栽、男伤筦簟有余清。如此言情,与其心性论有关。他《尚书引义》说:“形者,性之凝。色者,才之撰也。有形斯以谓之身,形无有不善,身无有不善。”形色、气禀既然都是善的,人因形色之需而形成的过恶,便非形色本身的问题,而是形色在与物相交际时,处理不当所致:“故好货好色不足以为不善。货、色进前,目淫不审而欲猎之,斯不善也”。这是从气上说形色之善,认为好色并不是不好的。接着他又从情上说。谓“性自行于情之中”“性以行于情才之中”。情不是性,但性行于情之中,情之重要可知。再次, “人苟无情,则不能为恶,亦且不能为善。”不仅偏于从情可为善这一面说,而且一切功夫都着在情上,心性论事实上就成了情论。大骂宋明理学的人,对这些情色与心性论之讨论,当然又都是不明白的。
现在大家一方面感叹礼崩乐坏,一方面又学着五四以来的声口,大骂礼教。习惯性懒惰、习惯性偏执,对礼乐的内容、女教的实情,不肯稍作了解。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自认为有责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