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文化：在这次关于“女德”的讨论中，有人说这就是在给现代女性立“贞节牌坊”，也有人认为“贞洁观”是古代儒家压迫和束缚女性的一种方式，对此您怎么看？
龚鹏程：当现代人脑海中想象的都是古代幽闭、压抑的女人形象时，也就会痛骂儒家的贞洁观。说儒家反对男女自己自由交往，禁欲、树贞节牌坊。其实恰好相反，儒家是强调男女交往的。《诗经》开篇就歌颂“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周礼》甚至设了个官叫媒氏，推动此事：“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而不用令，罚之。”这就是现在仍广泛流行于各地的三月三上巳活动。许多人还以为这是少数民族风俗呢，不知本是儒家旧制。《论语》：“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舞雩，也与此有关。据《西京杂记》说重阳同样具此功能：“三月上巳、九月重阳，使女游戏，就此祓禊登高。”
因是制度，故官府会予以推动，不只理论提倡而已。《癸辛杂识续集》载：“南丹州男女之未婚嫁者，于每岁七月，聚于州主之厅，铺大球于地。女衣青衣大袖，用青绢盖头，手执小青盖。男子拥髻，皂衣皂帽。各分朋而立。既而左右队长，各以男女一人推仆于球。男女相抱持，以口相呵，谓之‘听气’。合者即为正偶。或不合，则别择一人配之。”这是典型的“送作堆”，乃该地之正式婚制。女人用头盖遮住头脸，是避免男方以貌取人，要全凭拥抱亲吻以定合否。想结婚，而又无交往能力或机会者，以此法令其有配，取不以目，而听之以气，未尝不是个好办法。正因儒家是鼓励“窕窈淑女，君子好逑”的，所以官府也积极促进男女匹配，提供男女交往空间。
凤凰文化：儒家思想发展到宋明时期似乎站到了人性和情欲的对立面，“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观被世人指为其一大“罪证”，已不仅仅是对妇女的压迫，而是对人之本性的压迫，对此您怎么看？
龚鹏程：近人不知儒家的那些思想，所以当然又常痛骂宋明理学家要求人禁欲。不知儒者阐扬良知，即取义于好色。《传习录》卷上载阳明语：“圣贤教人知行，正是要复那本体。《大学》说：‘如好好色。’见好色属知、好好色属行。只见那好色时，已自好了。不是见了后，别立个心去好。”这是重新回到《大学》，讲好色，再从人之好色来阐发知行合一。好色与恻隐辞让之心，俱为人之良知良能。故好好色即可以说明知行之合一，恶恶臭，也可以说明羞恶之心。这是孟子“形色，天性”之说的发挥。当时另有一批言论，则上溯于孔子“如好好色”之说。如《情史·序》云：情始于男女，而“流注于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间，故“《易》尊夫妇、《诗》首关雎、《书》序嫔虞之文、《礼》谨聘奔之别、《春秋》于姬姜之际详然言之”。
这些文献有三个重点：一、正面肯定人之好色。对美色之爱好，被视为是最真诚的表现，所谓“好好色”。故对美色不必避忌屏绝，也不以为好色之心是应该遏抑的。二、强调男女性事为一切伦理之基点，故应扩充此好色之心，所谓“如好好色”。三、情欲伦理学并不鼓吹纵欲，仍是克己复礼式的，反对荡情，主张情要能发而中节。因此它反而与汉人的讲法颇为接近。不过，汉代儒者论性，偏于阴阳交接理论的说明，成为房中性学。明代则比较偏于以具体事例来借事显理，叙男女交合房中之事，以申情欲伦理学之要，故常借小说戏曲来表达。还有一类，则是从气、从情上说。这可以王夫之为代表。
王诗常涉及男女爱情，而且含有性意象。巫山云雨，女怜杨柳倒根栽、男伤筦簟有余清。如此言情，与其心性论有关。他《尚书引义》说：“形者，性之凝。色者，才之撰也。有形斯以谓之身，形无有不善，身无有不善。”形色、气禀既然都是善的，人因形色之需而形成的过恶，便非形色本身的问题，而是形色在与物相交际时，处理不当所致：“故好货好色不足以为不善。货、色进前，目淫不审而欲猎之，斯不善也”。这是从气上说形色之善，认为好色并不是不好的。接着他又从情上说。谓“性自行于情之中”“性以行于情才之中”。情不是性，但性行于情之中，情之重要可知。再次， “人苟无情，则不能为恶，亦且不能为善。”不仅偏于从情可为善这一面说，而且一切功夫都着在情上，心性论事实上就成了情论。大骂宋明理学的人，对这些情色与心性论之讨论，当然又都是不明白的。
现在大家一方面感叹礼崩乐坏，一方面又学着五四以来的声口，大骂礼教。习惯性懒惰、习惯性偏执，对礼乐的内容、女教的实情，不肯稍作了解。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自认为有责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