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就伊尹是否做过厨师、是否以厨师的身份游说过成汤、是否以“身执鼎俎”的拍马屁方式讨好成汤最后才得以重用的问题而言,在战国末期形成了三种版本的不同说法。《吕氏春秋·本味》认为伊尹曾以烹饪的道理劝说商汤而得重用;《韩非子·难言》说伊尹屡次陈政见于商汤之前仍不获赏识,无奈之余只好屈身以为厨师,进献各种美味讨好商汤,最后才以商汤亲信的身份得以重用;《孟子·万章上》明确否认伊尹曾经干过“割烹要汤”这种为士人所不齿的谄媚勾当,甚至连伊尹曾经做过厨师一事也被否定,在孟子的叙事中,伊尹被想象成一个躬耕于山野、笃信“尧舜之道”的“先知先觉”。上述争论曾一度使得司马迁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最后只好在《殷本纪》中以“或曰”的折中形式将那场争论记录在案,以供后人参考。战国时人尚且各持己见、争执不休的历史难题,几千年后的现代人欲对此做是非之裁判,殆无可能。某种意义上说,伊尹成了一个历史之谜。

揆度古代士人的仕进心态及政治原则，倒是孟子、韩非在伊尹是否做过厨师、是否“割烹要汤”方面产生的观点对立，颇值得后人玩味。孟子替伊尹辩护，并非因为他有确凿证据来否定伊尹“割烹要汤”的历史，而是儒家“从道不从君”的仕进原则的理论表达。孟子认为，伊尹作为“先知先觉”的圣人，岂能自贬人格向权贵献媚？焉能不问是非道义、惟权势功名是趋、不择手段地进行政治投机行为？倘若生不逢时而遭遇昏君，儒者甘愿选择暂时退隐以待圣君也决不委身名利而助纣为虐，所以孔子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孟子也主张：“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儒家提倡“从道不从君”的仕进原则的根本目的在于维护“道”在政治领域的正义性，决不以牺牲政治正义的做法换取功名利禄。如此，孟子根本不相信伊尹会以厨师身份去讨好商汤。有意思的是，与孟子的伊尹观点截然相反的韩非其实并不反对儒家“从道不从君”的政治原则。首先，韩非强调政治统治的合法性与正当性。《韩非子·五蠹》篇曾以有巢氏、燧人氏等圣人的产生途径和目的为例，说明国君的产生是民众推举并最终为民众利益服务。这与《慎子·威德》“立天子以为天下，非立天下以为天子也”的政治主张在学脉上递相传承，无有二致。其次，韩非对那些品格卑微奴性十足、为了谋取权势竭尽阿谀逢迎、摇尾乞怜的政治投机者进行了无情揭露和猛烈批判：“凡奸臣皆欲顺人主之心以取亲幸之势者也。是以主有所善，臣从而誉之；主有所憎，臣因而毁之……此人臣之所以取信幸之道也。”（《韩非子·奸劫弑臣》）他还在《二柄》篇中以竖刁、易牙的历史教训来揭示阿谀逢迎对于政治的危害。再次，对于“仁义礼智信”等价值观念，韩非与儒家之间也存有共识，王先慎在《韩非子集解·序》云：“非论说固有偏激，然其云明法严刑，救群生之乱，去天下之祸，使强不凌弱，众不暴寡，耆老得遂，幼孤得长，此则重典之用而张弛之宜，与孟子所称及闲暇明政刑，用意岂异也。”韩非对儒家思想的批判有其具体的条件性与情景性，验之于《韩非子》，均与任人唯亲、裙带关系的不良政治作风有关，而与政治正义性原则无涉。

如果说，孟子为伊尹“割烹要汤”的辩白意在阐述儒家对政治正义性与纯洁性的理想追求，那么，韩非直认伊尹“身执鼎俎为庖宰，昵近习亲”的理论着力点在于政治理想在现实社会得以实施的艰难。这份政治艰难裹挟着韩非对现实政治中奸进贤退、君道不明的苦衷与愤懑，愈显凝重。一般而言，儒家面对无道昏君，往往有两种途径可供选择：一是“无道则隐”，二是“革命”。可是，富有“治亦进，乱亦进”之进取精神的伊尹（《孟子·公孙丑上》），既不能在乱世退隐，也不会对昏君“革命”，倒十分契合重视现实政治的法家理念。不过，又该如何做到“治亦进，乱亦进”呢？如果得不到君主的信任和重用，即使再好的政治理念、再大的政治抱负到头来都不过是一场无痕的秋梦而已。韩非针对奸臣当道与庸主在位的现实，设计了“忍辱负重”的仕进模式，在韩非看来，只有得到君主重用有了权势之后，才谈得上救济苍生、泽及万民的政治理想。于是，便有了以厨艺讨好商汤的现实主义色彩浓厚的“韩非版”的伊尹。

孟子与韩非的“伊尹之辩”，彰显了传统士人在专制体制这一事先给定的政治秩序中如何实现政治正义、如何处理政治理想与政治现实之间关系方面的洞见。后人每每论及此点，往往是孟而非韩，斥韩非在故意宣扬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无耻”之学，实不解韩非通过伊尹身世的阐述所激荡起的内心波澜。它启示人们：实质正义的政治理想固然可贵且必不可少，但只有落实在现实生活中看得见、摸得着的“正义”才是人们最需要的，也更弥足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