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人墓碑记》，历史上又称“苏州民变”，首先说这个定义是没错的，尽管封建时代等级森严，但基本分两大块:官与民。不为官，既为民，所以称“苏州民变”，没有错。

封建时代的民，又分农民、商民和贱民，另一种表述，就是农户、商户和乐户。

苏州民变，不是贫穷的农户民变，也不是地位低贱的乐户民变，而是富有的商户民变。

富有的商户，有钱、有吃、有喝、有穿，这些人为什么要民变呢？这事要分析东林党人与这些商户之间的关系。

读书人可以做官，不可以经商，并不代表读书人不喜欢钱，因为儒家思想中有“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读书人不经商不耕作，他们的钱从哪来？这就需要拉赞助。读书人中了秀才，就会有人给赞助，中了举人，赞助就会更多点。这种赞助不能算行贿和受贿，不属于违法。不过，这却为日后做了官以后的行贿和受贿，打了基础。

吃了人嘴短，拿了人手短，花了人家的钱，就的替人家说话。东林党人之所以拼了命一样反对工商税，就是因为花了人家的钱了。再有就是，读书人做了官以后，虽然他们不能经商，但是他们可以暗中雇人经商，也可以在商户中入暗股。随着明代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读书人与商户就暗中结成了利益共同体，商户经商赚钱，读书人尤其是东林党人就充当了商户的保护伞，利用手中的权力，影响朝廷的政策。

明代之前，包括明代，税收以农业税为主，好像没有明确的工商税。就跟读书人缺钱拉赞助一样，朝廷缺钱了，也会向商户伸手，朝廷也有理由，河湖山川，只要不是分到农户手中的土地，都属于皇家所有，你商家过这些地方，就的交钱。这就出现了东林党人嘴中的“朝廷与民争利”，“万历皇帝贪财”。

朝廷收工商税，属于临时措施，缺钱了就收，不缺钱了就不要了，这也就是东林人为什么反对工商税的理由，如果朝廷明确了工商税作为国家法定税收，东林人也就没有理由反对了。实际上，朝廷无法明确工商税为法定税收，因为这与封建礼法相抵触，这也就为读书人反对工商税，提供了理由和借口。

以东林人为代表的士大夫阶层，已经早于朝廷，把手伸向了商业领域，朝廷收工商税，就直接触动了东林人的利益。朝廷收工商税是明的，以东林人为代表的士大夫阶层把手伸向商业领域，则是隐藏的，因为读书人耻于经商，经商就不是圣人门徒了。如果有人说东林人与商户有联系，他们是会跟你拼命的。这就使得东林人占据了“封建道德”制高点，收工商税的是小人，反对工商税的是君子。同时，这也造就了东林人极端矛盾的性格，既爱钱，别人又不能说。

历史上，东林人的装穷表演，很可笑也很滑稽。崇祯皇帝皇帝组织朝臣捐款，朝臣们穿上破衣服上朝，在自家门口挂上牌子卖房，装的很穷很可怜。等李自成攻进北京，对朝臣追比银两，7000万两银子到手。所以说，历史上东林人喊穷，都是骗鬼呢。

“万历皇帝贪财”，也不是因为万历皇帝个人贪财，万历三大征，是要花很多钱的，朝廷正赋农业税，远不能支持战争的需要，这才出现了万历年间征收工商税。可以说，万历前期，明朝军队那是指哪打哪，每战必胜。万历后期，随着东林党人的兴起，工商税的争议不断，万历皇帝也出现了矛盾状态，因为这工商税确实与封建礼法相冲突。这时，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努尔哈赤造反了，萨尔浒之战，明军惨败。从此，明王朝就陷入了工商税与战争的泥潭。收工商税，违背封建礼法，不收工商税，没钱打仗，这种矛盾，一直延续到明朝灭亡。

表面看，东林党人是封建礼法的坚定维护者。实际上，当他们的利益与封建礼法一致的时候，他们会借助封建礼法说事。当封建礼法与他们利益不一致的的时候，他们转变的比谁都快。比如说归顺李自成的大顺朝，还有归顺清政权，东林党人就变得太快了。乾隆皇帝为降清的明朝遗老编了一部《贰臣传》，如果再编一部《三臣传》，估计大部分是东林党人。

过去，只看《五人墓碑记》，苏州民变，是反强权反暴政的历史案例，从现在能看到的资料，用新名词说，苏州民变，更像是官商勾结对抗法制的典型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