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现代性，是现代性落实到政治领域的一种形态。它与启蒙主义一样，追求现代民族国家的理想，追求民主、自由、平等的人类价值。但它与启蒙现代性存在重大差异，这主要在于它们实现共同的远景所选择的途径不同。它不像启蒙现代性所设想的通过人的现代化来实现社会现代化，而是设想通过社会制度的改造为民众的幸福和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社会改造触及不同阶级的直接利益，会引发基于利益冲突的博弈，在现代中国就直接表现为惊心动魄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启蒙主义的批判武器，被政治革命的武器批判所取代，那就是诉诸革命手段，暴力推翻旧的制度，建立新社会。

一方面，它与启蒙现代性追求现代民族国家的理想一致，但是它基于工农联盟和武装斗争的战略，又不赞同启蒙现代性的人性解放思想和个人本位的观念，而是强调思想统一、行动一致和组织纪律性，也就是提倡集体主义和革命的理想主义，反对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这两者的关系，在早年胡适引起的问题与主义之争中就已经表现出来。
当鲁迅陷于启蒙现代性的目标与手段不相匹配所造成的思想困境时，正是无产阶级革命所展现的革命现代性前景给了他强烈的印象。这种影响产生的思想基础，是鲁迅在思想革命阶段就已确立的救大众的使命，即他的改造国民性的思想，所谓“揭出病根，引起疗救的注意”，是超越个人主义的，具有革命民主主义的内容。他的文学是有所为的文学，通过审美的形式要达到社会改造的目的。当思想启蒙与阿Q两相隔阂时，鲁迅从革命现代性所主导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看到了他原先所致力的启蒙对象——底层的民众，有可能走上反抗道路的前景。鲁迅的小说，对阿Q毫无意义。但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阿Q是可以被发动起来的。

阿Q之类旧中国国民的愚昧，会对中国革命造成伤害，但他们可以在革命过程中接受进一步的思想改造，而他们能被动员起来，正是在五四思想启蒙运动陷于低谷时鲁迅所渴望看到的解决中国问题的一条出路。这样的民众，是鲁迅原先寄予希望却一度无所措手，而现在换一个角度，发现是改造中国社会的一支重要力量。这种前景以及重新建立起来的观念，成了鲁迅与左翼力量建立联合战线的思想基础。而他的思想变化，也意味着他对早先的启蒙主义有了新的认识，开始向革命现代性的方向前进。鲁迅不可能因为利诱或者威迫而妥协，他向左翼方向前进，是基于他对启蒙现代性的反思和对于新的革命前景的思考所做出的理性选择。
一旦接受革命现代性的观念，鲁迅自身的思想发展就获得了一个很大的动力，开始朝此方向自觉地调整。他从五四时期一般性的对封建宗法制的批判，转向对国共两党政治斗争的强烈关注，抨击国民党的zhuanzhi统治。又按照左翼文化观念对自由主义思想——他五四时期的重要思想，提出批评，公开表达在中国共产党身上寄托着全人类的理想。左翼鲁迅的形象，就是在革命现代性的指导下鲁迅自觉参与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化斗争过程中确立起来的。

但是从现代性的角度看，鲁迅的左翼立场仍然包含了五四思想革命的元素。他不是对五四思想启蒙的彻底背叛，而是对它的发展和超越，即他的革命现代性观念中，并不否定理性的精神和个人的独立思考。这一点，导致他在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中与一些重要的左翼批评家发生了严重分歧。在一些左翼批评家看来，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意味着对五四文学的否定。他们把鲁迅作为批判的对象，宣布阿Q的时代已经“死去”，鲁迅式的人道主义的关怀完全过时。他们反对鲁迅的国民性批判的立场，强调要用阶级观念表现革命时代人民的觉醒。这种分歧，意味着鲁迅在走向左翼的过程中面临着与左翼协调处理革命文学与五四文学的历史关系问题。显然，鲁迅接受了革命文学的观念，但依然坚持了推崇独立思考和批判精神的五四式的思想立场。这正是鲁迅比那些犯有左倾幼稚病的左翼批评家更为成熟、更为深刻的所在。

左翼方面真正从思想上理顺与鲁迅的关系，其实是在鲁迅去世以后由毛完成的……毛对鲁迅的高度肯定，有他自己的思想情感基础，而在方法论上则是借助于他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思想。毛改变了此前左翼批评家，诸如瞿秋白等，把左翼鲁迅与五四鲁迅割裂开来，通过强调鲁迅思想的进步和他对自我出身的“背叛”，作为承认鲁迅是一个左翼作家并进而肯定他是左翼文学运动一面旗帜的前提这样的逻辑，他把五四鲁迅与左翼鲁迅统一起来，强调两者的统一性就在于共同的新民主义性质。换言之，在毛看来，五四鲁迅和左翼鲁迅都是整个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义文学的组成部分。鲁迅从五四时期的思想启蒙到“左联”时期的党外布尔什维克，他不是自我否定，而是合乎新民主义革命逻辑的一种发展，这是跟新民主义革命发展的逻辑相一致的。这就从根本上弥合了在一些左翼批评家那里存在的鲁迅与左翼观点的裂隙，解决了鲁迅在世时经常引起左翼内部争论的思想矛盾。从此以后，鲁迅开始成为新民主义文学的一个标志和一座无与伦比的高峰。这其实就是中国的革命现代性理论成熟以后，以革命现代性理论重塑鲁迅形象的一个重大成果，从而把“鲁迅”纳入到了整个中国革命之中。

毛的鲁迅观，开创了鲁迅研究的新局面。从延安时期开始，直到上个世纪50年代，许多学者主要就是以毛的鲁迅观，实质就是他的新民主义思想来阐释鲁迅，研究鲁迅的创作。按照这一模式，鲁迅的伟大就被理解为他从革命现实主义的高度解决了中国革命过程中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比如认为《阿Q正传》的主题，是强调辛亥革命的领导者脱离群众从而导致革命的失败。阿Q的形象，也开始侧重于他的不安于现状、要求革命这一方面，认为中国倘若革命，阿Q就会成为一个革命党，可惜的只是辛亥革命的领导者没有充分认识到阿Q的革命积极性，不允许他革命。这与五四时期的批评家侧重强调阿Q的愚昧及其所代表的国民劣根性迥然不同，明显是按照新民主义学说中对中国革命的重要同盟军农民阶级的本质定性来重新阐释的，也即符合新民主主义思想中关于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义革命的历史局限性的观点，并以鲁迅为样板，有力地了申明了文学要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

革命现代性，在中国新民主义革命时期，成为凝聚社会共识、推翻国民党zhuanzhi统治的强大动力。在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具体化为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社会主义建设。但是众所周知，因为“左”的错误，它在实践中开始出现问题，并且后来问题越来越严重。这影响到鲁迅研究，就是“鲁迅”变得越来越伟大，他关于辛亥革命局限性的思想似乎成了印证后来毛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正确性的一个重要例证。这明显地是按照政治需要发掘鲁迅身上符合中国革命内质的东西，把鲁迅研究纳入到了政治范畴。这种倾向，随着政治上的进一步向“左”发展，鲁迅最终被工具化，甚至成为打人的棍子。1966年10月19号鲁迅逝世三十周年，郭沫若发表演讲，提出要纪念鲁迅的造反精神，他就敏锐地捕捉到政治动向，把鲁迅研究直接服务于“文革”。让后来的人更以难理解的是，许广平以鲁迅夫人的身份，宣称毛是鲁迅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而鲁迅是毛的小兵。这种迎合极左政治的说法，是言不由衷的，它滑入了为极左政治服务的庸俗化泥坑。

现代化，关键是人的现代化。把人从现代迷信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向外，能正视中国闭关自守后造成的与世界的差距，增强与世界的交流。向内，恢复思想活力，激活批判精神和探索勇气。整个80年代的大部分时期，鲁迅研究事实上就是在重新激活的现代性想象中展开的。它回过头来又对思想解放运动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甚至可以说是整个思想解放运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具体地看，新时期的头几年里，鲁迅研究呈现为新旧思想模式并存的状态。一方面是有人维护政治实用主义思维指导下的关于鲁迅的一些定论，表面看是在维护鲁迅的文学史地位，其实是受“左”的观念影响的产物。另一方面，新的探索已经开始，先从一些具体问题着手，对鲁迅作品的主题做出了新的解释，为此曾引发一些争议。争议本身，说明是转型时期新旧观念发生了碰撞。从80年代初开始，鲁迅研究出现了重要的突破。这既表现在研究领域的拓展，研究方法的革新，更重要的是审视眼光的多样化。比如，对阿Q形象进行心理分析，认为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弱者为了减少外力的压迫以求得生存所必须的内心平衡所采取的一种心理调节手段。这明显地打破了文学形象分析的阶级论模式，把阿Q的性格看做是人类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一种心理模式和人格类型。一些学者，如钱理群、王晓明等，开始探索鲁迅的心灵历程，把原来被神化了的鲁迅还原为一个充满人性关怀、思想焦虑而又不惮于前驱的无畏探索者形象。这与思想解放运动展开后，人们思想的活跃和文学观念的变化是相一致的。最具有突破性意义的，是王富仁的研究。王富仁的鲁迅研究成果，确立了新时期作为思想革命一面镜子的“鲁迅”形象。它反映了启蒙现代性在中国历史一个重要关头的一个新的发展，也是对新时期思想解决运动的一个有力推动。

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
——《呐喊 ·自序》（1922）
昏乱的祖先，养出昏乱的子孙，正是遗传的定理。民族根性造成之后，无论好坏，改变都不容易的。
——《热风 ·随感录三十八》
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又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者，但却又绝得日见其光荣。
——《坟 ·论睁了眼看》
虽是国民性，要改革也得改革。
——《华盖集 ·这个与那个》
这是因为中国人底心理，是很喜欢团圆的，所以必至于如此，大概人生现实底缺陷，中国人也很知道，但不愿意说出来；因为一说出来，就要发生“怎样补救这缺点”的问题，或者免不了要烦闷，要改良，事情就麻烦了......所以凡是历史上不团圆；没有报应的，给他报应，互相骗骗，这实在是关于国民性的问题。
——《中国的小说的历史的变迁》
最初的革命是排满，容易做到的，其次的改革是要国民改革自己的坏根性，于是就不肯了。所以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zz，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
——《两地书 ·第一集（八）》（1925年）
中国国民性的堕落，我觉得并不是因为国家，他们也未必为“家”设想。最大的病根，是眼光不远，加以“卑怯”与“贪婪”，但这是历史养成的，一时不容易去掉。我对于攻打这些病根的工作，倘有可为，现在还不想放手，但即使有效，也恐很迟，我自己看不见了。
——《两地书 ·第一集（十）》（1925）
中国人但对于羊显凶兽相，而对于凶兽则显羊相，所以即使显着凶兽相，也还是卑怯的国民。
—— 《华盖集 ·忽然想到（七）》
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
——《华盖集 ·这个与那个》
暴君的臣民，只愿暴政暴在他人头上，他却看着高兴，拿“残酷”做娱乐，拿“他人的苦”做赏玩，做慰安。自己的本领只是“幸免”。
——《热风 ·随感录六十五》
我们中国人总喜欢说自己爱和平，但其实，是爱斗争的，爱看别的东西斗争，也爱看自己们斗争。任他们斗争着，自己不与斗，只是看。
——《伪自由书 ·观斗》（1933）
乡下人捉进知县衙门去，打完屁股之后，叩一个头道：“谢大老爷！”这情形是特异的中国民族所特有的。
——《从胡须说到牙齿》（1925年）
造化赋给我们的腰和脖子，本是可以弯曲的，弯腰曲背，在中国是一种常态，逆来尚须顺受，顺来自然更当顺受了。所以我们是最能研究人体，顺其自然而用之的人民。脖子最细，发明了砍头；膝关节能弯，发明了下跪；臀部多肉，又不致命，就发明了打屁股。
——《花边文学 ·洋服的没落》（1934年）
我们的乡下评定是非，常是这样：“赵太爷说对的，还会错么？他田地就有二百亩！”
——《集外集 ·通信（复未名）》（1926年）
（老百姓）他们间接受古书的影响很大，他们对于乡下的绅士田三千亩，佩服得不了，每每拿绅士的思想，做自己的思想。
——《而已集 ·革命时代的文学》（1927）
骄和谄相纠结的，是没落的古国人民的精神的特色。
——《二心集 ·现代电影与有产阶级译者附记》（1930年）
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
——《娜拉走后怎样》
假使有一个人，在路旁吐一唾沫，自己蹲下去，看着，不久准可以围满一堆人；又假使又有一个人，无端大叫一声，拔步便跑，同时准可以大家都逃散。
——《花边文学 ·一思而行》（1934年）
小市民总爱听人们的丑闻，尤其是有些熟识的人的丑闻。
——《且介亭杂文二集 ·论人言可畏》（1935年）
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
——《三闲集 ·无声的中国》（1927年）
“面子”......是中国精神的纲领，只要抓住这个，就象二十四年前的拔住了辫子一样，全身都跟着走动了。相传前清的时候，洋人到总理衙门去要求利益，一通威吓，吓得大官们满口答应，但临走时，却被从边门送出去。不给他走正门，就是他没有面子；他既然没有面子，自然就是中国有了面子，也就是占了上风了。
中国人要“面子”，是好的，可惜的是这“面子”是“园机活法”，善于变化，于是就和“不要脸”混起来了。
——《且介亭杂文 ·说“面子”》（1934年）
我们“皇权''''的人实在有些怪脾气的；外国人论及我们缺点的不欲闻，说好处的就相信，讲科学者不大提，有几个说神见鬼的便绍介。
——《三闲集 ·皇权医学（1929年）
中国人总不肯研究自己。从小说来看民族性，也就是一个好题目。
——《华盖集续编 ·马上支日志》（1926

研究世界文学的人告诉我们：法人善于机锋，俄人善于讽刺，英美人善于幽默。这大概是真确的，就都为社会状态所制限。
——《准风月谈 ·“滑稽”例解》(1933年）
我们试一看别国的儿童画罢，英国沉着，德国粗豪，俄国雄厚，法国漂亮，日本聪明，都没有一点中国似的衰惫的气象。观民风是不但可以由诗文，也可以由图画，而且可以由不为人们所重的儿童画的。顽劣，钝滞，都足以使人没落，灭亡。
——《南腔北调集 ·上海的儿童》（1933年）
中国的人们，不但南北，每省也有些不同的，......由我看来，大约北人爽直，而失之粗，南人文雅，而失之伪。
——《致肖军、肖红的信》（1935年）
我卧病在床时有一个发现，那就是中国四亿人民得了“马马虎虎”的病。不治好这种病就不能救中国。可是，日本却有治这种病的灵药，那就是日本人的认真态度。所以，即使排斥整个日本，也要买来这种药。这次我病好以后，就打算这样说。
——据内山完造《思念鲁迅先生》转引自《文艺报》（1956年第十五号）
幸而谁也不敢十分决定说：国民性是决不会改变的。在这“不可知”中，虽可有破例——即其情形为从来所未有——的灭亡的恐怖，也可以有破例的复生的希望，这或者可作为改革者的一点慰藉吧。
——《华盖集 · 忽然想到》
我想，人们在社会里，当初是并不这样彼此漠不关心的，但因豺狼当道，事实上因此出过许多牺牲，后来就自然的都走到这条道路上去了。所以，在中国，尤其是在都市里，倘使路上有暴病倒地，或翻车摔伤的人，路人围观或甚至于高兴的人尽有，肯伸手来扶助一下的人却是极少的，这便是牺牲所换来的坏处。
——《南腔北调集 ·经验》（1933年）
酷的教育，使人们见酷而不再觉其酷，例如无端杀死几个民众，先前是大家就会嚷起来的，现在却只如见了日常茶饭事。人民真被治得好象厚皮的，没有感觉的癞象一样了。
——《南腔北调集 ·偶成》（1933年）
唯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唯有她发扬起来，中国才有进步。
——《华盖集续编 · 学界三魂》（1926年）
近来的读书人，常常叹中国人好象一盘散沙，无法可想，将倒楣的责任，归之于大家。其实这是冤枉了大部分中国人的。小民虽然不学，见事也许不明，但知道关于本身利益时，何尝不会团结。
先前有跪香，民变，造反；现在也还有请愿之类。他们的象沙，是被统治者“治”成功的，用文言来说，就是“治绩”。
——《南腔北调集 · 沙》（1933年）
诚然，老百姓虽然不读诗书，不明史法，不解在瑜中求暇，屎里觅道，但能从大概上看，明黑白，辨是非，往往有决非清高通达的士大夫所几及之处的......谁说中国的老百姓是庸愚的呢，被愚弄诓骗压迫到现在，还明白如此。
——《 且介亭杂文二集 ·“题未定”草之丸》（1935年）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且介亭杂文 · 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1934年）
在二十岁的时候，听说“我们”的成吉思汗服欧洲，是“我们”最阔气的时代。到二十五岁，才知道所谓这“我们”最阔气的时代，其实是蒙古人征服了中国，我们做了奴才。直到今年八月里，因为要查一点故事，翻了三部蒙古史，这才明白蒙古人的征服“斡罗思”，侵入匈奥，还在征服全中国之前，那时的成吉思汗还不是我们的汗，倒是俄人被奴的资格比我们老，应该他们说“我们的成吉思汗征服中国，是我们最阔气的时代”的。
——（《且介亭杂文》《鲁迅全集》第六卷，第一百零九页。）
“……乃尝读史至元成吉思汗，起自蒙古，入主中夏。……十年乃大举征俄，直逼耶烈赞城，而陷莫斯科，太祖长子术赤遂于其地即汗位，可谓破前古未有之记载矣。……犹复鼓余勇，进逼欧洲内地，而有欧亚混一之势者，谓非吾国战史上最有光彩最有荣誉之一页得乎……质言之，元时之兵锋，不仅足以扼欧亚之吭，而有席卷包举之气象，有足以壮吾国后人之勇气者”
成吉思汗“入主中夏”，术赤“在莫斯科即汗位”，那时咱们中俄两国的境遇正一样，就是都被蒙古征服，为什么中国人现在竟来硬霸“元人”为自己的先人，仿佛满脸光彩似的，去骄傲同受压迫的斯拉夫种呢？
倘照这样的论法，俄国人也可以作《吾国征华战史之一页》，说他们在元代奄有中国的版图。
倘照这样的论法，俄国人此刻“入主中夏”，也有“欧亚混一之势”，也有“足以壮吾国后人之勇气者”
嗟乎，赤俄未征，**已出，殊“非非吾国战史上最有光彩最有荣誉之一页”也。
——《吾国征俄战史之一页》（1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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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总还想对于根深蒂固的所谓旧文明，施行袭击，令其动摇，希冀将来有万一之希望。”（两地书）

鲁迅对中医的态度一直认为它是骗子吗

谣言:鲁迅的小说史略抄袭日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