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主义
鲁迅批判国民性与东方主义异同

鲁迅与东西方

鲁迅后期既然是无产阶级的英勇战士，而且和中国共产党又这样亲近，为什么他不加入中国共产党呢？”在这里，我就来加一个注，把我能够回答的话都写出来，以供有同样疑问的人做参考。据我了解，当时我们和鲁迅先生自己，都不曾考虑过他入党的问题，是有下面这两个实际原因的：一、加入党，就要过党的组织生活；这在当时的白色恐怖之下，对于鲁迅先生是太不方便的。二、当时国民党反动派逮捕或屠杀非共产党员的革命分子或进步分子，比逮捕或屠杀共产党员，要多一层顾虑；这样，像鲁迅先生这样的人，国民党是恨之入骨的，几次要杀害他的，他当时不入党，也就可以少给国民党一个借口。这是当时在上海的实际情形；我认为像上面的问题，只能从当时的客观原因来解释，而并没有思想上的原因。

鲁迅向来都是不支持学生请愿游行的，这在他的作品中有多次谈及，因为他很确切的知道那不会有什么结果。但是，鲁迅也及其矛盾、不知如何教导青年学生们，或者说他不愿让他们冒风险更为准确些。
在《华盖集•北京通讯》中他这样说：我自己，是什么也不怕的，生命是我自己的东西……然而向青年说话可就难了，如果盲人瞎马，引入危途，我就该得谋杀许多人命的罪孽。以鲁迅当时的社会声望和影响，想成为什么青年导师，运动领袖不是什么难事。然而，他深知社会的残酷和人性的黑暗，在没有绝对的把握之前，他想犯下大错，导致众多青年学生陷入危险的境地。按照如今的话来说，鲁迅自觉地抵制了权利和荣誉的欲望，达到了超越一般“公知”应有的道德水准。
一直有人鼓吹，为了国家民族的统一、富强因此要放弃个人的自由，那么这里说为了革命尽忠尽孝，个人生命可以不要，这似乎是传统思想的根深蒂固的一个观念，把个体的生命看成微不足道的东西。鲁迅是最反对学生去进行请愿游行示威的。他说革命是要牺牲的，他不否认这一点，但他更强调爱惜人的生命，特别是年轻人的生命。所以鲁迅就一再地对幼稚的革命者进行启蒙教育，因为他们一直在强调革不革命就看你敢不敢死。鲁迅说，改革自然不免于流血，但流血并非等于改革。他说以血的洪流淹死一个敌人，以同胞的尸体填满一个缺陷，已是很陈腐的话了。很多年轻人常说的豪言壮语，鲁迅认为已经不能再说了。他说真正的改革者不肯虚掷生命，因为战士的生命是宝贵的，不能轻而易举地把自己的生命抛弃掉。鲁迅的意见集中到一点就是，'其实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这话说得十分恳切，几乎是击中了一切'革命'高调的要害，但又说的全是常识。周作人说很多人不懂常识，我们要进行启蒙，就是要回到常识中来。鲁迅临死之前有一个讲话，还没有来得及写成文章，是日本友人增田涉在回忆录里转述的。他说，现在中国幼稚的青年们一点都不怕死，而且好像还希望死，我说，这是不好的，容易想到死的人，是不能搞真正的运动的。革命是要有牺牲的，正因为如此，我们更要爱惜人（革命者）的生命。而在中国，正是太不把人的生命当成一回事了。鲁迅曾十分沉重感叹说：造物主'实在将生命造得太滥，毁得太滥'；也许是中国人太多，在人们观念中，人的生命就失去了价值，死了人算不了什么，这正是'造得太滥，也毁得太滥'。
本文摘自钱理群论周氏兄弟之食人

鲁迅自己也说: “其实，我的意思原也一时不容易了然，因为其中本含有许多矛盾，教我自己说，或者是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这两种思想的消长起伏罢。所以我忽而爱人，忽而憎人;做事的时候，有时确为别人，有时确为自己玩玩，有时则竟因为希望生命从速消磨，所以故意拼命地做。”［1］虽然鲁迅本人也说自己的思想“一时不容易了然”，却也透露出了他思想中矛盾的根源，即他话语中提及的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不仅是鲁迅自己，许广平在信中亦批评他: “你的弊病，就是对一些人太过深恶痛绝，简直不愿同在一地呼吸，而对一些人则期望太殷，于是不惜赴汤蹈火，一旦人家不以此种为殊遇而淡膜( 漠) 处之，或以待寻常人者对你，则你感觉天鹅绒了。”

鲁迅对革命的忧虑
瞒与骗的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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