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面对当时社会三冗：冗员，冗兵，冗费 王安石做出了包括农业，金融，商业，军事，治安等一系列的解决方案。一些举措先进到甚至可以用穿越来解释。但历史却告诉我们：他失败了。
为什么呢？仅选择几个来探讨。

其中，农业方面最重要的青苗法内容如下：
在每年二月、五月青黄不接时，由官府给农民贷款、贷粮，每半年取利息二分或三分，分别随夏秋两税归还。
王安石的本意，当然是为了接济因为天灾人祸陷入困顿的农民，过去没有官贷，农民要么借高利贷，要么直接卖房卖地最后卖儿卖女。官贷的意义在于国家资本[钱粮]相对充裕，利息相对固定且较低，既照顾了农民，又盘活了政府资金：一看就是一千年前的农业银行啊，只不过人家连种粮都可以贷。

不过到了地方，却普遍变成了创收项目。官府强制贷款、贷粮，有的直接摊派任务：我们这今年有灾，好，每户贷给一万斤粮食。啥？你家有余粮不用贷？不行，这是任务；我们这丰收，好吧那每家贷五千斤就行了。
有的变相摊派：比如要借一万块钱的，告诉他不借，我们官家一律十万起步；要借一千斤种粮的，告诉他我们官家1万斤起步。借这么多粮有那么多地种么？这些粮放仓库里只见老鼠不见产出，利息虽然只要两分，实际变成了两倍，这不是要命么。
但是这些都不是地方官考虑的，他们要考虑的是政绩，怎样才能实现 善理财者,不加赋而国用足。
还有一点就是时间的问题。规定是半年一还，本来是根据一年两季的种植规律制定的。但是真正有水旱天灾的时候，很可能是一来就好几年。但是有财政指标的地方官可不管那一套。
这时候问题就来了。过去跟商家借钱，还不上多磕两个头说不定就能宽限一下，毕竟商家没有强制力。再者很多地主放贷对象都是本地农户，还要考虑颜面威望。
但是官家不同，有国家机器做后盾。而且往往任务在身，想心软宽限也不行。所以不但困顿的农民继续卖房卖地最后卖儿卖女，就连富农甚至地主都陷入困顿了。

再看军事方面的保甲法：将乡村民户加以编制，十家为一保，民户家有两丁以上抽一丁为保丁，农闲时集中，接受军事训练：这就是一千年前的民兵制好么。
这种方法确实为国家培养了大量战士。加上 将兵法，军器监法 等一系列法律，扭转了西北边防长期以来屡战屡败的被动局面。北宋熙宁六年(1073年)，在王安石指挥下，宋熙河路经略安抚使王韶率军进攻吐蕃，收复河、洮、岷等五州，拓地两千余里，受抚羌族三十万帐，这是北宋军事上一次空前的大捷，也建立起进攻西夏地区的有利战线。

但是保甲制问题也很明显：他是具有军事性质的地方机构，这就意味着他既缺少民法的规范监督，有没有正规军的严肃纪律[这里不探讨宋朝正规军的纪律]，这意味着保长对于保丁可以随意驱使，连牲口都不如。一些保长完全可以借训练之名勒索钱财，不给钱就给你穿小鞋，往死里 训练你。有钱的还好办，真没钱的只好砍掉胳膊，靠自残免除兵役。
另外，无论保甲法还是 将兵法，也就是训练一下民兵，让官兵互相熟悉，并没有 激励将士建功立业的措施。这跟再往前一千年的商鞅变法推行的 17/20 级军功授爵制 有明显区别。这是由北宋文官立国，抑制武将的思路决定的。所以偶有胜利也难以维持。历史上北宋可没有因为变法就成为军事强国了。

变法自身的问题给了某些人利用的空间。王安石个人操守虽然没有问题，但是他最重要的支持者与助手呢？吕惠卿、章惇、曾布、蔡卞、吕嘉问、蔡京、李定、邓绾、薛向等人，别的不说，蔡京总认识吧。当时就是出名的奸臣。这些蛀虫借着改革赋予的种种权利大发横财，进一步把变法搞得乌烟瘴气。
皇帝的态度也很重要，宋神宗刚即位的时候雄心勃勃，1068年即位1069年初就让王安石实施新法。然而意志却不够坚定，1074年当出现旱灾流民的时候，他马上将王安石罢相--要知道就在熙宁六年(1073)，在王安石指挥下， 军事上对西夏取得重大战果。这可以说是北宋对北方游牧国家的最大胜利。然而没用，守旧派一攻击甚至可能是造谣，宋神宗都扛不住，照样将王安石拿下。
这么做一方面是将王安石当作挡箭牌，缓解顽固势力的怒气。一方面也说明宋神宗本身对新法也没有深入研究，完全是甩手掌柜，所以一出情况不知道怎么处理，只能退缩。
虽然很快宋神宗就让王安石复位，但此后无论皇帝还是其他新法支持者都摇摆不定，王安石心灰意冷，借家事辞官，给变法不小打击。
虽然宋神宗到死都支持变法，但是新的办事员有了王安石做前车，自然揣摩上意，跟着皇帝一块经常对守旧派妥协，变法也就失效了。

特别补充说说两个人
一个是大名鼎鼎的蔡京，他不但是奸相，也是著名的书法家，还是经济大师
蔡京：在他还活着的时候就是世人皆知的贪官了，然而虽是贪官，却也是改革派的代表。其任内做了不少改革举措。如：
北宋时期社会救济机构主要有三类。一类专门收养“鳏寡孤独者”。叫 居养院。一类是负责免费收治无钱治病的病人，叫 “安济坊”。还有一类机构，埋葬居养院与安济坊中故去的人，以及社会上死后“暴露沟堑者”，叫 “漏泽园”，其用地专门由官家花钱购买。--这些典型的先进国家的社会福利行为，领先世界千年。但是这么先进的国家保障方式今天多数国家都做不到，当年能做好吗？很显然不能，所以这些超前的举措应该就是装点门面，甚至是借机发财的手段。否则也就没人抱怨蔡京是贪官了
蔡京还修改了 盐法和茶法。其内容主要是通过政府出售 盐引茶引 ，代替原来官方对食盐和茶叶的垄断或者半垄断经营。过去食盐和茶叶的买卖要通过政府统一采购，在分售给经销商。而所谓 盐引茶引 是采购销售凭证，商人购入盐引茶引就可以直接到产区购入，自购自销。这种方式本质上是由国营转变为私营，有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府的统一采购本质上是计划经济，由于官僚主义很可能采购数量不符合市场需求，导致财政损失和市场失调。而商人根据自己需要自主买入 盐引茶引，自负盈亏，就减少了社会损失，也可以优胜劣汰。

然而，蔡京的经济改革却没能解决 官僚主义 的问题。盐引茶引 本来相当于今天的 烟草专卖许可证，是政府重要收入和调剂手段。却变成各级政府官僚发财的机会。比如说加成销售，比如说限时销售，结果商人发现成本进一步增加了。而且，贩卖盐引茶引虽然让政府负担小了，商人却更麻烦了，自己去产区购入食盐茶叶虽然数量可以自己控制，但是沿途的消耗风险也由自己承担。更何况没有统一的 流通法规，各州基本是雁过拔毛，从产区到销售地，价格翻番数量恐怕赶上鸦片了。不但商人叫苦连天，终端消费者也是怨声载道。
蔡京的货币改革：过去铜钱跟铜的价格差不多，蔡京铸造大钱，实际上是想通过提高货币面值来降低成本，让同样的铜变成更多的钱。这种思路何其先进，今天的纸币其实就是用低成本的纸张代替贵金属，减少政府投入，促进商品流通。后来为了提高技术含量还采用了夹锡铸造法。这就相当于今天货币上的水印。那么这么先进的经济创新为啥遭人非议呢？因为当时技术水平毕竟有限，无论大钱还是夹锡钱都会很快出现伪造品---伪钞出现意味着什么？当然是经济混乱了。可见经济改革创新真要根据生产力水平来确定。
另外，蔡京的货币改革实际上是本体货币的符号化，符号化的货币从来都有 超发 的可能，当年宋徽宗喜欢花石纲，政府大肆搜刮民财，货币超发是必然的，严重通胀---生活必需品涨价也都是必然的。
回头来看，蔡京的经济理论水平不亚于王安石，领先世界若干年，但是由于很多客观和主观的原因他还是失败了。他有罪，但是罪责应该分一部分给宋徽宗乃至当年的封建体制。

另一个同样是大名鼎鼎的 司马光，不谈守旧，而谈他的心里问题
司马光：可能是抑郁症患者
宋神宗去世，高太后执政，用司马光废除了新法。司马光也成为守旧派的代表。但是司马光同时是《资治通鉴》的编纂者，从这本书的叙事方式来看，司马光基本上保持了中正平和，包括对历史上的变法大家--商鞅--都没有明显的感情上的贬低。而且司马光也没有明显的贪墨记录，可见道德操守还是相当不错的。
比起废除新法和编纂 资治通鉴，司马光更出名的应该是妇孺皆知的 司马光砸缸 了。
不过这里要讲的确是另一件鲜为人知的案件：追杀妇人案。
1068年即宋神宗登基同年，在山东登州，一个叫 阿云 的13岁小姑娘被其叔父卖给了老光棍 韦大，阿云被迫嫁人，心生不满。于是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谋杀 韦大。结果谋杀未遂，很快被捕，阿云 供认不讳。案件本身非常清楚，但是怎么判却难倒了当时的法律界。
知县认为 阿云 是谋杀亲夫，应该是死刑。但是上报到知府 许遵 哪里，许遵认为阿云是在守孝期间被迫嫁给韦大，婚姻无效，那么韦大就不能算 阿云的丈夫，何谈 谋杀亲夫，所以应该轻判。但是 许遵 自己也说了不算，最后还要上交最高法院--大理寺和审刑院进行复核，复核结果仍是死刑。理由是阿云属于谋杀，无论杀谁，无论成功与否，依据北宋刑律都要死刑。

最高法院都结案了，这女的应该没救了吧不。法院上边还有皇帝。宋神宗认为 阿云 有自首情节，应该轻判，但是刑部竟然不买账，皇帝诏书不算数---不要再说中国古代圣旨最大了---必须依法办事。
宋神宗很生气，于是提拔 许遵 做大理寺 主管，许遵 自然轻判。但是御史又来凑热闹，弹劾许遵，说他渎职。神宗皇帝把这个案子发到翰林院，让司马光和王安石这两个当时最有名望的翰林学士来评判。这两个人凑一块还有好吗，没完没了的打嘴仗。后来把枢密院，中书省满朝文武统统卷进来，来了个法律辩论大会。当然最终还是由皇帝做定夺：轻判。没多久又大赦回家。
但是宋神宗没熬过司马光，1085年宋神宗去世，司马光上台马上将 阿云 斩首示众。可怜的阿云躲过了初一却没躲过十五。但注意口口声声要捍卫法律尊严的司马光实际本身就在违法：皇帝是有豁免权的，不要说皇帝金口玉言的当年，就是今天的各国元首也一般都有大赦和特赦的权利，司马光把经过皇帝赦免的阿云抓过来斩首，本身就是以权代法。
突然发现这与 砸缸救人 时的司马光判若两人。当年砸缸救人，本身说明司马光是有勇气，善机变的人，可后来竟然固执到事隔17年也要追杀一个可怜的妇人。
估计当年司马光砸缸救人并没有得到家长的赞美，相反受到了严厉的惩罚。明明作了好事却受到责罚的情况让司马光年幼的心灵遭到巨大创伤，变成了偏执性的抑郁症患者。什么事都要按规矩来，就算规矩害死人，也不能改，追杀妇人是如此，否定变法也是如此。其实你看 资治通鉴，司马光根本没有否定过历史上的变法，比如 商鞅变法，但到了自己这就不行。这是典型的偏执性抑郁症患者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