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印是官员身份和权力的凭证，朝廷对此非常重视。明代百官印信形制、大小、文字、字体、台数等皆有严格规定，《明史》对此有较为详细的记载：
洪武初铸印局铸中外诸司印信：正一品银印，三台，方三寸四分厚一寸；六部、都察院并在外各都司，俱正二品，银印，二台，方三寸二分厚八分，其余正二品从二品官，银印，二台，方三寸一分厚七分，惟衍圣公以正二品，三台，银印，则景泰三年赐也；顺天、应天二府俱正三品，银印，方二寸九分，厚六分五厘；其余正三品、从三品官，俱铜印，方二寸七分，厚六分，惟太仆、光禄寺并在外盐运司俱从三品，铜印，方减一分，厚减五厘；正四品、从四品俱铜印，方二寸五分，厚五分；正五品、从五品俱铜印，方二寸四分，厚四分五厘，惟在外各州从五品，铜印，方减一分，厚减五厘；正六品、从六品俱铜印，方二寸二分，厚三分五厘；正七品、从七品，铜印，方二寸一分，厚三分；正、从八品俱铜印，方二寸，厚二分五厘；正、从九品俱铜印，方一寸九分，厚二分二厘；未入流者铜条记，阔一寸三分，长二寸五分，厚二分一厘。以上俱直纽九叠篆文，初杂职亦方印，至洪武十三年始改条记。[i]
《明史》之记颇粗略，其中还有不少特殊情况及丰富内涵没有表现出来，现结合典籍文献按不同官员的印信情况，从五个方面分别讨论之：

1、质地
从明制上看，朝廷一、二品官员为银印，三品以下官员为铜印。明人王世贞论曰：“古王公列侯皆金印，丞相将军亦金印。今法亲王金宝，一二品银印，余皆铜印。古印列侯存者多铜印，人不能晓。所谓按古赐印外，许得自制铜、木、牙印，盖仿印制而为之。金银印不能存，而铜独得存故也。”[ii]王世贞对比了古制认为明代的官印的质地较差，但还用铜印寿久来为维护朝廷制度，可谓用心良苦。其实谁都明白，明代百官中不用金印，是为了体现皇家的贵重高不可攀，故意与臣下拉开差距，这正是明代皇权专制使然。就是银印也控制的很严，只有位数很少的一、二品官员方能使用。除此之外还有两个特例：一是二都所在地顺天府、应天府，虽为三品衙门，因在天子足下而用银印，以示贵重；二是“文渊阁印”，文渊阁地处大内，为大学士们处理政务场所，大学士们虽秩为五品，但他们是皇帝的智囊顾问，权重如同相宰，用银质印信以示其高贵不同寻常，这印章的特殊性如同大学士权力的特殊性，正是明代政治制度特殊性的缩影。
2、形制
明代制度，一至九品官员之印，皆为方形。洪武初在朝廷服务的无品杂职官员亦授方印，后为了使未入流之官员与品级官员有所区别，洪武十三年便将未入流官员之印改成条记，《礼部志稿》记曰：“各州县儒学、仓库、驿递、闸坝批验所、抽分竹木局、河泊所、织染局、税课司、阴阳学、医学、僧道司俱未入流，铜条记，阔一寸三分，长二寸五分。”[iii]另外，关防印信（如图二十三）亦为长方形，形状类似“条记”，但尺寸大小不同，《明史》曰：“文武大臣有领敕而权重者，或给以铜关防，直纽，广一寸九分五厘，长二寸九分，厚三分九，叠篆文，虽宰相行边与部曹无异。惟正德时张永征安化王，用金铸。嘉靖中顾鼎臣居守，用牙镂关防，皆特赐也。”[iv]铜关防为常制，其质地有时也有区别，偶尔也用特贵重质地的金、象牙为之，被授者显然皆为皇帝特重之人，而一般人不能享受这种待遇。但不管其质地如何贵重，而形制仍然不变。
3、大小
明代官印，在同等质地中，大而厚者品高尊贵，小而簿者低卑。也就是说，在一样的制印材料中，官大品高者其印大，位低职微者其印小。当然其中也有特殊情况，如“文渊阁印”，五品官署用银印贵于同品，而在尺寸却又小于常制，五品官印应为“方二寸四分，厚四分五厘，”而其“方一寸七分，厚六分，”边长略小而厚度加大，可为别致。再如监察御史，属于官职小而责任重大的官员，故朝廷对其特别重视。《明史》曰：“初太祖重御史之职，分河南等十三道，每道铸二印文曰绳愆纠缪，守院御史掌其一，其一藏内府，有事则受以出，复命则纳之。洪武二十三年，都御史袁泰言，各道印篆相类，乃命改制某道监察御史，其奉差者则曰巡按某处。铜印，直纽，有眼，方一寸五分，厚三分，八叠篆文。”[v]御史之职肩负着监督百官重任，朝廷颇重之。洪武初御史之印文字并非官职，而是其职责“绳愆纠缪”，二十三年才改刻“某道监察御史”。其为七品官，按常规其印信，方二寸一分，厚三分，但实际上其印“方一寸五分，厚三分，”厚度没变而边长少了六分。故王世贞谓“巡按御史用方印，其式最小，比之从九品巡检僧道衙门，尚杀四之一。”[vi]这是与御史勤于外出巡按携带方便有关。明代将军印也较为特殊，朝廷根据征讨不同地域，铸有不同的将军印，常用者有：“云南曰征南将军、大同曰征西前将军、湖广曰平蛮将军、两广曰征蛮将军、辽东曰征虏前将军、宣府曰镇南将军、甘肃曰平羌将军、宁夏曰征西将军、交趾曰副将军、延绥曰镇西羌。”[vii]诸印为洪熙元年所颁布，其大小的规定是，“诸将军，银印，虎纽，方三寸三分，厚九分。”[viii]比较百官之印，在大小上“视一品稍杀，二品稍丰。” [ix]这介于一品二品之间模棱两可的尺寸，是因为挂帅为将军者身份不一而致。明代将军不同于其他朝代，“洪武中尝用上公佩将军印，后以公、侯、伯及都督充总兵官，名曰挂印将军，有事征伐，则命总兵佩印以往，旋师则上所佩印于朝。”[x]也就是说，明代将军印非正常印信，只有领兵打仗时，以朝廷重臣授印出征，归来后再将印交还朝廷。而这些挂将军的官员本身的品级不一，但大都在一、二品官员之间，故制印不再细分，折衷为之。
4、纽制
明代朝廷大臣之印，大都为直纽（亦称橛纽、把纽等，如图二十四），前代官印的直纽多方柱、方片形等，而明代官印则为椭圆柱形，上细下粗的，体势较长，无穿，亦没有装饰物，非常朴素。例外者有二：一是将军印，制为虎纽，别于他官，可能以示军队威风凛凛勇猛无敌之意；二是监察御史之印，其虽然是直纽而有穿，这是因为御史时常在外巡访，有印绶栓系携带，可以更加方便安全。
5、字体
在历史上，明代对于官印所用字体的规定最为明确和严格，除特殊情况外，“百官印信”，“俱直纽九叠篆文”，因此“九叠篆文”几乎成了明朝官印的别称。那么除了叠篆，在百官印信中还运用那些字体呢？在实际情况中，还有小篆、柳叶篆两种字体在官印中出现。

（1）小篆体
在衙门中用“篆体字”为印者很少，只有“文渊阁印”一例。文渊阁地处大内，是明代内阁大学士们的办公场所，其虽为五品衙门，永乐朝后而为朝廷政治的核心所在，故王世贞说，“内阁大学士位不过五品，而所用文渊阁印，仅一寸七分，略似御史巡方印，乃亦用银，视一二品，其重可知，且玉筋篆文，与主上御宝相埒，宜其权超百辟也。……文渊阁印自今上丙戌失后，再铸则阁权渐削，陵夷以至今日。”[xi]“文渊阁印”之文使用了明代只有皇帝及其家族中的重要人员宝印才能使用的篆体字，应该有两个原因：一是文渊阁本属皇宫藏书之所，显然非同一般，内城重要殿阁大都有玺印，如“文华殿宝”等，为龙纽小篆，与其他皇帝之宝同制。内阁大学士们虽然在文渊阁办事，并非是他们的真正官衙，“文渊阁印”字用小篆，当与此地为大内的皇帝属所有很大关系；二是“文渊阁印”并不是官署之印，不能在衙门间行文运用，只能在大学士们封进题奏等章疏时用之。孙承泽《春明梦余录》曰：“文渊阁印章玉箸篆，凡封进诏草题奏揭帖用之，不得下诸司，即下诸司以翰林院印行，诸司行内阁亦止称翰林院。”“下有章疏则用文渊阁印封进，直至御前开拆。”[xii]由此可知，“文渊阁印”实际上是代替皇帝理事所用印记，其文为篆亦于此有关。在此沈氏还提到万历十四年“文渊阁印”丢失之事，《日下旧闻考》载：“宣庙赐有文渊阁印一颗，凡封进票本掲帖圣谕敕稿用此钤之，万历中为人开内阁锁盗去，上命补铸赐之。”[xiii]此等重要印信被盗，为史所罕见，万历帝命补铸赐之，一定与原印有所区别，才能使所失之印信作废。
另外还有两颗存世的明代官印很值得一提：一是故宫博物院中所藏“应天府印”（如图二十五），“铜质方形，边长7、6，宽7、7，厚1、4厘米，圆柱形纽，纽径2、5，通纽高10、5厘米。纽左刻‘应天府印’，纽右刻‘礼部造’，印左侧刻‘洪字一三四号’，印右侧刻‘洪武三年七月日’，篆书印文与纽左刻字同。”[xiv]此印与明代官印制度不相符合，《明史》谓应天、顺天二府之印为银制九叠篆文。而此印为铜制，小篆印文，明官印之纽应为椭圆柱形而其为圆柱形，二者差别很大。洪武三年天下初定，此印应是明代形成严格官印制度前之物，当另有符合制度之印存在。另外一颗是“锦衣卫印”（如图二十六），木质，小篆体。明代在京城设锦衣卫，秩三品，掌管侍卫、辑捕、刑狱等。其权力特大，下设诏狱，法司不能过问，与太监所掌的东厂、西厂合称“厂卫”，淫威同为官民所畏惧。此“锦衣卫印”字体用皇族印文专用的小篆，却刻制在容易腐烂的木质上，其不但不合朝廷制度，还为后人留下诸多联想。明代的皇帝、皇后、亲王等去世后，多用木仿制在世时的宝印随葬，“锦衣卫”借势横行朝野声誉扫地，大都成为明朝历代皇帝们恶行的替罪羊，也正与其木制“锦衣卫印”暗合冥物一样，成为明代皇帝们活着的陪葬品。
（1）柳叶篆
明代将军印文用“柳叶篆”，世存明“荡寇将军印”（如图二十七），让我们能够一睹此种印文字体的风采。所谓“柳叶篆”，较早见于梦英《十八体书》：“柳叶篆者，卫瓘所作，卫氏三世工书，善数体，又为此法。其迹类薤叶而不真，笔势明劲，莫能传学。”[xv]后郑杓《衍极篇》延用此说。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谈》便另有其说：“蔡中郎作大篆，则稍兼肉矣。唐时称李阳冰，阳冰时作柳叶，殊乏古意。间亦作小篆，然不见有劲挺园润之意，去李斯远矣。”[xvi]以上两说，皆罕有实物对证。从梦英所说“柳叶篆”“其迹类薤叶”可知，所谓“柳叶篆”当指笔画的形状如柳叶而言，但不知梦英为什么不直接用柳叶形容反以“薤叶”描述。另外，此体似乎还有大篆、小篆之争，从何良俊所言李东阳所作来看，似乎其体当为大篆，而明代将军印所用“柳叶篆”，笔画两边由两条弧线相向而成，线条两端尖中间宽，形状如柳叶，但结体皆从小篆化出。为什么明将军印为柳叶篆史无记载，推测其原因大概有二：一是用此区别于其它官印，用小篆的结体以示接近皇帝宝玺而高贵。更重要者是军事关系国家存亡，用此世间罕见字体铸制，为防其伪；二是此种篆文由于笔画中间粗两端细，印文格外清晰“笔势明劲”，有益于战场上调兵遣将之用，也与军队行动英武迅速相一致，应该是朱元璋领兵经验的体现。
三、“九叠篆”考
《明史》明确记载，明代“百官印信”俱“九叠篆文”。那么九叠篆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篆体字，其什么时候产生的，明代的官印是怎样运用“九叠篆”铸印的？篆刻史上对其的记载与研究情况如何？其中又有出现了那些误会？皆应该认真考证之。
1、“叠篆”
要搞清“九叠篆”，必须从“叠篆”说起。所谓“叠篆”是为了官印充实丰满，从而增强印面的图案性，将篆字的笔画盘旋曲折，层层叠合而成的篆书字体。关于“叠篆”之名，宋代便有记载。《宋史·舆服志》曰：“大观元年，又得玉工，用元丰中玉，琢天子、皇帝六玺，叠篆。”[xvii]毕沅《续资治通鉴》亦有记载：“宋初诸宝，多阶石为之。元丰中，诏依古作天子、皇帝六玺，有玉而未成。元符初，始得玉工之善者琢之，但叠篆而已。”[xviii]二者所记六玺制作时间上稍有差别，而对皇帝之玺文为“叠篆”的记载却非常一致。宋时大臣官印，基本不用叠篆，《宋史》载：“乾德三年，太祖诏重铸中书门下、枢密院、三司使印。先是，旧印五代所铸，篆刻非工。及得蜀中铸印官祝温柔，自言其祖思言，唐礼部铸印官，世习缪篆，即《汉书·艺文志》所谓‘屈曲缠绕，以模印章’者也。思言随僖宗入蜀，子孙遂为蜀人。自是，台、省、寺、监及开封府、兴元尹印，悉令温柔重改铸焉。”[xix]从而可知宋时大臣之印文字体多是缪篆。
缪篆之名出现很早，《说文解字·序》谓新莽六书，“五曰缪篆，所以摹印也。”段玉裁注曰：“摹，规也，规度印之大小字之多少而刻之，缪读绸缪之缪，上文秦文八体五曰摹印。”[xx]缪篆与摹印当为一体，其为适合治印变化所用字体，其特点是将印字部分笔画弯曲变形使印面丰满整饬，增加印面的图案性及美观程度。从众多的唐、宋、辽、金、元、明官印能够清楚地看出，“叠篆”是从“缪篆”逐渐发展而来的。唐、宋印之叠篆在折叠的过程中，转折处大都表现为圆弧状，没有脱尽小篆痕迹。到辽、金官印，叠篆的转折处，大都化圆为方，重叠数也大量增多。而元代的官印完全是按照金代的官印发展而来的，在某种程度上代表辽、金、元少数民族对篆文入印的特殊理解和独特创造，但对于叠篆之折叠之数没有规定，视文字的具体情况和篆写者的安排需要而定。

4、“九叠篆”与“上方大篆”的关系问题
姚晏《再续十五举》谓“九叠，又名‘上方大篆’”，在此“上方”二字与“尚方”通，指古代掌管制造供应帝王器物的官署，也就是说“上方大篆”，是朝廷为皇帝制作的“尚方”专用的篆字，即指专门铸刻官印用的字体。但应该注意的是，历史上有“尚方大篆”之名，亦称为“上方大篆”，较早见于韦续《墨薮》：“尚方大篆，程邈所述，后人饰之以为法焉。”[xxv]晋卫恒《四体书势》云：“或曰下杜人程邈为衙吏，得罪始皇，幽系云阳十年。从狱中改大篆，少者增益，多者损减，方者使圆，圆者使方，奏之始皇。始皇善之，出为御史，使定书。或曰，程邈所定乃隶字也。”[xxvi]那么，大篆笔体皆圆，比较而言小篆、隶书笔体变方。所以说程邈所创的“尚方大篆”之“尚方”，应是崇尚方整之义。后人将“尚方大篆”误通为“上方大篆”没有道理，如刘有定注《衍极篇》曰：“篆书之别十五，‘上方大篆’，籀书也。”[xxvii]在此特别应该注意的是，明代之前所说的“上方大篆”或“尚方大篆”，与姚氏所谓“‘叠篆’又名的‘上方大篆’”不是一会事，这样才能避免节外生枝。
[i] 《明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版，第181页。
[ii] [明]王世贞：《弇州四部稿》卷一百六十四，四库本。
[iii] [明]林尧俞：《礼部志稿》卷二十四，四库本。
[iv] 同（19）。
[v] 同（19）。
[vi] 同（1）。
[vii] 《明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版，第205页。
[viii] 同（19）。
[ix] [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59页。
[x] 同（19）。
[xi] 同（29）。
[xii] [清]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二十三，四库本。
[xiii] [清]于敏中等编《日下旧闻考》，北京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017页。
[xiv] 李怀瑶：《几方宋金元明官印考释》，《故宫博物院院刊》1988年第一期，第48页。
[xv] 《中国书画全书》一册，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年版，第215页。
[xvi] [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44页。
[xvii] 《宋史·舆服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465页。
[xviii] [清]毕沅：《续资治通鉴》，改革出版社1995年版，第1938页。
[xix] 《宋史·舆服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465页。
[xx] [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书店出版1992年版，第761页。
[xxi] [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58页。
[xxii] [清] 姚晏：《再续三十五举》，《历代印学论文选》西泠印社出版社1999年版，第334页。
[xxiii] [清]陈沣《摹印述》，《历代印学论文选》西泠印社出版社1999年版，第376页。
[xxiv] 沙孟海：《印学概论》，《中华书法篆刻大辞典》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23页。
[xxv] 《中国书画全书》一册，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年版，第10页。
[xxvi] 《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81年版，第13页。
[xxvii] 《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81年，第4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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