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
突然对这个问题感兴趣，但打怵查资料（想来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不过，从我仅看过的《汉书司马迁传》判断，个人倾向公元前145年。
依据：
“太史公（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仕于建元、元封之间。”
“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迁。”
“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
司马谈干的是技术活，应该是一出仕就去了长安，而不是在家乡当个基层官吏什么的。去长安的话，很可能并不会马上携带家眷；等过几年安顿下来，采用公元前145年的说法，司马迁已经长到十岁，甚至更大了。
按汉朝人十几岁就可以结婚的标准，这个年龄不算小，其又是长子（司马迁字子长，应该表示他是长子吧），于是，索性被留在家乡，照顾家乡的产业。
反之，采用公元前135年说，司马迁生下来就被留在家乡，未免不近人情。。。。。。

只说“早失双亲”那句，一开始想当然的理解成了早已经失去了双亲囧，后来看到145派主张那是一种孝顺的措辞囧。。。
然后，看了6楼后，目前仍没改变看法。
还有其他支持135的依据的，其实，从感情上，我也希望司马迁更年轻。

原来子长是这个意思，谢谢@天涯悲墨客 @长风万里出玉门
关于“待罪辇毂下,二十余年矣“，145派认为给任安的信不是写于征和二年，究竟写于哪年，好像有好几个说法，我之前还以为报任安书就是所谓的怨言，以至于司马迁不得善终啊！
可王国维还考证出个司马迁的卒年，认为司马迁并非不得善终。因为先入为主接受了145，重新审视报任安书，就觉得征和二年那样一个恐怖的背景，司马迁还敢写报任安书吗？野猪说任安好几次该死，所以信写于哪年真不好说。
然后，司马迁哪年出仕也不好说。正常的仕途似乎是年轻人，而不是一把年纪的人，先谋求个郎官，再谋求升迁。但因为太史职业的特殊性，当然也由于司马迁本身具备素质，他似乎早晚要继任太史的，他的仕途也否也可以特殊化一点？问题是，正常的仕途什么样，我也没概念。
最后，我也觉得孤身为官甚为可怜未免现代思维。可司马谈的经济状况是否允许他在长安安一个家？他的社会地位比上不足，比下绰绰有余，是否需要孤身为官？假设司马谈是江南人，那他这种孤身为官，和永别妻子也差不多了。。。。。

我是现代思维了
因为我还想到了早教，思路大概是这样，假设司马谈建元六年出仕，按145算，司马迁11岁，司马谈对儿子的早教完成——十岁诵古文。去长安前，给司马迁在家乡找了老师，也许就是家族的兄弟，自己则每年回家检查司马迁的学业。元光六年，司马谈在长安安家，司马迁17岁，每年寒假，正好农闲，去长安跟父亲和长安的学者学习。可惜，这么一个有才华的青少年，在家乡竟然没什么美誉度——长无乡曲之誉，这种情况在实行举荐制的汉代有点儿不妙。所以20岁开始游历，一方面为父亲的巨著搜集素材，一方面大概为了赢得声誉，对将来出仕有好处。三四年后游历回来，按145推测，应该是很长时间都没找到合适的出仕机会，最后还是靠着司马谈的功劳苦劳得以出仕。
上面都是姑妄言之，下面更是姑妄言之：
如果按135算，司马迁的早教应该是由祖父、叔伯、或者母亲完成的。十岁诵古文似乎是司马迁很引以为傲的事，那么感情上，大可以提一笔这位至亲，然而并没有。
另外，按135算，司马迁是个成长中缺失了父亲角色的孩子，在祖父、叔伯、或者母亲的教导下十岁诵古文，感觉应该是早熟早慧，然而，实际他却少负不羁之才，长无乡曲之誉。
少负不羁之才，长无乡曲之誉+为李陵出头获罪，司马迁给我的感觉恰恰是145——早年得到了父亲的关爱，庇护，可又没受到严父的威压。

另外，还想请问一下，怎么理解“李敢以校尉从骠骑将军击胡左贤王，力战，夺左贤王鼓旗”中的“夺左贤王鼓旗”，是左贤王的旗鼓，还是左贤王属下左大将的旗鼓？
史记关于漠北之战的诏书的是这样的：
骠骑将军去病率师，躬将所获荤粥之士，约轻赍，绝大幕，涉获章渠，以诛比车耆，转击左大将，斩获旗鼓，历涉离侯。济弓闾，获屯头王、韩王等三人，将军、相国、当户、都尉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禅於姑衍，登临翰海。执卤获丑七万有四百四十三级，师率减什三，取食於敌，逴行殊远而粮不绝，以五千八百户益封骠骑将军。”右北平太守路博德属骠骑将军，会与城，不失期，从至檮余山，斩首捕虏二千七百级，以千六百户封博德为符离侯。北地都尉邢山从骠骑将军获王，以千二百户封山为义阳侯。故归义因淳王复陆支、楼专王伊即靬皆从骠骑将军有功，以千三百户封复陆支为壮侯，以千八百户封伊即靬为众利侯。从骠侯破奴、昌武侯安稽从骠骑有功，益封各三百户。校尉敢得旗鼓，为关内侯，食邑二百户。校尉自为爵大庶长。
汉书关于此战的诏书是这样的：
上曰：“票骑将军去病率师躬将所获荤允之士，约轻赍，绝大幕，涉获单于章渠，以诛北车耆，转击左大将双，获旗鼓，历度难侯，济弓卢，获屯头王、韩王等三人，将军、相国、当户、都尉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禅于姑衍，登临翰海，执讯获丑七万有四百四十三级，师率减什二，取食于敌，卓行殊远而粮不绝。以五千八百户益封票骑将军。右北平太守路博德属票骑将军，会兴城，不失期，从至梼余山，斩首捕虏二千八百级，封博德为邳离侯。北地都尉卫山从票骑将军获王，封王为义阳侯。故归义侯因淳王复陆友、楼剸王伊即靬皆从票骑将军有功，封复陆支为杜侯，伊即靬为众利侯。从票侯破奴、昌武侯安稽从票骑有功，益封各三百户。渔阳太守解、校尉敢皆获鼓旗，赐爵关内侯，解食邑三百户，敢二百户。校尉自为爵左庶长。”
假设不读史记的李将军列传，仅通过诏书的记载，无论那一份，似乎都会推测李敢获取了左大将的旗鼓。只不过，通过史记的诏书，推测是获旗鼓是李敢一个人的功劳，而通过汉书的诏书，推测是解和敢两个人的功劳，而且，解的功劳更大。
可是，加上李将军列传，问题来了，好像更应该理解成李敢获取的旗鼓就是左贤王本人的，而不是其属下左大将的。否则，何必要写成“李敢以校尉从骠骑将军击胡左贤王，力战，夺左贤王鼓旗”呢？直接写成“李敢以校尉从骠骑将军击胡左贤王，力战，夺鼓旗”不就完了，如果不是为了强调左贤王本人的旗鼓，何必一句话里出现两个左贤王，不嫌啰嗦？
好吧，到这里，我应该承认我对司马迁轻卫重李是有怨念的，但我也认为这是人之常情，不能怪司马迁。
无论如何，回到“夺左贤王鼓旗”的问题。
我不得不怀疑司马迁有意无意的在营造一个效果：李敢获取的旗鼓就是左贤王本人的。
第一步，在记录诏书时省略了渔阳太守解。
第二步，”李敢以校尉从骠骑将军击胡左贤王，力战，夺左贤王鼓旗”，两个左贤王，重点强调。
于是，能隐的隐，想突出的突出，效果达成！
实际上，我认为，李敢获取的仍然是左贤王属下左大将的旗鼓。假设汉军和左贤王本人率领的兵马交战，并夺取了左贤王本人的旗鼓，诏书中绝对应该得意洋洋的有一笔的，然而并没有。
可我也担心，是不是我心中的怨念引导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误会了司马迁，实事求是，李敢获取的旗鼓就是左贤王本人的
最后，涉及这些狗血的恩怨情仇总是容易让人激动，所以，心噗通噗通的，也千万别误会我呀！
@天涯悲墨客 @长风万里出玉门

我的意思是这样的：
“转击左大将，斩获旗鼓”，这个旗鼓，理解成左大将的旗鼓，应该没什么问题。
然后，看诏书的整体措辞，在斩获的旗鼓中——如果斩获了不止一面旗鼓的话——左大将的这面旗鼓应该是最有价值，或者说，最值得炫耀的。
因此，我认为漠北之战汉军根本没斩获左贤王本人的旗鼓，李敢斩获的旗鼓，要么是左大将的，要么是其他将领的，但因为左贤王是东部最大的头目，笼统的说李敢斩获了左贤王旗鼓也不算错。
ps我对匈奴的组织方式没什么了解，大概就是看了几眼匈奴传，望文生义的那种，所以称左大将为左贤王的属下可能有问题，“笼统的说李敢斩获了左贤王旗鼓也不算错”也是凭感觉做的论断。毕竟，看诏书，我几乎是坚信汉军没斩获左贤王本人的旗鼓。但我更加坚信司马迁不会说谎，退一万步，也不可能说这么低级的谎。

再多说一句关于司马迁的怨念吧，其实想开了，史记甚至不是官方修史，而是司马迁没拿野猪一分钱，自己业余写的一部私人著作，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没什么好指摘的。
我没怎么看汉书，不过班固作为作者，肯定也有自己的兴趣和想法，只不过官方修史，除非资料不足没办法，否则厚此薄彼，偏心太过，倒是应该批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