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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少林十讲(最终版)《当代少林十讲》是我最重要的一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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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少林十讲(最终版)
《当代少林十讲》是我最重要的一部作品。在《少林与太极》连载的同时,我还在自己主编的《少林养生》MOOK
上全文刊发。得到了很好的评价,当然,在政府序列工作的朋友很担心我的尖锐和锋利会惹怒某些官员。我知道,《当代少林十讲》已经很节制。由于之前贴出的文章是随写随贴,难免会有不少瑕疵,这次把最终版本贴出来,以谢读者。同时为当代少林史留下一份重要的文稿。
当代少林十讲
   岳晓锋
相同史料的不同解读---当代少林十讲(1)
当代少林寺最核心的疑问是传承,而谈论当代少林必从满清入关开始。
  清朝少林寺衰败没落是相对于元朝、明朝少林寺皇家寺院地位而言。也就是说,元朝和明朝,少林寺作为皇家寺院,备受皇帝推崇的同时,方丈曾出任国师统领全国佛教,或者领旨出征。到了清朝,不仅这种地位不复存在,而且少林方丈的钦命制也在第一个方丈海宽之后终结。
  至于少林寺“法堂草长,宗徒雨散”并非清政府的压制之果。明末的旱灾、蝗灾、战乱、匪患才是主因。清兵入关后,顾炎武说少林“山僧缺餐粥,住守无一二”。
  现在人们常说少林寺受到清政府“禁教、禁武”的影响,其实是个谬论。《中国武术史》说得很明白,清廷“禁教不禁拳”。所谓的禁教,并非针对佛教,相反清朝皇帝大多笃信佛教,他们禁的是民间教门和秘密结社,也就是说,他们反对以颠覆政权为目的的教门。至于武功,顺治六年,清廷以“民无兵器不能御侮,贼反得利”为由,命令兵部除了火炮和甲胄之外,将三眼枪、鸟枪、弓箭、刀枪、马匹“悉听民间存留,先交官者,给还原主”。
  从满清入关的1644年到末代皇帝溥仪1911年退位的267年间,清政府大多数时间对少林寺的存在和发展都很宽容。其间唯一的例外是1735年雍正皇帝在御批中同意全面修整少林寺的同时对寺僧咬牙切齿(反对僧人在寺院外边居住)。这年八月,雍正驾崩。乾隆即位当年不仅从户部拨出了整修用的9千两白银,还在15年后亲自去了一趟少林寺。在雍正之前的78年间,少林寺并未被朝廷猜忌,倾轧。雍正的父亲康熙还为少林寺题写了匾额。在雍正之后的176年间,少林寺同样被清政府宽容。
  有据可查的禁武,只有《清世宗实录》,说的是雍正皇帝认为“武师多系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之流”,并下谕严禁学习棍棒。可惜除此之外,并无史书记载禁武之事。
至于重要证据,乾隆5年(1740年)正月17日,河南巡抚在奏折中说“豫有少壮之民,习于强悍,多学拳棒。如少林寺僧徒,向以教习拳棒为名,聚集无赖……”同样可以重新解读。
最早引用该奏折的是1997年出版的《中国武术史》,后来的引用者全都没有查证该奏折,断章取义之外,更没有谈及乾隆皇帝的御批。
 《中国武术史》引述这份奏折论证的是清朝民间教会(白莲教)吸纳武师的情况,在论及少林寺的时候则肯定地说,整个清朝,官方对少林寺练武总体上是默许和宽容的。为什么研究少林寺的学者引用同一奏折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仅仅10年之后,乾隆皇帝浩浩荡荡地从京城出发,亲自去了一趟嵩山少林寺。皇帝有可能严加斥责少林后再巡幸少林吗?他大驾光临少林寺难道是顺路捎带或者临时起意拐了个弯吗?
  即使确认雍正曾经禁武,但是雍正在位时间很短,禁武令存在的时间更短。
 现在很多人认为清统治者对少林寺心存芥蒂的另一个证据是乾隆四十年(1775年),河南巡抚徐绩从少林寺请了几个武僧到兵营教授枪法,却被乾隆训斥:“僧人既经出家,即应恪守清规,以柔和忍辱为主,岂容习为击刺,好勇逞强?有地方之责者闻之,当设法潜移默化,何可转行招致传授,令售其技乎?且以僧人教习营兵,既属非体,且使人传为笑谈。徐绩何不晓事若此?着传旨申饬!”
  乾隆训斥之后,徐绩主持重修少林寺千佛殿历时两年完工。徐绩把少林武僧从座上宾变为压制对象的可能性不大。
  清代少林寺与反清复明的天地会有着暧昧的传说,但这也需重新解读。《中国武术史》非常肯定地说,早期的天地会是以“互助和自卫为旨”,到了乾隆末期才确立了“反清复明”的斗争口号,天地会与少林寺之间的传说也是在此时才成形并开始流传。至于官方获知天地会的“西鲁故事”则是嘉庆16年(1811年)的事了。
  没有证据表明清代少林武功的演习由公开转向秘密。相反,1828年满清大员麟庆少林观武时,少林武功的强盛足以让人惊艳。如果是一直害怕追究而秘密练武,仅仅因为得到麟庆的口头承诺,少林寺难道就有胆量把演武场景画成壁画吗?
  显然不是这么简单。
  少林寺的武功从来都是练为战,不是练为看。它的价值在于冷兵器时代的实用性,并非观赏性。除了麟庆少林观武,查查之前的少林寺历史,还有谁曾经在少林寺观赏武术呢(明朝少林武术鼎盛时期,也仅在万历年间有过几次)?
  我们要知道的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之前,清朝皇帝道光已经给军队普遍配备了火枪。而西洋火器的盛行,正是武术没落的根由。
  像少林寺白衣殿壁画那样的演武并非少林功夫的常态。清末的1846年,少林寺门头房西院(西来堂)武僧湛声“昼习经典,夜练武略”在我看来表述的恰恰是少林寺僧人正常的生活状态,同时说明少林寺并没有受到官府的打压。众所周知,在佛教寺院,白天参佛念经修禅才是常态,少林寺也概莫能外,练武只能在夜间也必须在夜间。换句话说,少林寺如果不是夜间(包括清晨)练武,那才不正常,也有违出家人的本分。少林武功向来有六耳不传(传授的时候不能有第三个人在场)的传统,所以秘密练武本身与清政府的管制无关(民国著名武僧素典、贞绪都有夜间练功的习惯)。除此之外,武功在少林只是“末技”,只有战乱等非常时期,少林寺才会选择白天练武。民间少林武术的传承也沿续同样的规则,从清末到1980年代,少林寺附近的民间拳师练功和授艺大多选择夜间,地点多定在坟地或者野树林等背阴之处,一为专心,二为避人。
  因此我更倾向于《中国武术史》所得出的结论,清朝的历代统治者对少林寺庇护,虽没有明言倡导武术,起码对寺僧传习武术是宽容的。


来自Android客户端1楼2017-12-20 10:31回复
    没有大禅师,怎么敢谈武-----当代少林十讲(2)
    清代少林寺由全国性的大寺院沦落成偏居河南山区的一座普通寺院。第一位钦命方丈海宽圆寂之后,少林寺在清朝200多年中再没有走出一位能够影响全国的大禅师。
      没有了全国性的佛教活动平台之后,从康熙25年、35年到嘉庆21年、道光13年,22年少林寺先后为5个登封县令立碑。从统领全国佛教到为七品县官合掌诵经,少林寺的落魄让人扼腕。
      连年的匪患、天灾,加上北方佛教信仰薄弱,仅靠地租和信徒供养的少林寺难以维持曾经的地位和影响。
      乃至乾隆皇帝巡幸少林的时候,诺大一个少林寺居然找不到一个能够应对皇上的禅师,最后不得不从下院汝州风穴寺请来老僧海月代表少林寺迎送皇帝(结果,23岁的少林住持净府“奏对悉当”)。
      少林寺窘迫至此,武功自然难以启齿。
      作为禅宗祖庭和连续两个朝代的领袖寺院,少林寺一直引以为荣的正是禅师辈出,人才济济。纵观整个少林历史,遍寻少林塔林,我们同样发现武术和医学基本没有什么位置,少林僧人最在乎最荣光的称谓只有一个“禅师----武功毕竟只是修禅学佛、护寺护法的衍生品而已。
      我一直认为现在极其流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则太过粗暴和简单。文化是一条大河,不可能画成非常直观、清晰的地图线条。因为在文化的传承过程中,难免会有反复,会有分支。
      清代少林的传承非常复杂。自雍正末年少林寺25个门头房拆毁之后,没过多少年,门头房再次在少林寺外建成。不同的是数量上有些变化,到清朝末年只有18个门头房了。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所说的清代少林寺和民国少林寺并非现在看到的少林寺常住院。当时的常住院只是住持、四大班首、八大执事办公和居住的地方,除非重大节日和佛事活动,一般情况下,少林寺各个门头房的僧人并不去常住院。
      少林寺各门头房对外皆称少林寺,但各个下院对外各有名称。少林寺的住持并非由某一门头房垄断,而是一直坚持能者执事的规则。住持一般由门头房推举产生,但少数情况下,也可由下院高僧出任。
      这些门头房中永化堂基本算是少林寺的主流,有些例外的是乾隆巡幸少林寺的时候,少林寺的住持是延寿庵23岁的僧人净府,永化堂的超永只是登封县僧会司僧会。到了清朝末年,少林寺的住持僧又由另一个门头清凉庵(清凉寺是其主干)指派。
      即使在永化堂内部,也有很多分支。正道--园明—通来—行安—超吉 —明阳—玄相—祖心—清白—净志—真魁—如真—海璋—湛寿—寂元—淳祥是一个得到公认的传承序列,其中有多人出任少林监院或住持。由于明阳的明字辈与福裕70字辈中的同字辈重合,实际上从明字辈开始,已经很难从法名来辨别门头了。不过,解放后圆寂的少林寺住持贞绪是永化堂的僧人,他的师父淳智与淳祥应该是同辈师兄弟,至于是否同一个师父,还不一定。
      接待乾隆皇帝的超永则是另一个传承序列:园亮—通玉—行德—超永。在上述永化堂的法脉之外,还有其他的永化堂僧人身居登封县僧会司僧会之职,如:海涵、寂琏。
    在清末少林寺18门头房中清凉庵人丁最旺,达到8辈、9辈同堂。恒林、妙兴作为乱世武僧的代表广为人知。
      为什么永化堂主导少林寺那么多年,鲜有武僧闻名,到了清凉寺主导少林寺,武僧就横空出世呢?
      这就是我说的乱世用武、盛世用禅。清代的少林寺虽然并不安宁,但整个国家的局势还是比较稳定的,在缺乏禅师的时代,少林寺不是没有功夫超群的武僧,而是不齿于谈武。
      同时,清政府禁止汉人领兵打仗(岳钟麒是个孤例),僧人又不可参加武举考试。整个清朝少林武术只剩下一次为官员演练的露面机会。
      少林寺各门头房传承的武功各有侧重,到了清末,似乎只有清凉寺禅武并重。因为禅师兼武术大师恒林以住持的身份来到少林寺常住院后首先做的就是开堂讲法。气魄和远见直追先祖小山、正道、海宽。
      然而,时代并没有让恒林成就大禅师。民国初年,旱灾、匪患、民间武功高手林立,让他只得“以菩萨心肠作金刚面目”,沉睡了三百年的少林僧兵终被唤醒。


    来自Android客户端2楼2017-12-20 1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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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回光返照的少林僧兵-----当代少林十讲(3)
      少林寺不甘于平庸,时势也不容许少林仅守青灯古寺、焚香念经。
        清凉寺当家和尚延乐把弟子恒林派往少林寺常住院,并不仅仅因为恒林武艺高超、胆识过人,他知道恒林的戒行修持同样会让人敬仰和信服。
        恒林被官府任命为登封僧会司僧会之后,开堂说法,机辩如流,试图重振曹洞宗风。
        此时的少林寺拥有耕地3000多亩,僧众数百人(明代少林最盛时期拥有僧众3000多人,明末衰败,经海宽数以十年摩顶连踵、苦心经营,到了顺治末年少林僧众恢复到了600多人。即使历经黯淡萎靡的清朝、战乱焚寺的民国、河南饿死几百万人的1942年大旱,到1948年少林寺仍然拥有僧众80多人,耕地2800多亩)。在少林寺的大家族中,恒林处事公正、参禅精进、登坛说法、四众信服。
        然而辛亥革命的爆发、军阀割据、土匪四起再加上天灾荒年,即使偏居深山老林。恒林再也无法安心念经讲经了。
        乡绅、县官需要恒林挺身而出,保卫寺庙同样需要恒林勇挑重担。虽然不像明朝那样领着朝廷的兵饷、享受粮差全免的优待,组建并统领保卫团对于恒林来说仍然是一个广播少林寺声誉的绝佳良机,一个大幅提升少林寺地位和话语权的平台。
        恒林欣然接受了官府的“少林寺保卫团团总”任命书。他清楚火器时代枪炮的威力,也知道武功的灵活和实用,队伍拉起来之后他积极购置枪械,教导大家练习射击的同时也不忘教授武功。
        少林武功加上现代化的步枪让恒林带领的兵团所向披靡,战无不胜。即使几股土匪联合行动,遇上恒林也难逃被歼灭的厄运。
        拥有自己军队和战功的少林寺住持恒林不仅收获了丰盈的战利品,还受到了河南省政府主席的嘉奖,得到了僧团的拥护和民众的爱戴。一时间少林僧徒云集、人丁兴旺,放眼望去,全然复兴的迹象。
        此前,低迷300多年的少林寺戒行不严、宗风不彰,与连年欠收度日艰难相伴的还有僧徒的锐减。少林寺太需要这场战功了,也最容易被这一时的战功所迷惑。
        好在恒林谦恭如一、敦睦乡里。
        然而,英年早逝的恒林并没有带领少林复苏。相反,巨大的威望放大了他临终选择的错误。应该说他本来还有很多选择,合适人选包括同门师兄弟的恒山、恒川,徒弟辈的妙全、妙正、妙聚、贞绪以及跟随他出生入死的西院武僧素典等。这些人的武功堪称一流,有的甚至不亚于妙兴。但是他仍然选择了雄心勃勃、不善修禅的妙兴接替他的位置。
        妙兴接任少林寺住持和“少林僧兵”的首领之后,并不甘心仅仅保卫一方平安。在接受军阀樊老二的供养之后,他义无反顾地介入到了军阀混战之中(樊钟秀拥戴孙中山,但其军阀的面目不改,吴佩孚部下卢耀堂正是借助樊钟秀,才收编了妙兴)。
        这一次,少林寺住持带领的已经不是仅有一、二百人的僧兵了,他贵为吴佩孚湖北第一师第一旅第一团的团长,僧服换成了军服,带兵人数也多达一、两千人。遥想名垂少林青史、战功显赫的传奇武僧周友,虽然号称“天下对手、教会武僧”,其弟子也不过就是这个数目(1千多人)。
        说妙兴保邦靖世,显然很牵强。那么,是为了感恩?还是为了在战乱中分得一杯羹?是为了重振少林雄风还是为了对少林寺的下一个1千年负责?
        我们已经不得而知。4年之后,妙兴战死沙场。站错了队、跟错了人的少林寺终于在1928年招来了几乎灭顶的大灾难:战胜一方的军阀前来泄愤,一把大火烧掉了大半个少林。
         下一个1千年遥不可及,上一个1千多年就这样毁在了象征着希望的“少林僧兵”手中。
         历史向来喜欢捉弄人。
        在少林寺大雄宝殿烈火刚刚燃烧8天之后,南京国民政府主导的中央国术馆(国术研究馆)宣告成立。一个从来没有到过少林寺,也不会少林拳的大力士王子平当仁不让地坐上了国术馆少林门门长之位。
        在少林寺大雄宝殿烈火熄灭1年之后,河南省佛教会在开封成立。曾经的皇家寺院在地域佛教平台上也没有了一席之地。
        火厄之后虽然元气大伤,但少林寺毕竟是少林寺,仅就武功而言,仍然高手林立,人才济济:除了上文所提到的恒山、恒川,妙全、妙正、妙聚、贞绪、素典之外,还有妙兴的徒弟体信、体钟,体钟的徒弟常秀、常青,以及跟随素典学武的永祥,跟随贞绪学武的素喜、德根、行章等等。
         只可惜以武功凝聚少林僧徒的时代从此绝尘而去、一去不返。
      失落的少林,热闹的民间-----当代少林十讲(4)
        1928年大火之后的少林寺一片荒凉,寺僧散落。
        废墟上的少林寺再次合居。即使远在少室山南的清凉寺,山北的延寿庵等门头僧人也开始陆续回到常住院。少林寺的当家和尚先后有体信、素典、淳朴、贞绪,他们能做的也只是维系山门而已。
        此后,像恒林那样大开法席的禅师再也没有出现,武功方面,像恒林、妙兴那样的顶尖高手尚有素典、湛洛等人。与恒林、妙兴、素典在同一水准的少林还俗僧吴轱辘(寂勤)早在1917年作古。仅就少林寺的上乘功法心意把来说


      来自Android客户端3楼2017-12-20 1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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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个人同样代表着当时的最高水平。
          1930年代少林寺当家和尚贞绪的武功虽然也很高,但已不能和上述几人同日而语。不说寺内,仅就民间而言,与他水平相当的大有人在,如山南的李根生、山北的吴山林、嵩山东部的凌斗、磨沟的范大田等。
          劫后余生的少林寺,人心散落。虽然高手林立,但是大家对于武功的态度也在发生变化:谁都知道钢枪大炮的威力,也知道武功早已不是克敌制胜的决定性因素。由于战乱和饥荒,这段时期的少林寺教风不正,宗风不彰,天空中弥漫的是颓废消沉的气息。
          这期间日本人宗道臣曾来少林寺学武。由于恒林1921年已经圆寂,教授宗道臣的有可能是恒山、恒川等人,绝对不可能是其所宣称的恒林。而且这显然是一种个体性行为,以至于40多年后,宗道臣以少林弟子的身份回少林朝拜时,几乎没有人记得他。
          此外,还有中央国术馆的编审处处长唐豪来访,但是没有多少僧人愿与他交流探讨。以至于1928-1930年间他不得不多次来到少林,但终究收获不多。即使1936年蒋介石驾临,少林寺也同样缺乏热情,只出动了不足三成的僧人来迎接这位时任国家最高领导人。
          与少林寺的冷清低调相比,这段时间民间的少林武术却非常热闹。
          登封大金店的李根生与偃师县佛光乡的吴山林在各自的家乡开辟拳场、广收门徒。登封唐庄磨沟的女婿凌斗甚至一度把收徒范围扩展到了少林寺所在的村庄,这也许可以看作少林寺放弃保一方平安的“少林寺保卫团”之后村民的自发性自卫。
          李根生是在少林寺(清凉寺)学习的武术,吴山林的父亲本来就是少林寺还俗僧人吴轱辘,而登封唐庄磨沟、石道阮村、告成八方等地的武术可以看作明末或者清代中期还俗武僧流落民间的结果。因为这些地方的人和少林寺武僧一样,以紧那罗王崇拜作为习武的根本。
          但是我们不得不说,少林武术传入民间发生了很大的变异。知道“挪挪爷 ”(紧那罗王),不知老佛爷的民间拳师根本没有宗教信仰,“止识拳棍、不知棒喝”使他们很难达到高深的武学境界。此外,民间武术舞台化倾向也非常突出,最有力的证据是往往在民间武术集中的地方,武术表演也非常兴盛。拳师同时也是文艺表演的主力,如打老虎、打猩猩怪等民间社火,莫不如此。
          除去逢年过节必须的武术类表演之外,民间拳师也加入到对抗土匪、抗拒苛捐杂税以及抗日中来。1937年,河南西部九个县的拳师组建了“少林武术抗日救国会”,参会人数一度多达万人以上,其中登封的拳师凌斗及其徒弟王顶一广为人知。
          断壁残垣的少林寺只能置身事外,此前一年蒋介石来少林的时候,寺僧连一件像样的袈裟都没有!
          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1939年开始少林寺当家和尚贞绪还是毅然出资筹建少林中学,并在1942年获得国民党高级将领卫立煌题写的校名。
          少林寺筹建少林中学和1920年代军阀樊钟秀把“建国豫军司令部”扎在少林寺、1945年少林寺山门挂上“少林区抗日区政府”的牌子一样,均非寺僧乐意而为。
          1930年代全国再次掀起“庙产兴学”之风,河南尤甚。当时与少林寺同属登封县的中岳庙里有武陟中学,会善寺里有陕县中学,卢崖寺、刘碑寺、清凉寺也都办起了小学。对于贞绪来说,与其寺院被征用还不如主动迎合一些为好。
          窘迫的少林寺在日常的法事之外,并没有放弃武功的训练。
          佛寺流行这样一句话“宁领一千兵,不领一个僧”,说的是出家人四大皆空,难以形成统一目标。少林寺各门头房虽然又汇聚一处,但田产人头仍然分开管理,在佛事和事务上大多各行其是。谈禅论武不比大家高出许多的贞绪当起家来难免力不从心。其中,清凉寺的顶尖高手体钟不守清规,多惹事端,和他的师父妙兴一起是被寺僧称呼为“拿盒子(手枪)的人”。拿盒子的人,自然不会听从调遣。
          贞绪为人敦厚,心态平和,由他来当少林寺的家更是困难重重。但是作为当家和尚,又不能不为宗风传承考虑。寺院之内,素典冷漠孤傲,妙全、妙聚不问寺务。寺院之外,吴山林与贞绪私交甚好(吴山林的父亲和贞绪同属少林南院永化堂),在贞绪忙于寺务的时候,吴山林曾被请到寺院帮助传授武功。当然这种传授范围并未囊括全寺青年僧人,而是仅限于跟随贞绪学武的德根、素喜、行章、永祥等等。
          抗日和内战时期,少林寺不乏武僧参军的事例,著名的有行香、素龙、永贵、行书、行方、素祥等。但这些都是个人行为,贞绪虽然支持他们,但断然不会亲自带领寺内武僧走上战场或者鼓励其他门头房僧人参军。
          少林寺已经经不起任何的风浪了。
        1948:武僧末路-----当代少林十讲(5)
        1948年少林寺所在的登封县解放,1950年-1952年实行土地改革。少林寺被定为庙产地主,僧人被分门别类,有的是地主,有的是恶霸,当然也有贫农和反革命分子。
          两个僧人在土改中被枪毙,一个是有十几杆枪的体钟,一个是曾任少林区抗日区政府副区长的永贵。前者因为戒行不严、拥有武装;后者则是跟错了人,死于政治纷争。加


        来自Android客户端4楼2017-12-20 1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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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上20多年前积极投身军阀的妙兴,三个武僧的命运基本相同。其实这种相同的命运昭示的是一个武僧末路的时代。
            武僧末路灯法昏暗。1948年少林寺至少还有82名常住僧人,2800亩耕地。到1953年土改后,仅有14名僧人(后来又接收了几个寺外僧人)28亩薄田的少林寺成了登封县城关公社郭店大队第23生产队。
            土改前,除去个别人参军外,大多数僧人选择了还俗。留在寺院的僧人全部都是无家可归者。1955年贞绪圆寂,年轻一点的德根实在受不了寺院的清苦,走出去教习武术糊口,先后在周边乡村及登封县业余武校、登封县豫剧团、河南省歌舞团任教并在1960年代还俗。1959年国家出台了《武术竞赛规则》,要求武术吸收一些体操和舞蹈动作。出于工作的需要,德根对少林武术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改编,吸收了豫剧表演动作,使之更连贯、更好看、也更虚花。
            由于弟子众多,加上武术界流行徒弟抬高师傅的“潜规则”,德根一直被誉为“当代少林功夫大师”。德根固然可以称作大师,但他并非是那个时代唯一的顶尖高手。与其年龄相当的大师级武僧至少还有两个,一个是清凉寺的常秀,一个是被德根误认成许世友的永祥。
            常秀是体钟的弟子、妙兴的徒孙,他早在1940年前后离开少林到南京云游参学,并挂单焦山寺。2009年台湾的星云法师访问少林,说年轻时在焦山寺看到少林和尚跳起来一丈多高,甚是佩服。星云看到的应该是常秀。由于常秀的少林48名枪、心意把、心意拳都练得炉火纯青,1975年前后少林寺当家和尚行正两次专程前往常秀家,并派出俗家弟子郝释斋、石喜文劝说常秀回寺为僧,可惜儿孙满堂的常秀已经习惯了农民的生活。
            德根之所以会误认一起学习武术的永祥就是许世友,并声称许世友比他大1岁(实际上许世友比德根大9岁,比德根大1岁是永祥),除了许世友自述曾经在少林寺学习武术之外,永祥和许世友容貌相近、性格相同而且都是武功高超、臂力过人。
            1980年代初期,由于德根已经过世,出于振兴少林寺的需要,行正也误以为永祥就是许世友,一方面给许世友写信,一方面托人寻访永祥。等永祥回到少林寺才发现永祥就是永祥,和开国将军没有任何干系。
            此时的永祥虽然年迈体弱,但“火神爷”的脾气一如既往。行正留其住寺多年。后来永祥因病思归,他说我一个月来一封信,收不到来信时,一定是我死了。从1986年冬天开始,少林寺再也没有收到东北的来信。
            永祥的武术老师有好几个,如素典、贞绪、吴山林等。有两个传闻可以证明他的威猛。
            学成之后的永祥曾挑战素典用以验证自己的武功。我们都知道素典的武功十分了得,不要说永祥,就是贞绪、吴山林也未必敢在素典面前动手。当时,素典正在立雪亭打坐,永祥趁其不备,攻其头部,被素典一拳打到门外。爬起来后永祥预备再次进攻,素典说“祥,你还来?”话音未落,永祥再次冲到素典面前,并被素典打倒在地。永祥不服,还要出拳,素典说“祥,你不要命了?”永祥这才停手。
            少林寺老僧说得最多的还有,永祥喜欢骑马夜闯匪窝,活动范围东到密县,西到洛阳。虽然败多胜少,伤痕累累,但他乐此不疲,最终身负命案不得不在1945年前后逃离少林,回到东北老家。
            应该说,永祥是一个有理想的武僧,他所践行的正是戚继光 “既得艺,必试敌,切不可以胜负为愧为奇”的兵营训练原则。
            可惜时代变了,已经不再需要功夫大师了。永祥虽然也曾携带步枪,枪不离手,但他已经跟不上时代了。要知道,曾在少林寺学武的许世友自1920年代离开到1985年去世,再也没有回过一次少林。
          寂寞少林 艰难的留守——当代少林十讲(6)
          被国家宗教局前局长叶小文称为“扫荡”的土改和文革时期,少林寺是寂寞的。在此之前,即使是发生大饥荒的1942年,少林寺也不断接收新僧人,千年寺院的活力随着人员的流动而充盈。在1948-1978年30年间,少林寺仅剃度了永山、永乾两位僧人。1948年以前,少林寺的行章、常秀、素喜等常年在上海、南京、西安参学;再早一点的1920年代,素典还经常到五台山、峨眉山以及江苏、上海讲经传法。到了土改和文革时期,少林寺僧人几乎局限在登封小县之内,参学云游几无可能。
            在1966-1978年的10多年间,“全国佛、道教寺观中的僧道人员几乎全被赶出庙门”(《1985:中央办公厅调查组关于落实党的宗教政策及有关问题的调查报告》)。在中国第一佛寺洛阳白马寺,受人尊敬的海法被迫还俗,寺内除了文物管理人员,已经没有一个僧人。在河南三大城市之一的开封,诺大一座城市仅有净严一人苦守白玉阁。相比之下,属于开封地区的少林寺能够拥有20多名僧人,显然不是太少而是很多。在土改时,参加分地的少林寺僧人有贞绪、德禅、素来、行正、德立、德荣、行用、常池、永净、贞法、贞花、素彦、素喜、妙性14人,土改后文革中陆续回到常住院的少林寺下院僧人有永福、永常、永镇、行敏、德明


          来自Android客户端5楼2017-12-20 1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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