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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秦简透露家自有井。《管子·八观》：“巷凿井。”此为居巷者共用一井，这可能是“巷族”①之家。由巷凿井到家自凿井，反映了社会组织形式的变化。由上述看来，这种拥有小型室屋、结构简单而又多功能的住宅，正与独立自主、自给自足的个体小家庭形态相一致。从民族学提供的资料来看，基诺族龙帕寨阿抽昨姓大房子规格约13×35米，住着一父系后裔125人，共包括27个小家庭②。秦在商鞅变法前“同室内息”的家庭断非此类，只是父子同室，而非一父所生下多代同室，仍为较小直系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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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韩非子·说疑》。
②庄孔韶：《基诺族“大房子”诸类型剖析》，载《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2期。

一般说来，秦家庭规模比东方尤其比齐鲁要小。秦多五口上下之家。苏秦说齐临淄“下户三男子”①可服兵役，此与孟子“八口之家”②说相近。这代表东方齐鲁情况。此外尚多“巨室”。《孟子·梁惠王上》云：“父母冻饿，兄弟妻子离散。”可见，盂轲立论的社会组织基本细胞是小集体家庭，这种家庭是祖孙三代同居型结构。

(二)父家长制直系大家庭

战国、秦尚有一种直系大家庭，《商君书·垦令》中的“大夫家”、“禄厚而税多，食口众者”及拥有一定数量“余子”的“大官”之家，皆属此类。其家庭结构往往较为复杂，代层、人口都较多，一部分不业游民常投其门下，韩非所说收容逃事藏匿士卒的“有威之门”，便是这种情况。应当说明，此时“大夫”已成为普通职称，人皆欲求，人皆可求。

秦《日书》记：“生子为大夫”，已成为人的普遍社会心理。二十级军功爵中就有大夫类四级，获得大夫职位的途径亦不同于往日。此时所谓大夫之家实已成为普通剥削之家，而非如春秋宗法贵族世家。还有一种父家长奴隶主家庭。由秦简只言其“擅杀子”，而不言杀弟而知其实为直系小家庭的扩大型，而非旧宗法大家庭。秦简所见“谒杀”、“谒迁”、“谒鋈”其子者，皆属此类。

又，拥有“妻媵(媵)臣妾”者，亦当与此类相关联．这类家长有的妻妾成群，子辈、臣妾众多，不同于个别畜养少量幼奴的士伍小家。

(三)巷族一一宗法性集体大家庭的残余

《韩非子·说疑》：“内构党与，外接巷族。”此“巷族”应即旧宗法性集体大家庭的残余形态，但与典型的宗法大家庭性质有所不同，在社会上亦为数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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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战国策·齐策》。
②《孟子·尽心上》。

(四)几种特殊家庭形态

1．巫儿家庭。《战国策·齐策》：齐有“不嫁”与“至老不嫁”者。《汉书·地理志》：齐襄公淫乱，姑姊妹不嫁，“令国中民家长女不得嫁，名曰‘巫儿’……民至今以为俗”。按，此俗亦并非由襄公提倡所造成。襄公与其姊妹事，正反映古群婚之遗俗。长女不嫁，亦并非不婚，应是对偶婚的遗习或变种，也可能反映了夫从妇居的习惯。

2．赘婿家庭。战国、秦时赘婿成俗。赘婿的历史渊源应来自母系对偶家庭阶段，夫从妇居。待到父系家庭阶段，则是妇从夫居。不过，当此变革之初，则仍有原先夫从妇居的各种遗俗在。如室韦之俗，男子先从妇居，“三年役力”后归①。赘婿的基本特点就是夫从妇居，这类家庭应是古对偶家庭的变态遗存。在阶级社会，贫寒子弟，无力聘娶，故从妇居而为赘婿。正如在对偶家庭中一样，在赘婿家庭中妇权是高涨的，赘婿随时有被赶走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