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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召天下文学方术士”至焚书坑儒——析秦帝国政权与士人关系的演变
【作者】 刘力；
【机构】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
【摘要】 在秦构建帝国一统的进程中,曾试图通过"悉召天下文学方术士"的文化怀柔而"兴太平"。然而,由于价值取向的分歧,秦帝国政权不断遭遇士人"异说",最终,帝国威权以"焚书坑儒"回击之。这不仅宣告了秦帝国初期文化怀柔政策的转向,也揭示了士人与政权之间由春秋战国的"为帝王师"向专制帝制内的"为君之臣"的关系转变。
【关键词】 秦政权； 悉召文学方术士； 焚书坑儒； 士人； 文化政策；
虽然“焚书坑儒”是个老话题，但是本文由此深入分析到帝国文化政策的转向，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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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秦初“悉召天下文学方术士”的文化怀柔政策

成就帝国统一大业之前的秦作为关西一隅之诸侯国，在文化序列上往往被关东六国“比于戎、翟”而耻与之。这一方面源于“内诸夏外夷狄”的认知，另一方面则是因秦重军功、尚耕战的文化传承与法家文化取向所致。随着秦政治、军事上统一步伐日益彰显，其当政者也开始重新思考帝国文化意识上的方略，尤其是应如何将以齐、鲁为代表的关东六国悠久深厚的文化传承延揽入帝国政权。具体言之，则是落实为如何对待作为承载诸子百家之学的士人问题。

在诸侯纷争的战国，“士人”对于诸侯而言，可谓是制胜的重要法宝。“六国之时，贤才之臣，入楚楚重，出齐齐轻，为赵赵完，畔魏魏伤”，故战国时期七国虎争天下，莫不以招四方游士为要。其时秦国虽还是地处西隅的诸侯国之一，但“自穆公至于始皇，皆能留心待贤，远求异士”。

相较于关东六国，秦国举贤纳士的力度更大，范围更广，“六国所用相，皆其宗族及国人，独秦不然，其始与之谋国以开霸业者，魏人公孙鞅也。其他若楼缓赵人，张仪、魏冉、范雎皆魏人，蔡泽燕人，吕不韦韩人，李斯楚人。皆委国而听之不疑，卒之所以兼天下者，诸人之力也。”秦重用四方宾客士人最终获得了丰厚回报!

最终，因着“听众人之策”，秦实现了“乘六世之烈而吞食六国”兼诸侯并有天下。所谓的，“众人之策”即来自四方宾客士人的谋略建议“我们可以看见”在成就帝业的过程中”秦国对于各方士人是倚重、礼遇的。

即便在因怀疑“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间于秦，而意欲“请一切逐客时”最终考量到如若，“疏士而不用”是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强大之名也，而“乃除逐客之令”。
作为秦帝国的开创者，始皇还在其幼年之际亦开始招纳士人，年十三岁“庄襄王死”，政代立秦王，“招致宾客游士，欲以并天下”。其时，士人在建功立业为帝王师的理想憧憬下，亦是欣然向秦的李斯（楚国人）却驰骛为秦王舍人。

作为楚人，李斯却毅然前往西戎之秦，缘由在于“秦强王贤”可以成就天下一统的帝业。“自秦孝公以来，周室卑微，诸侯相兼，关东为六国，秦之乘胜役诸侯，盖六世矣。今诸侯服秦，譬若郡县。夫以秦之强，大王之贤，由灶上骚除，足以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此万世之一时也。”

成就天下一统的万世之伟业，不仅是统治者的政治憧憬，亦是渴望为帝王师的士人们的政治理想，对于此时秦统治者与士人之间惺惺相惜的关系，有学者以为，历史的嘲弄常常是双向的。

一方面，它固执地将秦的统治者铸于士的对立面，从而与东方那些温良谦逊、恭敬文雅的士的保护人、赞助者明显区别开来。

“另一方面”在中国历史上，自由度相对最大的战国末年，士人们几乎是完全自主地选择了秦王，向他献计献策，帮助他完成统一大业，甚至帮助他灭亡了自己的国家。这说明，在相当一段时间，秦政权虽然奉行商鞅重军功、尚耕战的法家思想，但对于士人是倚重、礼遇的，而士人对被视为西戎的秦国亦是心向的。

公元前221年，当秦最终扫定六国，建立起庞大的帝国后，为了弥补自身作为西戎之国在文化历史、文化内涵上的先天不足，秦在文化上实行了对关东六国尤其是齐鲁之士开放、容纳及礼遇的政策，这种文化怀柔政策主要表现在博士员的设置上。“博士、秦官，掌通古今，秩比六百石，员多至数十人。

”王国维先生在《汉魏博士考》中指出“秦博士员七十人，其中盖不尽经术之士，殆诸子、诗赋、术数、方伎皆立博士，非徒六艺而已。”即是说，秦帝国置博士，有儒学之士，亦有方术、道家等其他诸子之士，博士员的设置，是帝国统治者拟图将春秋战国的私家养士制度一变为王朝养士，将以儒生为代表的士人延纳进入大一统的体制之内，从而与帝国政权一统相适应的文化政策上的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