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我是一个民族主义者 现在我是一个爱国的大同者。爱国不单是效忠某个政府、国家、民族。应该是对土地自然的热爱，对亲人邻居同志的友爱，以及对风俗、信仰的喜爱。

华夷之辨
“华夷之辩”所产生的历史背景、所阐发的义理、所追求的目标、所得以运作的社会政治结构，与近代发源于西欧北美并随着殖民扩张而成为国际标准的民族主义均不尽相同。“民族主义应该仅仅涉及那些与‘民族国家’观念相联系的情感，但我们却往往把它和与群体归属感有关的许多其他情绪相混淆了。……民族主义不应该混同于部落主义、种族主义，或者由于共同文化、宗教、语言产生的归属感：它只应包括那些对建立民族国家有基本重要性的情感和态度。”
为什么这么说呢？且看“华夷之辩”所“辩”的是什么，“夷夏之防”所“防”的又是什么。基本的共识是，“华夷之辩”所“辩”的不是血统，而是文化：“夷夏之防”所“防”的是“以夷乱华”或“夏变于夷”，其核心依然是文化而非血统。盖所谓的“华”或“夏”，其本身就是诸多不同的族群（甚至可以说是不同的“夷”）相互融合的产物，他们由“夷”变“华”，实乃因为被文明化了，也就是说创造了并接受了我们后世所谓的华夏文明。我们华夏文明的老祖宗，最初也是“夷”啊。《孟子》有曰：“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距也千余里，世之相后也千有余岁，行志得乎中国。”（《孟子·离娄下》）我们今天的汉族，无论血统还是文化，都不是一个纯种的族群，实际是诸多族群相互融合的产物，是接受了华夏文明的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的融合体。从这个意义上讲，汉族及华夏文明与少数族群及其文化并不在同一个层面上，只不过在当今西方主导的政治意识形态下，这样讲就显得政治不正确了。总而言之，在传统的“华夷之辩”中，“华”与“夷”之间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流动的，且其流动还可能是双向的，所谓“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
颇为吊诡的是，“华夷之辩”或“夷夏之防”得以阐述的观念框架却是“天下观”和“大一统”，而非类似民族主义的概念范畴，颇有世界主义的味道。“《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以为内外之辞言之？言自近者始也。”（《春秋公羊传·成公八年》）一方面是天下之内的“差序格局”，首先从文化上，进而从地域上，进行区隔，“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礼记·王制》）；另一方面是天下之内的大一统，区隔并不是隔离，区隔开来的族群还要统一于以中央王朝及其背后的华夏文明为中心的天下秩序中，对于四夷要“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礼记·王制》）。这两个看上去相互矛盾的观念后来被朝贡体制这样的制度性框架得以固化，从而形成中国特有的文化－族群关系、国家架构和天下秩序。也就是说，“夷”并未因为是“夷”而被排斥在“天下”或“一统”之外，而是一方面在制度上以朝贡体制确立“华”与“夷”之间的区隔与联系，注意不是隔离；另一方面则在文化上“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论语·季氏》），进行文化上的同化。所以金耀基先生说：“中国是一个国家，但它不同于近代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它是一个以文化而非种族为华夷区别的独立发展的政治文化体，或者称之为‘文明体国家’（civilizational state），它有一独特的文明秩序。”

炎黄子孙
这些记载说明当时人格化的黄帝已经开始出现，其影响力已大到把黄帝说成自家祖先可以有巩固政权作用的地步。当然，它伴随着一系列“黄帝”周边产品的逐渐完善，譬如黄帝被说成是医学、文字、数学、音乐、军阵、舟车的发明者。
康有为的一段话颇能代表这种心理：“我南省原皆猫、猺、狪、獞之地方，今已为我黄帝子孙逼处，猫、猺、狪、獞亦将绝矣。”高等的华夏族群不但理所应当统治中国，甚至可以作为黄种人的代表，和白种人共同主宰世界。
黄帝符号更是被多方利用，不管是清末的革命党、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和共产党，都以“大家都是黄帝子孙”号召全体华人团结起来对抗外侮；黄帝事迹被谱作歌乐，收入教科书中。就这样，“炎黄子孙”、“轩辕世胄”等称谓广为散布，终成为汉族乃至中华民族的代称。

清末种族思想来源
日本倒腾法国学者的三手货
种族思想来自于拉库伯里
其实开宗明义，种族思想来自于拉库伯里(Terrien.de Lacquerie) 的学说之传入日本
有关(注解:Martin Bemal ,“Lin Sh ihe?ei and National Essence'' ，in Charlotte
Eurth,ed。,The Limits of Change :Essays on Conservative Alternat ivesin Repub,
lican China (Cambridge,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6) ，p p。96-
97。)。这位法国学者是泛巴比仑说的提倡者，认为黄帝是两河流域的君主尼科黄特
(Nakbunte),他率领巴克(Bak) 民族东徙，途经昆仑山，辗转来到中土定居，“巴克”
亦即“百姓”，乃汉民族之前身。此说被章太炎、黄节、蒋观云、宋教仁等人采纳，而粱启
超、刘师培等人亦因而相信黄帝与中国民族起自昆仑山。至1915年袁世凯政府制定国歌，
仍按此说，因此有“华胄从来昆仑巅”的歌词(注解: 唐文权、罗福惠: 《章太炎思想研究》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55-56页。)
革命思想来自于希腊从奥特曼独立

就拿清末X党来说，明明白白的洋人思想，但是后来极力批了一张中国思想皮而已
XX命党人宣扬“大义”先从希腊开始讲起
言必称希腊看来就是那时候开始的
希腊之臣服土耳其也，数百岁矣。一昔溃去，而四邻辅之以自立，莫敢加之叛乱之名者，无
他，种族殊也。意大利初并于日耳曼，逾年百五十，而米兰与伦巴多人始立民主。斯其为殊
类也，间不容剽忽耳，然犹不欲以畀他人。繇是观之，兴复旧物，虽耕夫红女，将有任焉。
异国之不忍,安忍异种? 异教之不耦俱，奚耦俱无教之狼鹿? 君子观于明氏之史，如刘基者，
其于为震旦尽矣!
确实看出了清末以来“XX思想的本质
并非自发的思想，而是外来思想的影响

内容不错不过你在明朝吧发的那些玩意是怎么回事？

呵呵，我可不觉得一个人的思想会在一天内改变，不过东西不错

文化民族主义
民族是一个文化符号，因为文化会随着家教延续，所以大部分情况下民族也和血缘具有很大程度重合，但并不意味着民族和血统严格关联民族主义是一种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的现象，也是人类的基本行为表现之一。民族主义强调民族特点的重要性，主张有目的的发展和传播民族文化，并鼓励民族成员团结。前者对人类文化的宏观发展有积极意义，而后者正在被现代民主政治逐渐取代。
极端种族主义认为，自身的种族对于其他一切种族具有绝对的优越性。同时，在不违背上一条的前提下，目前所面对一切的问题都是种族问题，一切的问题都可以通过种族手段来解决。从结果上看，极端种族主义主张通过鼓吹种族优越性来使自身政权内部达成廉价的团结，然后通过掠夺其他种族的财富来解决或者掩盖自身现阶段的各种问题

工业化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是近代化的产物，农业社会强调的是等级阶级，工业时代的到来才产生民族主义。
农业社会的政体会发明并强化阶层之间文化的差异性：贵族，武士，牧师，自由民与被捆绑在土地上的农民。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农业社会里，要想维持特权群体的独有的特性，将人口明确划分阶层是一个简单易行的办法，国家不愿意也不希望形成一个跨阶层的共同的文化规范（这点上僧侣阶层反而有更高的追求）。因而在这样的环境下，追求一种单一的主导文化是缺乏动力也毫无意义的。

经济的发展与生产力的增长对人所扮演的角色有了更高的要求：人的职业不再是世袭的；识字不再是一种职业而是职业的前置技能；不断地与素未谋面的陌生人交流；时刻准备持续不断的职业变化，接受能够满足任意需求的一般性教育。民族主义就由这种细化的劳动分工产生，这样一个流动性比以往更强的社会必然走向一种更柔和的剥削与更高级的平均，带来一种“人人平等”的经典幻觉。这一切都来自于庞大的教育机器，它灌输给公民尊严，安全感以及将来所从事职业的范围，需要的是一种更高层次，更庞大的文化（“小的”必须附属于“大的”才是美好的），这些是只有国家才能提供也必须提供的

阶级民主主义
在西方国家还是中国，迄今为止，种族或民族问题反而变本加厉，让全世界的工人阶级或底层民众彼此隔离，甚至互相仇视。其实道理很容易理解。
在中国迅猛发展的经济进程中，诸多少数民族成员被边缘化，无法分享到发展的果实。剥夺感、失落感和怨恨占据了他们的身心，这时，宗教和民族归属感成为他们唯一的慰藉，而这时分裂势力和宗教极端
分子就会将其中某些人组织起来，将他们的愤怒引向主体民族，从而让他们他们认为，是汉族人剥夺了作为少数民族的他们的阶级矛盾(少数汉转化为民族矛盾(少数民族对汉族)。当这些人将汉人最终视为终极敌人即非人的时候，自然会无所不用其极，发泄他们的怨恨，而暴力就是他们表达怨恨的最为直接的方式。
而这种暴力的结果，也会使得某些汉人对少数民族本身产生敌视态度，并滋生出沙文主义思想，其结果就是民族关系的恶化。毛主席说，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在谴责这种恐怖主义和完教极端主义的时候，或许我们更应该思考如何实见“包容性发展”，让全体人民都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

古典民族主义
魏书·韩显宗传》记载显宗上书魏孝文帝说：“自南伪相承，窃有淮北，欲擅中华之称”，说明取得了统治地位的“戎狄”，自居中华正统而斥江南朝廷为“南伪”了。总之，中华一词，是由中国与华夏二名复合而成，其含义在古代与中国一词相当，在许多场合是同义语，论地域主要是指中原，扩而大之，及于王朝直接管辖的郡县地区；论民族，一般指汉人；中华又是文化概念，一般是指古人所称“礼乐冠第”的中原文化。
把“中华”一词用于政治领域，在古代大概功效最明显的要推朱元璋。他在吴元（1367）十月命徐达等北伐后发布告谕中原各地人民的檄文中，提出了“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并且说：“归我者永安于中华，背我者自窜于塞外。”
(1)以“中华”对“胡虏”自然是族称，以之对塞外，则是地域。洪武元年（1368）二月又“诏复衣冠如唐制”；
(2)当然又属于文化与礼俗等内容了。但一般著作都只征引檄文中上述内容，而忽视了朱元璋在檄文中还说到“自宋祚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国，四海内外，罔不臣服，此岂人力，实乃天授”。承认元统治中国是符合天命，因而也就承认它是合法的了。此外，他特别强调蒙古、色目虽然不是“华夏族类”，但“能知礼义愿为臣民者，与中夏之人抚养无异”。当徐达攻克汴梁（今开封）以后，朱元璋也随即到达。当他南归时，徐达等到陈桥送行，朱元璋诫谕诸将说：“昔元起沙漠，其祖宗有德，天命入主中国，将及百年。今子孙台荒，罔恤民艰，天厌弃之。君则有罪，民复何辜？”因而命诸将，所到之处“必使市
然而当帝国主义阴谋瓜分中国的边疆时，边疆各民族挺身而出，保卫祖国的主权，其中著名的如晚清云南保界运动中的云南各民族，以明清两朝行使管辖的实证与英帝侵略者抗争，保卫了祖国的西南边疆；西藏1904年对英帝入侵
甚至在元大都（今北京）已平，顺帝北走之后，朱元璋在宣布各项善后事宜的诏书中，头一条即指出：“元主父子，远遁沙漠，其乃颜、蒯突等类，素相仇敌，必不能相容，果能审识天命，衔璧来降，待以殊礼，作宾吾家。”
(4)这些都说明朱元璋推翻元朝，在他看来和以往朝代革替一样，都是天命归弃的表现。他用“驱逐胡虏，恢复中华”动员了当时苦于元朝压迫的汉人及各族人民，但并没有渲染民族仇恨；相反，对蒙古、色目以至元朝宗戚、顺帝父子都采取宽容政策。这一方面说明了朱元璋的政治远见，同时也是中国已经有了多民族共处的长久历史传统所致。使“中华”再次成为政治口号，当以清末孙中山先生为代表。他在同盟会纲领的“民族主义”中，借用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但是，20世纪初的中国，主要矛盾是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国内的主要任务乃是推翻专制帝制，实现民主共和。孙先生在革命实践中认识到，必须把中国各民族结成一体，为推翻专制帝制，创立中华共和国而奋斗，其中包括满族在内。在建立同盟会时，有人主张用“对满同盟会”的名称，孙先生认为：“不必也。满洲腐败，我辈所以革命；即令满人同情于我，亦可许入党。”
(5)他又指出：“革命宗旨，不专在排满，当与废除专制、创造共和并行不悖。”
又如辛亥革命以后，帝俄策动当时外蒙古宗教首领哲布尊丹巴等宣告“独立”，而1912年10月和1913年10月，哲里木盟10旗王公在长春两次举行东蒙古王公会议，讨论赞助王族共和，拥护民国，反对外蒙古“独立”。
(9)1913年初，在归绥（今呼和浩特）又召开了西蒙古王公会议，内蒙古西部22部34旗王公一致决议，“联合东蒙反对库伦”，并通电声明“数百年来，汉蒙久成一家”，“我蒙同系中华民族，自宜一体出力，维持民国”。
(10)这可以说是中国少数民族向世界宣告自己是属于中华民族一部分的政治宣言。随着中国各民族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日益自觉地结成整体，中华民族实际上包括中国各民族的客观内在联系，越来越被揭示出来。孙中山先生在1924年1月23日提交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讨论《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重新解释“民族主义”说：“有两方面之意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

(11)在这个文件中还提出了“少数民族”的概念。在中国古代，曾经有数以百计族称的人们活动于中国历史舞台上，他们之间以共同劳动、和平交往为主流，但也有战争；有时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共处，有时在分裂割据状态中由纷争而接近乃至融合，主流是越来越紧密地结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到清朝乾隆时期，已将中国所有地方都置于中央政权直接管辖之下，标志着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确立和古代民族联合过程的完成。这些曾经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活动过的民族，无论他们与当代56个民族有无直接的渊源关系，无论他们是越来越兴旺发达，还是经过一段发展之后，其名称已经消亡而人民与文化均融入其他民族当中，更无论他们是在世居之地继续发展，还是移居它区，以新的面貌发展，尽管情况千差万别，但都对开拓中国疆域、创造中国文化以及缔造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作过自己的贡献。他们的历史，是古代中国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他们自然是中华民族形成发展过程中不可缺少的成员。

*丝民主主义
现代社会有许多标签，当一个引以为傲的标签仅剩下民族身份时，竭力鼓吹这个标签并试图以此牟利就成了最现实的需要，鼓吹需要旗帜，在国家明文规定打击极端民族主义的现实下，借古讽今就相对比较安全一些
别看中国老是怼美国，其实吧，国家最希望建立一个类似美国的公民国家，而非近代西方的民族国家，因为脱胎于东方化的帝国架构的国家，历史上就不算一个纯度很高的单一族群国家，建立公民国家能最大可能的维持这个国家的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