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客观情势而论,她确有不得已的、被迫的方面,她在扮演男性角色的道路上,已经愈走愈远、骑虎难下。正如她对父母所说的那样,“儿虽不孝,却是不痴”,今已位到三台,如若说明为女扮,则动地惊天,非同小可,“瞒蔽天子,戏弄大臣,搅乱阴阳,误人婚配,这四件一来,孩儿就是一个杀剐的罪名了。”(607页)不但己身难存,且将祸及爹娘,连累继父岳父康梁两家。即便天子恩赦,也没有“老师作妇嫁门生”之理,相府梁干金已浩封“一品夫人”又如何处置?桩桩件件,实难处分。更何况天子私情密意,等待坐收渔利,情势更不容败露真相。总之,由性别身份的复原将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使得现在是合理的、正当的、‘体面的、荣耀的一切,逆转为荒唐的、悖谬的、可耻的、有罪的。真所谓一着差,满盘输,令人动弹不得。[稗]
然而,客观的原因纵有千条.也不足以完全解释孟丽君的不肯回归。我们还应当从主观方面、即孟丽君的内心世界去寻找原因,这才是更为深层的、内在的原因。我们看到.她在改变角色、涉足男性领地、广泛参与社会生活的过程中,充分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智,真正发现了自身的价值和潜能.有一种自我实现的满足感、成就感。这种心态在作品的许多描写中明白无误地展现了出来。如哪明堂因才高功大屡受加封之时,那气象和感觉是深闺女子从未经历过的:“广袖香飘横象幼,朝衣日映出天阶。东华门外方登轿,唱道悠悠到往来但见那,金顶鱼轩起得高,风飘宝盖走滔滔。一临内阁该员接,丽阵相升堂会百僚。大众京官齐进渴,人人打拱与弯腰。蟒袍作队威仪重,纱帽齐班礼法高。肃静俱皆垂手立.端颜不敢展眉梢”曰06页)此时此际,少年相国能不扬眉吐气.感哨“世上裙钗谁似我”.“何须洞房花烛夜”!不仅自我感觉一十分良好.整个男权社会也给以广泛承认和高度评价.同僚敬服、门生拥戴、天子倚重.盛赞她“事事刚明有主张”、是“报国精忠大栋梁”.深庆“贤相掌朝.国家有幸”。在这样的自我感觉和社会氛围中,她视野开阔、胸襟扩大,对自身婚嫁的关注就相对淡化以至消解。她不止一次地流露“我孟丽君就做一世女官有何不可?”“从今索性不言明.威风蟒玉过一生。”“吾为当世奇才女”,“孝心未尽上忠心”.‘“何须嫁夫方为妥,就做个一朝贤相也传名”。她不仅“不欲于归皇甫门’:更不屑受宠幸被纳为后妃,实质上是不愿依附于任何男性而失掉现有的一切。这与她身旁那位“一品夫人”、念念不忘少华一心想成就梦中姻缘的梁素华,形成了鲜明的反差。[稗]
应当说,这种不愿意依附于人的自主自立、不愿意受制于人的.自尊自强,才是孟丽君性格中最有光彩最可宝贵的东西。比之其他女扮男妆的人物,孟丽君恐怕是走得最远的了。她真正领略到了作为一个独立的人、一个能够体现自身价值和受到社会景仰的人的尊严和乐趣。这是她在深闺之中以及一切处于家庭洞穴之中的女性所从未领略也永难实现的梦。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外面的世界很精采,孟丽君不愿意重复那封闭的人生了。[稗]
当然,孟丽君借以护卫自身、对抗社会的武器不能脱离她的环境和教养。“她是挟封建道德以反封建秩序,挟爵禄名位以反男尊女卑,挟君威而不从父母,挟师道而不认丈夫,挟贞操节烈而违抗朝廷,挟孝弟力行而犯上作乱。”(郭沫若:《再生缘前十七卷和它的作者陈端生,《光明日报》1961年5月4日)更何况在封建社会里,女性被规定永远只能扮演一种角色,即闭锁在家庭里为女、为妻、为母,作驯服的奴隶和传宗接代的工具。她们如若扮演了男性的角色,参入大社会,就是搅乱阴阳、颠倒乾坤、,罪莫大焉。这两种角色,一种是孟丽君所不甘愿扮演的,一种是社会不容许她扮演的。她无时不处在岔口上,进退两难,无可选择,这就必然陷入困境,以至被逼上绝路。当太后相召,醉以美酒、脱靴验看、真相败露之时,丽下垂相“口吐鲜血一命危”,书也就写到十七卷中止,作者再也写不下去了。[稗]